【本文节选自《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一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1月刊。本文通过分析各类因素如何通过各种辅助机制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各个阶段，进而让起始条件相似的国家走上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节选部分以英法西荷四国为例，分析了自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崛起的内在机制，即外部冲击如何造成国内财富重组进而推动了英国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最终推动了英国的制度变迁和崛起。辅助机制则回答了为什么英国崛起了，法国却未能崛起，而西班牙和荷兰却衰落了。本文通过在具体过程中，对各种辅助机制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了辅助机制对阶级兴衰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如何对权力斗争的结果和现代化的路径产生影响。】

为什么英国和荷兰的商人阶级有抗争而且成功了，而法国的抗争完全失败了，而西班牙的抗争却以另一种形式“部分成功”了。几乎所有的叛乱和抗争都与政府的财政危机息息相关，拥有充裕财政的政府通常不至于引发叛乱，因为有着足够的财力可以收买或者镇压反对者。

国家规模、阶级力量对比和外部压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什么样的商人会参与抗争，而这三者又共同决定了谁更有机会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这其中的核心是：权力斗争决定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国家的兴衰。

正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所言：“对外贸易真正的价格和面目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和国家的荣誉。”由于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大西洋贸易输入的金银最初都为王室提供了不需要降低货币成色就能够贬值的工具，无论它对阶级力量的消长产生何种影响，最初大西洋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然而，民族和王朝的竞争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地缘政治和宗教斗争是消耗各国财政最主要的原因，三十年战争持续时间之长，烈度之强让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财政都捉襟见肘，财政的困难加剧了国内的困境，让各国国内围绕金钱和权力进行斗争。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抗争几乎都爆发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后，荷兰在三十年战争后期才获得了独立。这里需要看到初始条件对权力斗争的影响，即宗教对立、国家规模、地缘政治以及前面所述的阶级力量对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下将对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四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英国

英国的查理一世继位时，他已经无法像詹姆士一世那样通过出卖土地来筹钱了，宗教分歧所引起的苏格兰叛乱给了王室财政最后一击。英国的商人阶级控制了经济，而且出口贸易的税源单一，英国半数以上的岁入来自于进出口的吨税和磅税，对这些不动产征税是相对困难的，因此只能通过与国会协商。而英格兰的商人阶级为给国王施加压力，甚至给苏格兰军队提供资助。查理一世为避免苏格兰军队的兵临城下，在1640年被迫重新召开被解散的议会。

在1620年间爆发的贸易危机让商人阶级意识到垄断的弊端，对于政治权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地域狭窄更容易让各阶层建立联系，将矛头共同对准中央。因此尽管国王提出的拨款要求并不过分，但是议院的领袖却抓住机遇，希望王权完全从属于民众一会，让公共自由彻底赢得优势。因此他们利用国王召开议会之际，提出了三大类的建议，分别涉及国会特权问题、财产权问题和宗教问题。

虽然英国国会起诉了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德（Stratford）伯爵，但实际目的是削弱王权而非单纯的“清君侧”。伯爵的剥夺公权案在后世看来是欲加之罪，但国王急于达成和解，批准了国会永久化和处死伯爵的法案。借助于剥夺公权案，国会相继掌握了关税的征税权（这占到英国半数以上的收入），并解散了国王的“星法庭”，国王被迫离开伦敦寻求地方贵族和领主的支持。

当政治上的妥协失败时，国王和他的挑战者就分为两个阵营，各自进行内战的动员。挑战者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挑战者的组织性、对资源的控制程度、他们追求共同目标联合的程度以及挑战的时机，都会对权力斗争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国王能够依靠的只有贵族和显要的绅士，他们仅仅出于荣誉和对王室的忠诚；而伦敦市和多数公司团体站在国会一方。英国经历了玫瑰战争、亨利七世对贵族的屠杀以及宗教改革以后，英国贵族已经日渐式微，到伊丽莎白一世后期上院提案已经不到五分之一。并且得益于税源相对单一，国会的支持者更为团结，国会一方占据大部分的经济资源，战争开始时王国全境都几乎掌握在国会手中。同时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新教在英国占据主导，教派的分歧加剧了国会一方的凝聚力。当时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法国也忙于内战和彼此间的战争，无法给国王以援助。

国王唯一的优势就在于贵族的战斗力更强，因此让国王军不至于不堪一击，甚至一度在斯特拉顿、兰斯多恩、伦德维多恩和纽伯里等一系列战役中取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由于双方控制资源的悬殊，国会军能够经受再三的军事失败，但是国王军在马斯顿荒原一役失利后就注定了失败。

本文并不想阐述两军交锋和审判国王的具体情况，而是考察各种初始条件的作用对战争的影响。对于英国来说，重商主义政策和专制程度较弱使得国王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相当不利，这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出于同西班牙竞争的需要，英国才通过重商主义将国家和市场的力量相结合，其结果是商人阶级逐步控制了经济。

而英国的岛国环境决定了要生存必须维持强大的海军而不是陆军，地理因素让英国王室不可能像法国一样集权，并通过上述各种机制间接促使了国王的失败。诺斯关于英国如果有常备陆军的反事实假设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英国的收入很大部分来源于海外贸易，结构单一脆弱，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海外贸易的话，常备陆军是无法供养的。

（二）法国

在法国，同西班牙的战争让财政恶化到极点，为了避免在战争中失败就必须要不惜代价地增加税收。从1630年到1648年间税款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官员的数量较16世纪增长了4倍，这些官员拥有减税的权力，其数量的增加导致税基的减少。法国没有强大的商人阶级，农民和地方领主的负担已经过高，再加重税赋获得的钱可能还不够镇压他们的叛乱，唯一可观的税源就是官僚阶层，政府再次征收亨利四世设立的官职税，要求王国官员预付四年保证金。

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抗争的政治目标或者说制度变迁的观念是不同的。法国的上层商业和工业阶级与帝制国家之间存在依赖关系，他们和土地贵族间并不存在相对紧张的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生产者阶级与支配阶级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地主支配阶级与专制性帝制国家之间。

马扎然的财政政策立刻引发了官僚的不满，高等法院立刻发动叛乱要求审查预算和财政收支，过重的税赋让此前受压迫的大领主、农民和下层民众都同高等法院联合起来，试图通过法院集会改革王国财政。但是当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法官和王公反而害怕君主制被推翻，因为他们仅希望通过权力斗争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与此相反，皇太后仅仅流放了马扎然，却“解除了厌弃战争，热爱王权的百姓进行叛乱的借口”。因为法国的抗争并不针对皇权，而是针对打算削弱他们特权的主教。

法国的投石党之乱最初由大法官们领导，市民和商人受尽盘剥起来反抗，而地方的领主因为黎塞留时期王室对他们压迫而趁机报复，富裕的官僚阶级也因为利益受损而反抗。在驱逐马扎然的问题上，投石党除了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外还联合西班牙军队，对于王室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是投石党的问题在于参与的阶层之间原本就矛盾重重，尤其是马扎然下野之后其政治目标的分歧立刻就暴露了。

法国和英国的差别在于法国拥有强大的正规军。历史上法国为战争付出了更高和更持续的代价，同英国协商征税的传统不同，法国人从国王口中得到了永久防御的承诺，值得他们付出永久税收的代价。因此法国依靠人头税而建立的正规军，成为王室集权主义的一个关键部门，军费来源不必再求助于三级会议，王室掌握了军队。

受到17世纪初军事革命的影响，民众和地方领主实际上很难同中央正规军进行有效对抗，起义所仰仗的仅仅是王室和政府内部的分裂。因此当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传至巴黎时，法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大法官们反而更加害怕市民起义的扩大选择同国王妥协。正规军很快就在结束第一次投石党运动的“战役”中发挥作用。虽然投石党的人数众多，但缺乏军事训练，孔代（Conde）亲王仅以八百士兵就击溃了巴黎十万市民。

第二次和第三次投石党运动则更多的是源于王权的内部矛盾，事实证明了贵族很难同市民进行长期合作，而孔代和蒂雷纳（Henri Turenne）这样的贵族也时常在王权和民众之间摇摆，在几次投石党之乱中加入不同阵营。作为投石党首领的孔代在占领巴黎以后很快就失去民众的支持，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贵族只能依赖外国军队，在大肆抢劫的外国“流寇”面前，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理性考虑，民众更加愿意同王室这个“坐寇”妥协。因此当西班牙自顾不暇而不能给予足够支持时，投石党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三）西班牙

西班牙与英法不同的是，它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哈布斯堡帝国更像是国家联盟，即使是中央政府也无法对全境实现有效的控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以外的地区对帝国的认同很低。尽管西班牙长期为保卫帝国而战斗，但是许多受保护的地区并不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西班牙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地方领主在海外贸易和对内“维稳”等方面需要中央军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在财政上同中央又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卡斯蒂利亚承担了主要开支，在财政困难之际菲利普四世希望阿拉贡王国中的加泰罗尼亚承担一部分开支，这反而引发了巴塞罗那的商业贵族的反抗。因此民族主义在西班牙反而导致分离主义的倾向，反抗者只寻求自己领地的独立。

地理大发现后，探险潮和金银输入的后果是人口下降和工资上涨，这让多数工商业者无法存活，也无法留住熟练的工人，只有贵族商人凭借特权和垄断才能在远洋贸易中获益。因此西班牙缺乏英国那样强大的商人阶级，叛乱的动力来自于地方贵族对帝国的不满。对外战争的失败既加重了税赋又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一旦中央企图摊派费用，叛乱就此起彼伏。西班牙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加重赋税，最终导致加泰罗尼亚和那不勒斯的叛乱，又为镇压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强迫葡萄牙人出兵，这又造成了葡萄牙的独立。

阶级构成决定了西班牙各属地所动员的力量不同。加泰罗尼亚的商业贵族阶层自身并不足够强大，分离主义的政策是出于对皇室过重的税赋和对战争的不满。但贵族同底层民众存在明显的阶级对立，甚至还要依靠中央军来镇压起义，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于第三方势力。而葡萄牙曾经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从民众到贵族的动员都形成了脱离西班牙的共识。而那不勒斯则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弱小，起义军由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

西班牙强大的常备军和税收制度则成为制度变迁的最大阻碍。十字军东征和同摩尔人的战争使西班牙的公民处于无限冲突的预期中，这种预期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长期的税收制度。税收和兵役制度让西班牙得以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常备军，16世纪末维持了近二十万的常备军。无论如何商人或者贵族阶级都无法单独与西班牙帝国抗衡，因而起义胜负结果更加取决于时机，或者说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干涉，内部的动员甚至是次要的。

加泰罗尼亚虽然也试图寻求法国的帮助，但是因为法国也分心于投石党之乱，西班牙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巴萨罗那被围困了近十三个月后，商业贵族的抗争就失败了。前面两场起义和三十年战争让西班牙筋疲力尽，而葡萄牙的民族意识觉醒后国内对脱离西班牙达成共识。葡萄牙在独立时没有一个人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名义进行真正的反抗。而1647年那不勒斯的抗争既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又缺乏恰当的时机，在三十年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西班牙已经获得喘息的机会，因此起义军很快就被西班牙舰队所消灭。

尽管西班牙内部起义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缺乏足够商人阶级的情况下，抗争仅仅是表达了地方权贵对哈布斯堡帝国的不满，但是仍旧无法触及核心的宪政问题，因此这些地区的抗争不会孕育出现代化的议会制度，反而因为分裂让西班牙走向衰落。

（四）荷兰

在当时，荷兰也隶属于西班牙帝国，但同帝国的其他部分相比，荷兰最大的特点是强大的商人阶级。荷兰本身缺乏足够的资源，依靠鼓励自由的工商业，反对协会的垄断，反而让荷兰成为西欧制造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早在16世纪，荷兰的金融和贸易就已经高度发达，工商业者和新教徒占据了主导地位。

荷兰等低地国家因其繁荣而成为帝国的钱袋，占据其岁入的半数。但是由于哈布斯堡帝国频繁卷入地缘战争，并面临了接二连三的危机，因而要不断从低地国家寻求越来越多的赋税收入。70低地国家尽管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查理五世，但在菲利普二世继位以后，他的极权统治引发了荷兰贵族的广泛不满。菲利普二世的经济政策极大损害了荷兰的利益，阿尔瓦通过横征暴敛和以各种罪名没收财产敛聚了3亿塔勒的财富。此外宗教迫害也加剧了荷兰同西班牙帝国的矛盾。西班牙将新教视为异端，长期迫害新教徒。尤其在阿尔瓦的恐怖统治期间（1567年—1573年），西班牙在荷兰成立了“血色评议会”，大量的荷兰居民遭到屠杀，仅头三个月就处决了一万八千人。

在宗教和经济两重因素的作用下，荷兰的各个阶层被迅速动员起来。在1566年，民间爆发了“破坏圣象运动”，荷兰贵族形成了“一致同盟”；商人们确信，若能独立于西班牙，他们的生意会景气得多。大批的工商业者和农民组成了“乞丐军”，在森林和海上展开游击战术。1568年，荷兰省和泽兰省爆发起义，在沉默威廉带领下组建军队同西班牙展开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尽管北方各省（乌特勒支同盟）在1579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独立，但完全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则要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

尽管联合省的经济实力雄厚，但是仍然无法同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抗衡。在沉默威廉被暗杀后，西班牙重新控制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几乎重建了统治地位。但是1588年和1590年西班牙分别爆发了同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在两场战争中疲于奔命，并且元气大伤。荷兰的成功就在于获得了英法的支持，并且强大的商人阶级获得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广泛支持。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后，荷兰趁机联合欧洲各国再度对西班牙开战，最终在1648年获得完全独立。

（五）小结

到这里我们已经叙述了四个国家不同的路径如何导致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法国王室的胜利创造了路易十四时代空前的中央集权，但专制让法国最终没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反而在近百年后爆发了空前的革命；西班牙则在专制和帝国的分崩离析中衰落，而荷兰在独立后的繁荣也如昙花一现。

唯有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掌握权力以后，他们通过对制定对其有利的制度来促进自身权益，即破除垄断的自由竞争、预算制度、鼓励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以及最重要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得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促进整体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建立规范财政制度的结果反而是英国能够以更加低廉的利率来筹款用于战争，又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的霸权，更加可预期的政府行为也鼓励了更多的投资。贸易垄断的破除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贸易，最终形成了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令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以及宪政和产权制度不断完善，使英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但是好的制度的创立，并不意味着必然有经济增长，安全和生产永远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荷兰就是一个重要的反例。荷兰因为是一个小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制度而得益，并在大国争霸中暂时渔利。一方面，完全的自由主义的外汇和产业政策导致的后果就是荷兰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的生产基础作为支柱。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了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了竞争力。另一方面，荷兰的劣势在于要将大量军费用于陆地的防御，英国则乘机在海上和殖民地贸易中占据更多的份额。荷兰在整个17世纪都处于战争和濒临战争的状态，缺乏海陆的安全保障和产业空心化，使得荷兰在英法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后，就注定了要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