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江涛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作为江苏省第三批医疗队队员之一飞赴武汉，与同事们一起支援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该院区收治的患者均为重症。

“这是我人生中过的最煎熬的一个春节……但也是我过的最有意义、最有温度的年”，从2月5日在武汉的第一个夜班开始，二十多天来他一直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ICU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战斗。观察者网在他的工作间隙采访了他，请他介绍了此刻奋战在一线医务工作者的细节点滴。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作为江苏赴湖北医疗队的成员，您和您的同事从接到通知到入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这次江苏医疗队在出征前做了哪些准备？之前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散装江苏”的段子，包括有消息称行李物资在机场出了问题，当时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

尹江涛：我们这一波人属于江苏省第三批联合医疗队，这批共有118名医护，2名领队，镇江市共有17名医护参加，其中，我们医院两名。整个报名应征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在出发前一天傍晚，我下班之前收到了通知，当时我们主任把文件在群里面发了一下，说我们院要抽一个医生去，我当时就第一个报了名。卫健委在下达任务的时候要求非常明确，对我们医院的要求就是派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刚好就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很快就定下来了，另外一个和我一起去的同事是我科的主管护师。

对于报名去武汉这个决定，我当时没有什么考虑和犹豫，作为一名医生，在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就知道有可能会需要我们上前线支援。我的父亲和我爱人都是医生，其实我们都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同事支援武汉，当时我在家也和他们商量了，说如果还需要人的话，我想去，我爸和我爱人他们都是医生嘛，也都很支持理解。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援助湖北的医务人员在出征前的合影，图片由尹医生提供

因为当时出发也比较紧急，我们不知道湖北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担心物资紧缺。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准备的一些随身用品，必要的生活物资，医院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护用品带去湖北：比如说一次性的医用防护服大概每人十套左右，每人八个护目镜，两只防护面屏，还有外科口罩大概四五十只，N95口罩大概每人十二只，还有一些高帮的鞋套，外科手套，洗手液这些东西，带去的物资还是相对比较充足。

其实关于“散装江苏”的各种消息主要是段子啦，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江苏省第三批医疗队就是在南京汇合一起出发的。据我了解第一批他们走得比较急，可能先接到通知就先走了，后面接到通知就后走了，在我们后面走的江苏医疗队主要是从南京和无锡两个地方出发的，不存在每个县每个市单独出发的情况，网上写得也是比较夸张。

关于物资的问题，我们这一批还是比较顺利的，网上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后面几批，因为那个时候同一时间段到武汉机场的医务人员及物资有很多，所以武汉机场一时半会儿协调不过来，就把队员先送到宾馆，物资后来再运输。后来这些物资和行李都没有问题。

观察者网：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武汉之后，日常的工作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觉得工作中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尹江涛：我们第三批医疗队来武汉后住在汉阳区的晴川假日酒店，当地政府、老百姓对我们是非常客气非常热情，也非常感激的，因为我们是过来帮忙的嘛，尽他们所能给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工作之外就在酒店房间里休息，吃饭是酒店给我们做的盒饭，往返医院则是乘坐政府提供的班车。可以说生活基本上保障得比较好。

在防护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图片由尹医生提供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重症隔离病房，一个工作周期一般来说是上五个白班，一个夜班，然后休两天。五个白班其中四个是日常班，从上午九点是到下午三点，最后一个白班是值班，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最后夜班是从晚九点到早九点。一开始的时候情况特殊，武汉这边的“欠债”很多，所以我们要把外面没有收入住院的病人全部都收进来，我刚来的前四天，上了三个夜班，那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地辛苦，不过大家最终还是熬过来，后来慢慢上了正轨，轮过班之后，现在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毕竟我们医院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因此一刻都不能放松。

休息天我们一般可以待在宾馆，但是除了下楼拿饭我们也不能出房间，因为我们都属于高危人群，拿完饭之后再回到房间里吃，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自己在房间里锻炼锻炼身体。我最近休息的时候就自己在房间里做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适当锻炼增强免疫力。

其实在工作中其他都还好，和我们平时都是一样的。主要是防护服穿在身上会比较不舒服和不方便。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先戴口罩，戴帽子，然后穿一次性防护服，穿鞋套，戴护目镜，有时候在外面还要再穿一身隔离衣，如果说要给病人插管或者是取样本，还需要戴头罩。防护服穿在身上第一是透气性不太好，另外它把全身裹得很严实，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戴的护目镜有的时候会产生雾气，也非常容易出汗。

穿着防护服尽量不上卫生间，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防护物资相对较紧张，如果中途上厕所会多用一套防护用品，且增加感染的几率，我们最长的班是八个小时，这期间我们不能吃喝，而且为了不在这八个小时内上卫生间，在上班前的一段时间就要开始不吃不喝。一个办法是忍一忍，尽量少吃，另一个办法是只吃干粮不喝水，所以我们一般上完一个班后往往会有轻微的脱水症状。

观察者网：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前线医生的工作条件，之前舆论一直担心防护服紧缺的问题，目前您工作的地方情况怎么样？另外最近一直有悲伤的消息传来，有数位医护人员相继牺牲，这次新冠疫情中感染的人数要大大高于非典疫情，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一线的医生是否会因此有更大的心理压力？

尹江涛：目前来看物资是基本可以满足的，但是之前我也发现，我们的物资供应也不算是特别的充足，因为我们用的防护用品的牌子一直在更换，说明之前供应不是很稳定，每一批的数量都比较少，而且病人也越来越多，因为前一段时间武汉在大力排查，应收尽收，医院的病人突然增加了很多，医院病人多了以后我们医护人员相应也多了很多，所以前期物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紧的，但是目前来说还是能够满足防护需求的。

医务人员感染主要是集中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传播力又出奇的强，一开始的时候医务人员对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并没有特别的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工作负荷很大、以及他们的防护装备供应不足，所以那段时间的感染率特别高。现在情况还行，因为防护装备，包括我们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都已经提高了，所以现在的感染率已经低了很多很多。

说句实话，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没有进医院之前，大家都挺担心的，但是进了定点支援的医院以后，到了我们熟悉的工作环境，我们发现提供的装备，我们的防护用品还是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防护需要的，而且我们的防护可以做到了科学防护，这就可以了。

观察者网：您所在的科室治疗的是重症患者，对于这些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人医生具体是怎样治疗的？很多人担心这个病痊愈后的后遗症问题，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后是否有这样的风险呢？

尹江涛：首先，这个病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说我们会针对性地使用一些抗病毒药物，如果说患者后面激发了细菌感染，我们会给患者用抗菌药物，我们还会结合一些中药，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因为我们这些病人主要是重症患者，所以往往会有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会根据病人呼吸困难的轻重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呼吸支持，比如说鼻导管吸氧，面罩吸氧，高流量吸氧，以及呼吸机的使用。

尹与病愈出院的患者合影，图片由尹医生提供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集中治疗，很多地方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已经有了及时交流治疗方案和传播有效经验的途径：一方面，我们医疗队的医生会有一个群，我们会在里面讨论病情。如果这个病人病情比较棘手，我们会上报医院，做一个全院的会诊；另一方面，如果别的地方有好的经验，国家卫健委会发文件到群里，这样的话一些好的经验大家就可以分享。

总体的治疗方案是差不多的，我们也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一定程度的个性化治疗。主要是抗病毒，增强免疫力，对症支持治疗，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都会有一些微调。比如说抗病毒的药物有盐酸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中药方面有连花清瘟胶囊等等。

关于后遗症，我想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首先，非典是2003年，现在是2020年，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医学科技是在进步的，对很多药物的认识也是在进步的。非典造成的后遗症主要是由于过量使用激素造成的，而激素的过量使用是会破坏人体免疫力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不提倡用大剂量的激素去冲击治疗。如果有的病人需要用激素治疗，我们用的量也是不大的，除非极个别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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