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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玲玲:大禹治水的方法和范围是什么?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新解

2019-11-20 07:42:05

【文/尹玲玲】

鲧禹治水,是我国广为流传的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神话传说的背后蕴涵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故而,历史学界往往不满足于停留在传说时代的神话解释层面,更希望能在认识传说时代共性的同时,探究特定地域的历史个性。

关于鲧禹治水的具体地域及范围,学界曾有争议,现在一般都认为仅在黄河流域。关于鲧禹治水的具体方法,则一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对于这个古老的论题,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成果作些集成研究。本文即是运用考古学的创获,结合环境史与水利史知识,从历史地理角度作出的研究尝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遂公盨出土,李学勤认为其铭文的发现,“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证”。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相应提前了好几百年。关于上古洪水及其创世神话,有学者认为鲧禹治水神话同于西方的动物潜水捞泥取土造陆的神话母题。这一观点始自日本的白鸟库吉。傅斯年也认为“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点明禹的神道性质。日本的大林太良又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阐述了阿尔泰地区的神话,认为其流传地域遍及欧亚大陆及美洲印第安部落,由此认为鲧的神话原来应当就是捞泥造陆神话。该类型神话的中国版,经萧兵、叶舒宪、李道和等人的发掘研究,实为鲧禹治水神话已“确无疑义”。

如徐旭生所云,古代的传说虽口耳相传,因年代久远容易失真,但大约都有历史的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历史工作者如果能审慎地处理,就可以剥开它们神话的外衣,找出真正历史的核心。关于鲧禹治水传说中神话与历史的成分及比例,历史学界的认识也多有分歧。顾颉刚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于鲧禹治水,则认为传说里面夹杂了很多的神话,质疑是否确有其人。徐旭生指出,传说时代的许多人名,往往兼有个人与部落集团的双重性质。因此,文献上的黄帝、炎帝、颛顼等人名,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而应看成是由这些人或这些人的继承者率领的部落集团。这一观点对我们认识鲧禹治水的传说很有启发。历史学界就鲧禹治水可说基本形成共识,即该传说的某些细节虽然存在一些神话成分,但其背后仍突显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国上古时代曾经洪水暴发,先民们曾在英雄式首领的带领下成功地治理了洪水。

遂公盨

关于洪水暴发和鲧禹治水的具体地域,历史学界以徐旭生为代表的以往研究一般认为在黄河流域。他考证认为,洪原本是一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小水名共水,其水旁乃后加,洪解为大是后起之义。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在兖州,次则在豫州、徐州,余州无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对于共、洚及洪各字的考证与训诂及其各水间关系,徐旭生后来已有反思,强调“此问题很复杂,不像从前所想象的简单”,他自己对“现在所能得到的解释也不能完全满意”。徐旭生在论证相关问题时,涉及南方地域的证据一般都予以否定。既然洪水之洪原非专名,不能导出洪水即共水,将洪水暴发区域和鲧禹治水地域定为仅在黄河中下游不太合适。事实上,早期文献中无论鲧、禹治水,均写为“鸿水”,洪范也都写为“鸿范”。我们现在讲“开辟鸿蒙”、“鸿篇巨制”等语汇时,仍然在用其初、大之义。

洪水暴发与否和全球气候波动、海平面的升降密切相关,在暴发地域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无论史前、历史时期还是当代,应该都不例外。当前,学界不乏掌握和运用先进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认为,长江流域在4ka BP前后经历过显著的古洪水事件。

长江流域幅员辽阔,江湖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古史起源多元论是民国古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国上古时期同时并存多个地理区域,其中生活不同的种族,他们在文化上也有不同。蒙文通认为,上古居民约可划为三个集团,分居于河洛、海岱和江汉三地域,先秦学术文化也大体可划为北、东、南三系,《山海经》、《庄子》与《楚辞》等均属南系作品。他指出,《山海经》把古巴蜀、荆楚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且详记岷江中、上游。我们认为,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史前先民同样面临过洪水暴发的困境,鲧禹治水足迹可能亦及长江流域。

遂公盨铭文

鲧禹治水之方法,相关记述屡屡提到“息石”、“息壤”,或单提,或并举。《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郭璞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并引《归藏•开筮》曰:“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淮南子•地形训》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曰:“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应该说,用息石、息壤以“堙洪水”的记述是非常具体的治水方法。但“息石”、“息壤”究为何物,因古文献相关记述极为简略,加之郭璞、高诱云“息壤”能无限生长、越挖越多,使其蒙上了神秘色彩。

“息壤”问题引发热切讨论。已有研究大体可分神话与科学两派。神话一派的观点虽存一定分歧,但总的趋势是将息壤的含义无限扩大,对其具体方法则并不在意,甚至觉得无从考证落实。但正如王子今所论,史学界“更关注远古洪水传说的史实背景,更关注以鲧和禹的事迹为神话影像的刚刚步入文明阶段的先民们治理洪水的具体方式,更关注与此相关的文明史的进程”。

二、从江陵“息壤”的文献序列看鲧禹治水

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由于地势和气候条件优越,是长江流域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地区。根据5.1—4.5cal.ka BP屈家岭文化时期后期人类遗址主要分布在50—200米海拔高度的分析,其时人类生存可能受到过水域扩大和洪涝灾害的影响。在2070BC—1600BC的夏代则经历过显著的特大洪水事件。

鉴于考古学界以上判断,我们再来梳理历代有关“息壤”的大量历史文献。如果从其涉及的地理空间进行归类的话,记述较多且较为集中的大体有三个地点:其一,荆州子城南门外,即今湖北江陵沙市附近长江北岸;其二,湖南零陵县南一处名为龙兴寺的古寺;其三,秦地战国甘茂盟誓处。其余则是很少的零星记述。关于第二处地点的核心记述为唐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其余基本为后续转录或围绕该篇所作阐发议论。有关第三处的历史记述本有分歧,有的认为并非地点与地名。相比之下,以湖北江陵的“息壤”记载最为集中,形成一个连续的文献序列。

1.西汉刘向《别录》:江陵子城南门有息壤

笔者目前追溯到的最早的江陵“息壤”直接记述乃苏轼之《息壤诗》,最早的间接文献依据则为南宋罗泌《路史》“息壤”条目转引之《别录》。《路史》书成于乾道庚寅年(1170)。该条云:“江陵之壤,锁镇水旱。《江陵图经》引《别录》云:子城南门,地隆起如伏牛马,去之一夕,辄复如故。在昔传为息壤,腾践或死。”“息壤”条之征引目录中同有《江陵图经》与《江陵志》。《路史》之后,前者仍常被其他文献所征引,如明陈士元《江汉丛谈》、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隋唐图经骤然繁兴与官制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演变成宋元后之“方志”。《别录》乃中国首部有书名有解题之综合性分类目录书,西汉刘向所撰。“息壤”条之《别录》不可确定是否即为刘向《别录》,如是,则最早可溯至西汉。所记内容则明确提到“息壤”的地理位置在“子城南门”,且点明“在昔传为息壤”,可见该地早已流传此说,并已涂上“腾践或死”的神秘色彩。

2.唐五代佚名《溟洪录》:裴胄误出“息石”以致洪与埋而止雨

《江陵图经》之后,较早的息壤间接文献当属唐五代之《溟洪录》。该书今已散佚,《路史》“息壤”条目有载,内容较《别录》之简单叙述丰富得多,所记之事据云乃唐代荆州牧所亲历,记载详细具体,故事也极传神。现转录如下:

元和初,裴宙镇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规模楼橹,悉仿荆城。其中空,径六尺八寸,甚工致。命徙之藩篱间。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涨莫遏。人抱为鱼之忧。会欧献乘居楚山,驰问之,对以事迫,凿石弗及,令陶范为江陵城,内广六尺八寸,楼堞门阙无少差,于南门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当止。宙始惊叹昔人所填,从之。既瘗,祭之。夕复隆起。

“裴宙”,有些文献记为“裴宇”,均误,应为“裴胄”,“元和”疑为“贞元”之误。《溟洪录》中所记或即当为裴胄任职荆南期间亲历之事。该书见于《宋史•艺文志》,列入小说类,因此,这个故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尚存疑。不过,故事内容开始将“息壤”与“洪水”真正联系起来,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亲历之人物,乃至事件前后发展的全过程,使得“息壤”与洪水的关联非仅停留于神话传说层面。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称此事乃“从道士欧阳献之谋”,该书转录了《溟洪录》中相关记述,谓“前古相传,不知其始”,并云“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游宦纪闻》又录有柳宗元《息壤记》内容,并称“龙兴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复见矣”,又指出秦甘茂盟息壤处“乃在秦地”,不是永州,并认为三地之息壤中永州与江陵“二郡大率相类,而秦地之息壤,则未详也”。《路史》云欧献“乃洛中道士,博学多闻”,并说此事“亦见《江陵志》”。考南宋淳祐进士周应合曾编撰《江陵志》,淳祐在公元1241—1252年间,晚于《路史》,则《路史》所引《江陵志》当在周应合《江陵志》前即已成书,是早于该志之志。裴胄亲历“息壤”一事后又多见于历代志书及众多文集的征引或转录,故事面貌大体相近而稍有出入。

3.唐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禹用息壤以平洪与荆帅仿禹

《溟洪录》之后,有关江陵息壤的新描述当属间接文献《玉堂闲话》之记载。该书今已散佚,当前可见最早征引其中关于息壤条目者当为《太平广记》,为便分析,现全文转录该条如下: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填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

《玉堂闲话》大抵为唐五代时笔记小说,今人有辑佚本。将这一故事中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与上述《溟洪录》所载相较,除地点外,均有明显不同。时间上,如确为“数百年前”的话,则尚为早出。地点同在“南门”外,只是未用具体距离描述而强调其地物参照为“雍门之内,东垣下”。人物上,虽同有州帅,献策者则非“洛中道士”而为“江陵书生”,从外地方士变成了本地儒生。尤为重要者,故事已追述至大禹治水,非常明确地将“息壤”与上古传说联系起来,并指出江陵南门外之所以“泛溢无恒”乃因“兹有海眼”。大禹治水具体方法则为“镌石造龙之宫室,填于穴中,以塞其水脉”。支撑这一记述的则是一篇名为《息壤记》的特别文献,博学的江陵书生曾读过此文,王仁裕写作该书时,仍能看到,可以用来对照检验。该条目后又曾为多书广泛征引,面貌大体与《太平广记》所引相类。

4.北宋王子融《息壤记》:淳化、庆历二度发息壤以求雨

苏轼《息壤诗》乃记述息壤之直接材料,其《叙》云:“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其脊者。傍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复如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可知“息壤”乃为苏轼亲见,但其是否真的不可触犯和致雷雨却并非其亲见,仍属转述。不过,北宋时真有亲历息壤与雨旱洪水相关事件者。《玉堂闲话》之后,间接记述江陵息壤可致雷雨的新材料当为北宋皇祐三年(1051)王子融所作《息壤记》,该篇先后为《路史》、《东南纪闻》、《江汉丛谈》、《玉芝堂谈荟》、《康济录》等征引或转录,或引片断,或引全文。现将《江汉丛谈》中所引全文转录如下:

庆历甲申,余以尚书郎莅荆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与郡僚过此地,无复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请掘取验,虽致水沴,亦足为快。因具畚锸,置土数百担以备,俟旦从事。是夕雷雨大至,远近沾洽,亟以馨俎荐答。医博士张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儿时,见大谏臧梦寿(丙)尝以久旱发之,数尺,巨石如屋,四面为柱为牖,其南隐出门闼。百夫莫动。乃縻以巨索,牵水兕二石蹄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穷其石城。因覆以屋,绘为风雷之像。陈希元(尧佐)又易以神龙像。皇祐三年,子融致仕,始记焉。

这段文字包含北宋淳化初年与庆历四年(1044)先后两个历史故事,二者又有共通性,均因久旱而发息壤求雨。臧丙字梦寿,河北大名人,“弱冠好学。太平兴国初,举进士”,“淳化二年,拜右谏议大夫,出知江陵府。岁余,疾。上闻之,遣中使及尚医驰往视之,踰月卒,年五十三。”王子融亲历之事在庆历四年,医博士张若水在现场,其时年逾七十。臧丙淳化二年(991)任职江陵府,仅一年多即病死,故张若水所言儿时见臧丙发息壤事应发生在淳化三年前后,距庆历四年约52年,正好与张若水所言“儿时”年龄相当。关于这次息壤发掘的故事,文字中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描述,云“牵水兕二百蹄出之”。如此,这一描述应当可信。

南宋时也有关于江陵息壤的记述,《吴船录》云范成大到达江陵留宿沙市时,与江陵帅辛弃疾一同游览“渚宫”,有“息壤在子城南门外,旧记以为不可犯”,但只是“旧传如此。近岁遇旱,则郡守设祭掘之”,发掘息壤时,“畚其土于傍,以俟报应。往往掘至石楼之簷,而雨作矣。则复以故土还覆之。”“掘土而致雨”乃“辛幼安云:‘亲验之而信’”之事。但查存世辛氏文集未见有述及息壤者。

5.《五杂组》与《觚賸》:明万历、清康熙时息壤的再现与再验

明清时江陵息壤记述未断,谢肇淛《五杂组》中有“息壤祠”条目,先引《山海经》中“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句,继而云“今江陵南门有息壤祠”,后即讲述前文所析裴胄任荆州牧时故事,再之后较珍贵者则乃明代当代息壤故事,记云“万历壬午新筑南门城,乃复得而瘗之,置祠其上”。据此可知,万历十年(1582)时息壤又曾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随即又埋于地下,并在上面重建祠宇。

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云:“荆州南门有息壤,其来旧矣。上有石记云,犯之颇致雷雨。”这段文字与此前罗列文献所记相类,无甚稀奇,难得的是文中继而详述“康熙元年,荆州大旱,州人请掘息壤”,后从其请以发掘,当夜即发大雨,且雨水长达四十来天,导致江水泛溢冲决万城堤,差点儿毁掉荆州城的故事。王氏所载并非孤证,钮琇《觚賸》亦载其事,文字面貌与王士禛所记大体相类,乃事件亲历者之详尽记载。钮琇于康熙四年(1665)听太康王司训钿说起元年时随父在荆南为官,当年大旱,当地百姓请求发掘息壤,一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息壤能致雷雨一说,但过了三个月都还不下雨,迫不得已,只好顺从他们的请求。到了荆州南门外的大堤上,挖了不到数尺,就有房屋模样露出屋脊,又挖下去约一尺,打开房屋走进去,看到一个方锥形物体,近看“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纹如篆”,当地百姓说,这就是息壤,于是赶紧掩埋起来,但还是如上文所说,当夜就连下暴雨,万城堤溃口,荆州城几近沦陷,可证以往志书之载,但石碑已经不在了。康熙元年的这个故事后在《山带阁注楚辞》与《楚辞余论》中又有转录。

综上所述,自西汉刘向《别录》以来,历经隋唐的图经地志,唐五代的志怪体小说,宋元明清的方志,直到明清的文集笔记,可以说多种文献体裁都有对江陵息壤的记述,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记载息壤的文献序列。除上述文献证据链外,还可从自然科学角度进行逻辑论证。

三、“息壤”与江陵沙市之“息壤”考辨

据环境考古研究,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经历了多次波动,长江流域的考古遗址数量也呈现出相应的波动。湖北全省夏代主要遗址仅有7处,全部分布在海拔50米以上地区,其中3处分布在海拔150—600米地区,这一分布态势充分表明在夏代经历过显著的特大洪水事件,受洪水影响,人类只能在海拔50米以上地区生存。

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曾出土一笥泥土,竹简称为“溥土”,李家浩关于“溥土”的议论紧扣“治水”主题。然而正如王子今所说,“即使如此,‘溥土’也仍然只是一种象征。至于‘息土’、‘息壤’何以能够‘镇治水’、‘防御水’,则仍然是未解之谜。”“息壤”究为何物,具体到江陵之“息壤”,又是怎样一种情形,下文将对此作深入剖析。

1.以往研究对“息壤”的讨论

部分早期传世文献记鲧禹治水方法有明显区分,即鲧用堵而禹用疏。这种区分对后世影响很大,认为禹因疏而功成,鲧因堵而殛死。童书业则考证说:“这种观念笼罩了二千年来的人心,大家都认为无问题的事实了”,但实际上“颇有和这种观念相反的说法”。梳理《山海经》本身记载可知,集中记述鲧、禹治水的内容多在《海内经》与《大荒北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大荒北经》:“共工之臣名曰相繇……禹湮洪水,杀相繇”,“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可见,《山海经》中所记禹治水的方法,都是“布土”或“湮”。

后世人们对鲧禹治水方法有区分的认识,可能与屈原《楚辞•天问》中的质难有关,即“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人们结合《山海经》中“禹所积石”与《禹贡》中“浮于积石”及“导河积石”的记载,将禹治水之法主要解读成了疏导之法。《礼记》与《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述强调“鲧障鸿(洪)水而殛死”。这种对比强化和固化了人们关于鲧、禹治水方法有别的看法。屈原乃天赋奇才式的诗人,然其可能不一定熟悉水工,《天问》乃其向天所发诘难,思维又多跳跃而非连续,故而所记之鲧、禹治水或许较本来面目已有距离。鲧、禹乃长期亲躬治水第一线的专业首领,《山海经》所记其治水多为较完整的传说故事,时间也更久远,应更可信。只是一方面早期文献缺少记载,存在断层,另一方面后人不懂经文所记治水之具体方法,从而视为神话。

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传说,抑或只是神话故事?吕思勉曾指出:“以息壤湮洪水者,谓以土填平低洼之区也”,“此盖古代治水诚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神话中仍有人事,犹之寓言中之名物,非可伪造也。”先民治水确乎是“诚有之事”,至于“息壤”这一“恒用之法”究为何,我们则可再作讨论以增进认识。

《山海经》郭璞注云“息壤”乃“土自长息无限”,其注文对经文的理解与表述已不够全面,或者说产生了一定的偏差;高诱注《淮南子》所云“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则开始偏离经文本意,之后历代学者的解说仍莫衷一是。“息壤”经理学名家朱熹之阐释,其含义更是大大偏离经文原义。朱熹云:“所谓帝者,似指上帝。盖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鲧窃之而帝怒也。”“帝”可解为天帝,也可解为“人主之帝”,朱熹此说已将其释为“上帝”,“息”则被释义为“平息”。明代杨慎作《息壤辩》,认为壤“盖耕治之土也”,“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畎亩,以堙淫潦之洪荒,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可知,杨慎已将“息壤”泛化成一般的可使作物在其上生息的耕地,强解为君授于民的桑土稻田。经杨氏这一阐发,“息壤”的含义被不断扩大。

杨氏观点之后有所流传,如明人朱国祯《息壤》:“息壤有二,一,甘茂盟处,一,即此。所云鲧窃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触者死,前后皆符。然则理诚不可穷。柳以劳疫当之者,亦臆说也。而旧有详为辨者,未知孰是。”意谓息壤有二处,不知哪一种说法对,但朱氏认为柳宗元用辛劳和疾疫的观点解释息壤是臆测之说。此处之“旧有详为辨者”,即指其全文转录的《息壤辩》,但他同样表示“未知孰是”故而全文转录以存。因朱氏书中转录之条目并未注明出处,故而罗漫、王子今引用讨论时未曾提及杨慎观点而当成朱国祯的原创。对于杨慎观点的深远影响,明陈士元认为“此说异于众说,而《荆州图经》所载皆略而不论矣”。意即杨慎置鲧禹用“息壤”以“堙洪水”的具体地点和史实于不顾,从其口气不难看出,陈氏对杨氏观点不敢苟同。总之,随着历代名人名家的阐发与释义,鲧禹用“息壤”治水的神秘性被不断加强,其神话特质也越来越被强化,颇有点类似“古史辨”派所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有关“息壤”,科学派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冻融土、膨润土、夯土、加筋土这几种观点。当代史学界对息壤问题所倾注的热情和探索始自顾颉刚,他认为渭河峡谷的黄土土层因地下水之冻融作用而隆起的现象,是“息壤”传说的现实依据。罗漫则认为息壤即现代工业中的膨润土,其最大特点是遇水膨胀,膨胀系数一般为十几到四五十倍,这与治水的息壤会“长息”的特点极似。王子今则说息壤实为夯土,其“密度大于一般土壤,更大于新掘之疏土”。李广信认为息壤应是古人利用草木竹石与土创造出来的加筋土,用以拦截阻挡洪水,秦汉时称茨防,宋代称埽工。

或许是科学派的解释尚不能让人十分信服,故而神话一派的研究继续得到伸张。他们认为,“息壤”是具有生命与灵魂特质的东西。例如,叶舒宪提醒人们注意“原始神话中的息壤原型与古老的生命观念、灵魂观念的联系”,认为“息壤之所以能自行生长,是因为它具有生命,它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神曾用吹气的方式将生命之息——灵魂注入其中”。很显然,当代学者们的观点可溯源至明代杨慎的桑土稻田说,周延良甚至将“息壤”扩义成了孕育生命万物的“土”的概念。

已有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据笔者对既有学术史之梳理摸排来看,虽有余伟的通俗读物联系具体地点描绘过息壤,结合具体地理位置和空间深入讨论“息壤”者则少。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小克认为鲧禹治水所用息壤出自昆仑,昆仑原型即位于楚国西北之岷山。文中虽未确指息壤究为何物,但其所论与本文内容有较密切关系,值得重视。当然,论题所宥,对于“息壤”究竟是什么则语焉不详,更遑论阐明其原理。既然是讨论古代先民治理洪水,那么发生洪水的具体地点在哪儿?这些地点又有怎样的地理特征?这恐怕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接近历史真相比较可行的办法。

2.江陵“息壤”:泥沙淤积而成的沙堤洲滩

自宜昌至江陵地势的下降,从峡江至荆江流速的减缓,必然导致河流输沙能力的下降,河流所含泥沙随着流速变慢而沉积淤淀,形成边滩或近岸洲与江心洲等,分江流为主泓道与分汊流。历史上枝江境内荆江河道中洲滩众多,或为江心洲,或为心滩,或为边滩,其中江心洲长期稳定,可以居住和耕种。东晋盛弘之《荆州记》云枝江“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太平寰宇记》引该书云(枝江)县西自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99洲。

江陵县境的江段主要为沙市河湾段,上起陈家湾,下至观音寺,流经江陵、公安两县,为微弯分汊河段。沙市段最初形成当距今约5000年,均为多汊分流的弯道,且由该地区西北向东南迁移。河床南迁,北部洲滩淤长。自全新世以来,随荆江三角洲的发育,多汊分流与泓道南迁,形成大大小小的沙洲散布。据图1可知,洲群自荆州城东呈放射状向下游展布,相对密集的洲群可划分为4条洲滩系列。李长安的研究则说沙市之地质—地貌剖面有5个南北并列的江心洲砂体,是5次河道变迁的产物。砂体的时代由北向南变新,表明了河道由北向南的迁移,从江心洲砂体间距离来看,近3000年来河道南迁的速度在加快。通过钻孔资料和遥感资料的综合对比分析,在全新世中期,长江古河道位于沙市市北,大约由江陵县向东流。无论如何,在各个时期江心都有沙洲沉积,并随着江流的南迁而向北并岸。

图1 沙市地区第四纪全新世沙质洲滩分布图

资料来源:据周凤琴《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文中“第四纪全新世沙质洲滩分布图”(《历史地理》第13辑,第24页)改绘。

长江出三峡后河床坡降减小,两岸限制减弱,水力的机械分异作用充分表现出来,江心洲表面沉积物的粒度向下游细化。上游关洲和董市洲洲头为叠瓦状砾石床面,江口洲和火箭洲洲头为砾质砂覆盖区,马羊洲洲头为砂质覆盖区,洲头沉积物粒度逐渐变细。泥沙沉积到马羊洲以下沙市河湾段已是粒径很细的沙,由于交叉断裂的存在而导致河床近乎直角形转弯,江流在此形成回流,速度进一步减缓,更易沉积。因此,这里的地名自古以来就与洲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楚国宫名“渚宫”,说法之一即为“洲城”。南宋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自四川召还,五月由成都起程顺江东下,“庚午,发杨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县。四十里,至松滋县。二百十里,至荆南之沙头,宿。沙头一名沙市。”可见,南宋时地名即“沙头”,洲沙之头。可能因河湾处可供客货船舶停港靠岸贸易互市,形成规模可观的市场,故又名“沙市”。

“息壤”,即为泥沙淤积而成的沙洲。东晋郭璞所注《山海经》,为“息壤”一条所释之义即为沙洲。郭璞“土自长息无限”的解释使“息壤”蒙上无限神秘的色彩,实则应联系上下文整体看待。在解释其无限生长之特性后,先是转引《开筮》文字以更具体地描述伯鲧之治水方法,然后紧接着说汉元帝时临淮郡的徐县境内地面上涌,形成“长五六里,高二丈”的所在,这就是所谓的“息壤”。这是一个沙洲生成的实例。

查《汉书•五行志》:“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又,《汉书•地理志》:“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是年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口,原屯氏河断流,出现了鸣犊河与大河分流的形势,行河六七年。可知公元前39年的夏秋季节,整个华北乃至江淮流域曾发生持续相当长时期的大规模降水,不仅黄河大堤北向决口,形成并流河,南面的江淮流域也暴发特大洪水,冲决民房聚落,洪流造成大量人员淹溺死亡。临淮郡在颍川、汝南、淮阳诸郡下流,郡下有29县,徐县即其一。

笔者认为,造成“徐县地涌”的,就是洪水带来的上游淮阳等郡的大量泥沙在徐县境内淤积,从而生成了一个大沙洲。鉴于如此大规模的沙洲在较短的洪水周期内淤积形成,恐怕非仅由淮河的含沙量所能造成。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向因东北、东南之决徙而呈扇形,因此,笔者怀疑黄河早在夺淮入海之前的汉永光五年(前39年)就曾南决。这次特大降雨和洪水可能不仅导致黄河北向决出鸣犊河,可能亦因南向决口而导致含沙量惊人的河水部分下泄至淮水中,这才使得“临淮徐县地涌”而迅速淤成规模可观的沙洲。

长江中的沙洲  图自“东方IC”

笔者以为,郭璞是一个长于观察与思考并能对自然界现象作出较为准确判断与描述的人。其《江赋》有“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句,王育民曾引以论证晋时涌潮现象。潮流所能到达的顶点是其时称为“赤岸”的扬州,而涌潮的力的作用,也就是潮波的波能,所能影响到的最西面的顶点则远及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郭璞对更为复杂的潮流与潮波现象能有如此细致的观察、深入的思考与准确的表述,或可认为他对“临淮徐县地涌”现象,对“息壤”条目的注释,乃至对整本《山海经》的注释也都建立在同样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事实上,凡是涉足自然科学领域者,尤其是水工第一线参与工程实践的专家,对“息壤”的理解和表述就都是写实的,未当为神话。如明代曹胤儒云:“江阴地势最卑,当漕河下流,又为众水入江要道,去江堧可二里,并江多山,土隆崛坟起,日以广斥。盖古所云息壤也。”很显然,作者是将“息壤”理解成河流泥沙沉积而成的沙滩。又,明代姚文灏云:“中吴地势,沿江有山为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逦隆起,山脉引带生气流通,日渐增长,如古之所谓‘息壤’。”大意与曹胤儒所言相类,只是更强调沿江岸线因为有山脉丘陵的包围防护,不易发生侵蚀,河流作用更主要地表现为泥沙的沉积隆起。顾颉刚曾就“息壤”现象咨询矿学家张幼丞,张幼丞说:“息壤为自生自长的土,这话从地质学上说来也是正确的。世界上有两种显著的因素可以造成息壤,一种是水,一种是风。”张氏是用水成说与风成说解释土壤沉积作用,并用崇明沙洲举例说明水力沉积作用,可见其认定与水相关之息壤即为沙洲。但他强调无论风成、水成,无论黄土层还是河流沙洲的形成都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堆积,都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形成的,所以断定永州和江陵的息壤都“不属于此类”,也就是说不是沙洲。

自《别录》始,江陵息壤“去之一夕,辄复如故”的特性即为后之文献广泛转录与流传。那么,江陵“息壤”是否真能迅速生成,一日可就呢?真相到底如何?从前引范成大所云已知“息壤”可一夕而就、迅速生成的特性只不过是“旧传如此”罢了,也就是说,沙洲并不能一夕生成,而应是日积月累而成。只不过,当夏秋洪水泛滥时,因河流含沙量明显高出平水与枯水期,让人觉得“息壤”能快速生成而已。

江陵“息壤”为泥沙淤积而成的沙堤洲滩已如上述,然鲧禹治水所用之“息壤”实乃堵管涌之“息石”。因“息石”与“息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区别与关联,及其作用与功能的差异,人们的认识模糊不清,“息壤”的面貌变得越发神秘莫测、扑朔迷离。

四、禹镌石城以“塞海眼”与历代江陵“息石”之治管涌

据环境考古相关实证研究,在长江上游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发现有早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防洪水利工程。距都江堰58.9公里的成都市温江区红桥村遗址,是一处宝墩文化三期(4.1—3.9ka BP)的大型聚落,为抵抗古岷江河道洪水袭击,采用木桩及夯土抵挡洪水,在古河道旁将河道砾石层加固为河岸夯土。该水利工程有其独特的地质基础,是先民对第四纪地质和水文作用不利影响的防治。那么,上述长江中游的江陵“息壤”锁镇水旱这一历史传奇,是否也揭示了与鲧禹治水传说时代基本相当的4ka BP前后的防洪治洪水利工程呢?这一传奇背后究竟又有怎样的科学原理支撑?本文认为,“息石”究其实质是为治理堤防管涌。管涌,是指在渗流作用下,土体中的细颗粒被地下水从粗颗粒的空隙中带走,从而导致土体形成贯通的渗流通道,造成土体塌陷的现象。管涌破坏一般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一种渐进性的破坏。管涌发生时,水面出现翻花,随着上游水位升高,持续时间延长,险情不断恶化,大量涌水翻沙,使堤防、水闸地基土壤骨架破坏,孔道扩大,基土被淘空,引起建筑物塌陷,造成决堤、垮坝、倒闸等事故。

1.鲧禹治水所用“息壤”实乃“息石”

考古研究证实,江汉平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广泛的人类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江汉平原的环境变迁。从20世纪90年代的洪湖钻孔到利用孢粉、粒度、有机碳同位素、磁化率等多种环境替代指标分析,一些研究关注到江汉平原气候波动、环境变化和湖群演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朱诚等通过对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文化层、自然地层和埋藏古树的研究,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揭示了江汉平原全新世异常洪涝灾害发生的规律。4.7—3.5ka BP属于洪水频发期,江汉湖群的扩张和水患灾害是两湖平原文化北向和东向迁移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鲧禹治水之地域或当包括长江流域。前述江陵“息壤”文献序列仍明显偏晚,早期文献《楚辞•天问》中的相关记述或可佐证,且其内容可上连《山海经》。正如近来学者之总结,“《天问》是《楚辞》中的一篇奇文,也是屈赋研究中疑问最多的作品之一,向为楚辞学者所关注”。文艺学界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鸱龟曳衔,鲧何听焉”一句该作何解,向来争议颇多。学界认为,“从对《天问》原文的解释上说,分歧最大的便是对‘鸱龟曳衔’一句和‘阻穷西征’一节的理解”。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众说纷纭。王逸《天问章句序》中说,屈原于放逐之途,“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蒙文通指出,《山海经》古应有图,且图的起源应当很古,其图与经当与《天问》一样,都是据壁画而作,“《天问》所述古事十分之九都见于《大荒经》中,可能楚人祠庙壁画就是这部分《山海经》的图”。永州龙兴寺“息壤”之色泽模样乃“状若鸱吻,色若青石”。《天问》既为据壁画而作,楚人之祠壁上或当画有“鸱”形“息壤”。笔者认为,屈子此问中所提“鸱龟”或亦与用以压制管涌之“息石”有关,也就是被雕琢成形制貌若江陵城的有“鸱吻”形象或装饰的巨型石质宫室。至今,形容中国古建中宫室正脊两端翘起的雕饰的术语仍称“鸱吻”。“鸱吻”后演变成“螭吻”,其形象也历经演化,由鸱鸢、无尾四脚蛇等变为鱼龙,因属水性而用之镇邪避火。“鸱尾”雕饰的原初实用功能也有压镇意,用以压制屋脊筒瓦。“鸱龟”之“龟”则可能与后之龟趺相关。龟喜负重,中国传统文化中向多碑下龟之形象,也符合用重物以压管涌的愿望。

永州龙兴寺之“息壤”既“色若青石”,可确知其为“石”而非“壤”。前述有关江陵“息壤”的历史文献序列,实际上也都与“石”有关,明人谢肇淛更曾明确指出,“息壤,石也,而状若城郭。”前述江陵南门外历次发掘或出露的“息壤”也均非“壤”而为“石”。江陵子城南门之外向来即为难治之地,事实上,自传说的大禹治水以来,这里就存在堤防管涌现象,故而需用“息石”之强力压制以镇水,也就是说避免管涌。

2.江陵“息石”:防止堤防发生管涌的巨石

余伟曾提出用“息壤”以堵管涌的观点,只是未明确指出“息壤”究为何物,而是将以往学者的观点全部杂糅在一起。为更好地阐述相关问题,且看《路史》之“息壤”条目: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长而不穷。如出入息,息肉、息钱、息妇云者故有息石。高子勉《息石诗序》:在江陵庄严寺。或云韫玉。汉元帝时临滁地涌六里,崇二丈。……盖息壤也。……昔高从诲镇渚宫,出经其处,问书记孙光宪,对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虑万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镇之。

渚宫,春秋时期楚国宫名,故址即在今湖北江陵。高从诲(891—948),五代十国时期南平国第二任君主。前述《太平广记》中已提到有《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填于穴中,以塞其水脉。”这里提到的“泛之无恒”的“海眼”应即为管涌“穴”,禹所“镌石”则为治管涌的“息石”,禹治水的方法则为“填”与“湮”。追溯相关记述,我们可在《天问》中发现蛛丝马迹。屈子首句劈头就说:“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汩”字之义,童书业考证说,“‘汩’字训‘没’,与‘湮’同意。”笔者认为,“汩”应当是泡水的意思,也就是管涌,如成语所谓“汩汩流淌”是也。所谓管涌,就是坝身或坝基内的土壤颗粒被渗流带走的现象,是指在汛期高水位情况下,堤内平地发生“流土”和“潜蚀”两种不同含义的险情的统称,这种险情在湖北一般叫翻砂鼓水,在江西叫泡泉。由此可见,“汩鸿”就是冒洪水的意思,涌水翻沙,水往上鼓,与《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对“管涌”的定义与描述完全吻合。

相比《山海经》,《天问》中“汩鸿”与“鸱龟”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鲧禹治水的细节,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误导我们的记述。例如“洪泉极深,何以窴之”一句,既说明江陵一带向有“洪泉”即管涌现象,可能即为鲧禹治水的对象;同时也说明屈原并不懂管涌真相,以为泡水的地方必为地下深泉,故而质问怎么能填。如此,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鲧禹用“息石”以压管涌的具体治水方法。“窴”后作“填”,其义亦可深究。窴,“塞也。从穴真声。待年切。”有“穴”头则仍与“水穴”即“管涌”现象相关联,而“填”已失此关联,治管涌则主用镇而非仅填。笔者认为,“窴”与后来的“填”非仅为“塞”之意,应可通“镇”。古代曾用土星为岁星纪年,认为土星每28年运行一周天,一岁镇守一宿,称“填星”,“填”即通“镇”。

至此,据年代久远的《山海经》原文,中经《天问》所记各句联缀,兼及后续文献序列的相关记述,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判断,鲧禹是将巨石雕琢成形类江陵城的巨型宫室,填塞并镇压在发生管涌的泡水口,也就是用重物强力压制以治管涌。鲧禹治水的方法得到了揭示,并落实到汉代江陵子城南门外这一具体的地理空间,这一地点又随时间的发展、河床的南移而转移到五代十国时之万胜门外。笔者推断,柳宗元与祝穆所记湖南永州“状若鸱吻,色若青石”的“息壤”,其性质当亦与湖北江陵禹所镌“龙之宫室”相类,都属用重物压制以避免管涌的“息石”。

现代科技已经揭示,发生管涌的原因主要有三:(1)堤坝、水闸地基土壤级配缺少某些中间粒径的非粘性土壤,在上游水位升高、出逸点渗透坡降大于土壤允许值时,地基土体中较细土粒被渗流推动带走形成管涌;(2)基础土层中含有强透水层,上面覆盖的土层压重不够;(3)工程防渗或排水排渗设施效能低或损坏失效。三者之中的前两种均与江陵沙市这一地点相吻合。管涌的现象在历史文献中称为“坌”,如宋人记“息壤”之“颇以致雷雨,近代有妄意发掘,水坌出不可制”。“坌”,作动词有“涌出”之义,可组词为“坌溢”。至今,湘方言里说物满而溢仍用“坌”。言其“水坌出不可制”,就是水往上翻鼓、冒泡溢出之意,描述堤防一旦发生管涌即难以控制的景象。

“息石”的作用就是用巨石压制,避免因渗流而管涌。一旦“息石”被发掘出来或移开,就会因细沙逐步流失而出现管涌,造成堤防坍塌,使得洪水由溃堤处漫灌淹没城池。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为免后人不懂水性而误动“息石”,自古以来即在旁立石勒碑以示警戒。“腾践或死”的警示在不懂堤防洪水水性的民众眼里,自然充满神秘色彩,敬畏而不敢轻易触碰。不过,在长期摸索于治洪第一线因而深谙洪水水性的专业人士眼里,“腾践或死”并非吓人之语,而是实实在在的警告。既不能随意踩踏触动,更别说是将“息石”发掘而出了。因为一旦触动“息石”,甚至发掘而出引发管涌的话,就极有可能导致被洪水冲溺而淹毙。

《方舆胜览》又云:“息壤,在籍县南一里,有地亩余,踏之软动。”此处所指“息壤”在今四川眉山市仁寿县境内。“踏之软动”与上述因地下水渗流等而可能导致的管涌前兆非常相似。可能即因该处亦有管涌现象,故而也用“息石”以堵塞与镇压。柳宗元言湖南“永州龙兴寺东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龙兴寺”地名当亦关乎水,或即因易发洪水故而称之“龙兴”。从“夷之而又高”一句来看,也与洲沙被铲平后又可淤高的特性相符。据前文所述可知,洲沙这种不具粘性的土壤最易发生渗流导致地基坍塌而管涌。如此,“凡持锸者尽死”一句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洪水管涌导致被冲溺淹毙。

治管涌者既为“息石”,为何自《山海经》以来皆称之为“息壤”?石头应该并不能生长,为何也称“息”?“息石”与“息壤”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下文即围绕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3.石可息壤:“息石”、“息壤”混称之由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水利乃农业命脉,自鲧禹治水以来即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科技知识。古人对河流水文力学有很科学的认知,如对江心中沙洲的淤涨坍消现象及其水文力学原理,即“洲聚于沙,而沙抟于水也”。古人曾利用这一原理以人工干预,促使或加速沙洲的形成。明崇祯末年官军将帅左良玉用两艘巨舰装载铁器石头沉入沌河入江口,迅速淤成沌口沙洲就是例证。古人明确指出,“凡江中洲渚多由浮沙旋拥以成,而沙之所以旋拥者,必有巨石重器兀然抵柱其间。水性湍逆,沙滓附著,顷刻而起”,故而沙洲的演变“虽天工所在,实可以人力为也”。“中流砥柱”这一成语的原初意义与效果,看来早在鲧禹时代就已有很好的认识和利用。镇管涌之“息石”就相当于兀立中流之砥柱,可使江流减缓,助力泥沙淤淀。

对于沙洲与城垣聚落及民众生计之间的关系,古人也有精当总结,所谓“此以水藏洲曲,可以避风,水浅洲回,可以下锚故也”。沙洲与城防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湖方志对此有详细记述。如武昌府江夏县境,大江“逼绕会城,旧恃金沙洲障之。迩来洲徙,水泛横流,直冲江岸,侵啮城址,岸石崩弛”。汉阳府境南纪门外“曩江岸有刘公洲障之,去水略远。百年以来,洲既沦没,岸亦崩洗。城郭剥肤,势且不测”,“城根半在水中,向赖城南之鹦鹉洲以为外障。今洲已湮没,外无捍御,江水直洗堤脚。”汉阳府与隔江对岸之武昌府城垣因有无沙洲护岸而轮番告警,交替反复。

历史时期江陵也曾上演用人力干预沙洲演变,改变江流形势以护岸御堤的故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初一日上谕据地方官奏称“荆州水患,询之该处官员兵民人等,咸以窖金洲侵占江面,涨沙逼溜”,乃敕令地方查看形势,于府城濒江处所修建矶嘴、石坝之类,逼长江主泓南摆,以将南岸窖金洲所涨沙滩渐次冲刷,减小洪峰对北岸荆州江陵万城堤的冲击。江陵治水之传统当可上溯鲧禹时期,或即以巨型“息石”压埋于此以免渗流与管涌。“息石”既可挡江流对荆江北岸的侵蚀与冲击,并助力泥沙以“息石”为中心淤淀沉积,形成洲滩,从而起到对北岸江陵的护岸与护城作用。总之,人工堤防没有出现前,沙坝自然堤就已有护城与护岸的作用。人工堤防系统出现后,堤外又可赖以“息石”为内核而淤成的“息壤”也就是条带状洲滩以保护岸线与城垣,堤防与沙洲构成双保险。

正因为“息石”可息壤,也就是促进泥沙淤积,故而“息壤”既可指镇管涌所用之“石”,也可指“石”上所息之壤,“息石”、“息壤”之名由此混称并用。自《山海经》以下,历代文献记鲧禹治水者莫不如此。如非水利工程实践第一线的专业人士,大多不能明白其中道理,而经后世郭璞、高诱,尤其是朱熹与杨慎乃至今人的“层累”阐释后,更是杂伪难辨。

江陵沙市何以易发管涌,何以需用“息石”以治管涌?上述江陵“息壤”与“息石”锁镇水旱这一历史传奇与其地理特征有着怎样的关联?换言之,江陵沙市在地理空间上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呢?下文拟剖析其地形地貌特征与地质背景。

4.江陵沙市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其地质背景

如所周知,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下降,自宜昌至江陵乃第二级降至第三级。地势的阶梯下降使得中国河流总体呈西东流向。长江出三峡后进入江汉平原,因地势的阶梯下降,河流比降骤减,流速迅即减缓。自巴蜀至江汉,两岸的地形、地势与地貌迥然相异,这种自然景观上的对比与差异古人已有细致的观察和独到、准确的描述。峡江两岸、夔州奉节一带是摩天入云的陡峻高山,千峰万壑,但出宜昌后入荆江地界,回首西望,山峰已“杳然不复一点”,景观一变而为“苍烟落日,云平无际”,两岸已非“猿声啼不住”之山地景观,而是“极目楚天舒”之大平原。自峡江至荆江,其流速可从“千里江陵一日还”与“九曲回肠”两种描述中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对比。河流比降减小,江水不能讯速下泄,总得有所停蓄,于是只能以空间换时间,通过迂回转折,增加曲率,加长河道来停蓄水流。荆江曲流发育,洪水宣泄不畅,极易溃堤成灾,故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由于桐柏至大别山自北而南的掀斜作用,在江汉平原北缘的各级水系均呈近南北向平行梳状排列(见图2)。地表水系是一种对地壳构造运动反映极为敏感的地貌类型,上述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水环境的控制性影响十分明显。据图可知,江汉平原的水系平面展布特征极不正常。自西向东的各水系进入盆地后不是按自然规律直接向东从盆地中心穿流武汉,而是以近于直角转向南流,在盆地的南缘绕一个弯后再北东向流往武汉。

图2 江汉平原水系展布特征图

资料来源:据李长安《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同名图改绘。

地质学者基于湖北省地质志的最新划分方案,依据江汉盆地第四系沉积物的成因类型组合、物源差异,并结合地貌类型和新构造运动特点等将江汉盆地第四系划分为西缘露头、沉积中心和东缘露头三个地层分区,并分别建立相应的岩石地层序列。江陵沙市正好处于前二者的分界线上。新构造运动的性质及特征对该区第四纪沉积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近南北向的沙市—闸口断裂两侧无论在第四纪沉积厚度还是岩性变化上均有较大差异,并控制着江汉平原强烈沉降区的西界。

河道如何弯曲转折并非随机,河流也非随意摆动,而是受制于河床所在的地层地质背景,如断裂线等。长江在湖北境内的几个直角形大拐弯,均严格受构造运动所控制(见图3),如宜都—枝城大拐弯受鄂西南隆起带东西向褶皱及天阳坪大断裂之抵制而成;沙市大拐弯为荆州背斜及其断裂所约束;郝穴大拐弯与监利—公安大断裂有关;石首大拐弯则受监利—澧县大断裂之影响。长江在城陵矶突然转向北东流,则与沙湖—湘阴大断裂有关。江汉盆地的基底断裂分布具有较强规律,据断裂走向和产状等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基底断裂的形成主要与东秦岭—大别造山带、江南构造带以及黄陵隆起带等在印支—早燕山期的挤压逆冲碰撞作用有密切关系。

图3 江汉盆地基底断裂与江陵凹陷分布图

资料来源:据刘云生、王延斌《江汉盆地的构造—地质结构样式分析》(《石油天然气学报》2008年第1期)文中地图改绘。

断裂是构造变形的直观表现,江陵凹陷是江汉盆地最大的次级负向构造单元,以万城断层为界东西分块,西部为一洼一隆的构造格局;东部以几条主要三级断层为界又可南北分带。江陵凹陷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发育了众多断层,各期次运动发育的断层在性质与展布上有极大差异,因而具有多期性、多向性、多类型、多级别及分区性等特征。三个断裂系统分别反映了不同应力作用形成的断层几何学、运动学特征。万城断层为长期活动型断层。江陵凹陷东界为丫角—清水口断层,北边有纪山寺断层,西为问安寺断层,南界为公安—松滋断层,它们共同控制着凹陷的生成发展。万城断层为前白垩纪基底断层,其后经历了三个主要活动期,并控制了这三个时期地层的沉积。此即为荆江万城堤乃该区史上最易溃决而险情迭出堤段之由。

总之,江陵凹陷中数百条大大小小的断层形如蛛网,相互交叉、切截。在这样的地形地貌条件与复杂的地质环境背景下,江陵附近的水沙形势也就表现得异常复杂而难以控制;与之对应的是,这里的洪水与泥沙的治理自然也就极为困难。据环境考古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居住面高程从7.0—5.0ka BP峰值降到最低点,可能与前期的降水丰沛和水域扩张有关,因为人类需要向更高地区转移以抵御长江干流和支流的洪水。

行文至此,我们已知鲧禹用“息石”、“息壤”是最具体的治水方法,但因其记述简略,“息壤”成神秘物质,其含义又因历代阐发而不断泛化,神话要素的成分被逐级放大,加重了“息石”、“息壤”的神话气息,强化了鲧禹治水的神话特质,使我们偏离了对神话背后历史真实的认知。历代有关息壤的记述,以湖北江陵沙市一带最为集中,资料最为翔实,构成了一个连续、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文献序列。掘息壤以致洪或发息壤以求雨的故事贯穿了自西汉至明清的历史,真正书写了江陵息壤“镇锁水旱”的历史传奇。传说与文献序列相连贯,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也证实长江流域在4ka BP前后的鲧禹时代确乎经历过显著的古洪水事件。鲧禹治水应非仅在黄河流域,可能涉及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具体地点之一,或可落实到湖北江陵沙市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空间。鲧禹治水的具体方法在这里得到了较为明确的揭示,“息壤”为泥沙淤积而成的沙堤洲滩,“息石”则是用重物压制以防管涌的巨石。石可息壤,既可指所用之石,也可指所息之壤,故而混称并用,导致世人莫辨。

“息石”的特定埋深还有水文指示意义,时有因旱而设祭以发“息石”求雨的举动。气候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具体表现在气温与降水这两个指标上。当长江流域的持续干旱到达一定程度,水位下降到接近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比如“息石”埋深所在的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接近周期的结束和转折的到来,从而旱期结束,发生降雨。人们在多次的求雨实践活动中,发现了“息石”与降雨之间的关联,从而得出发“息石”可致雨这样的经验总结。当然,实际上求雨是否应验虽有上述概率性原理,但具体到每一次则纯属偶然,只是应验与否却被有选择性的记住或遗忘。未能应验的,黯然遗忘;恰好应验的,则口耳相传。又因上述气候波动的概率性依据,应验的概率与次数肯定远大于未应验者。这一现象因此得以载诸史册,也就更加强化和深化了人们的相关经验,从而形成求雨实践上的循环。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原标题为《江陵“息壤”与鲧禹治水》,观察者网经“历史中国”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尹玲玲

尹玲玲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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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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