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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托利亚:在明朝,精英阶层的社会流动率有多大?

2020-06-17 08:16:3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最近教育部推出的“强基计划”在朋友圈刷屏,各大名校纷纷派出最强导师天团,吸引愿意报考文理基础学科的高中学子。不仅有本硕博连读贯通培养模式的优势,更有助于打破以往“唯分数论”的现象。

高考招生模式虽然受到诟病,但的确是目前最公平的招生录取方式,而且这些年也不断改革创新,针对社会上提出的寒门学子难入名校等声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贫困地区农村学子的录取政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高考对于解决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明朝为例——作为寒门子弟,如果出身在明朝,在社会阶梯上成功攀升的机会又有多大呢?

科举考试是底层民众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从宋代起,科举考试便成为了传统中国最主要的文官选拔方式,可以说是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唯一途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在明清时代,如果要想参加科举考试,首先必须要有户籍。

明代的户籍册和今天的户口本不同,现在大家只要有户口都是正式的公民。而明代的户籍却有很多种类,主要是“以役为定”。明初在编定户籍时,根据人户向政府承担的差役种类来确定户籍种类,承担常规徭役者就被登记为民户,承担军役者就被登记为军户,承担手工业劳役者就登记为匠户,承担制盐的人户就被登记为灶户。在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大户种之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小户种,比如“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1]

户籍类别确定之后,就要世袭承担相应的役种,不许改籍。虽然户籍之间横向流动是封闭的,但是通过科举考试的纵向流动还是被许可的。各类正式户籍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对于底层人民来讲,科举考试无疑是改变命运的独木桥。尤其是军户、匠户和灶户,这些户籍的差役相当辛苦。如果没有考中科举,便只能继续从事父辈的职业。

“无籍之徒”和贱民阶层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编入正式的户籍册,意味着要承担纳粮当差的义务。但并非所有生活在明帝国范围内的人都拥有户籍,其实当时没有户籍的“无籍之徒”大量存在,而他们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体系之外的。

最著名的“无籍之徒”是分布在福建沿海、珠江三角洲以及海南岛附近的疍民。他们又被称为水上人,长年以船为生,很少上岸定居。此外,分布在浙江杭州、绍兴、金华、衢州等地的“九姓渔民”也是不被纳入帝国编户齐民的水上人。疍民和九姓渔民并不是普通的靠打渔为生的渔民,他们其实是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族群。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遭到岸上汉人的歧视。[2]

以水为家的疍户 资料图

除了“水上人”之外,一些“山里人”也属于化外的“无籍之徒”,比如广泛分布在南方山地中的“僮”、“僚”、“俚”等族群。这些生活在深山密箐之中的土著居民,与斯科特笔下逃避国家统治的赞米亚山地居民很像。[3]不论是“山里人”,还是“水上人”,都属于少数族裔,他们不著版籍,不纳赋税,游离于帝国体系之外。

还有一些属于“贱民”阶层的人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明代的“贱民”群体主要有三种:一是浙江绍兴、宁波以及南直隶苏州、松江等地的丐户,又称堕民;二是南直隶徽州府及其周边的世仆,又称伴当;三是华北地区的乐户。

其中尤以堕民最为人所熟知,明代沈德符的《敝帚轩剩语》中曾有详细描写。“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监诸职,如吴所谓伴婆者……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巨富,禁不得纳赀为官吏。”[4]可以看出,堕民和普通平民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其身份都是世袭的。一直到清末都还有堕民,鲁迅先生小说里的闰土和杨二嫂就是典型的堕民形象。

闰土

徽州地区的世仆和堕民相似,也是和大姓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世代充当其奴仆。《清史稿》中都还有记载,“江南徽州有伴当,宁国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甚有两姓丁口村庄相等,而此姓为彼姓执役,有如奴隶。”[5]这些贱民阶层不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迁徙自由,连婚姻也受到限制,只能内部通婚。所以,明代的贱民是没有机会改变命运的。

明代社会流动率高于近代西方社会

如果是有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普通平民,考中的概率又有多大?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曾经统计过明代平民进士所占比例,所谓平民进士就是祖上三代没有功名的人,这类人大概占到进士总人数的一半。而进士中的官二代、官三代群体,即祖上三代中有过考中进士或者有过做官经历者的比例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尤其是明代前期,平民进士所占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由此,何先生认为明代前期精英阶层的社会流动率极高,即使是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难以超越。

不过生活在明朝的不同年代,社会流动率又有所差别。大致来看,从明初以后的社会流动率开始不断下跌,到清代则降为37.2%。何炳棣先生认为这主要与明清时期人口的倍增及技术与制度的停滞有着很大的关系。[6]

不仅不同时代社会流动率不同,生活在不同省份科举考试难易也不一样。正如今天各省高考试卷不同,录取率不一样,明代的科举考试也有分卷制度和配额制度。明朝初年科举取士不分南北,虽然洪武年间有著名的南北榜事件,但即使到了永乐年间,还是没有分地而取。

一般而言,随着宋代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文化中心也经历了由北到南的变动。明代南方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太湖流域地区人文之盛,非北方可比。明初全国一张卷的统考制度,直接导致北方的进士数量远低于南方。到了仁宗洪熙年间,矛盾终于爆发。北方籍大臣要求科举考试应该南北兼取,呼吁教育公平。“科举取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方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7]于是,明朝的会试开始有了南北分卷的现象。

到了正统元年,又进一步分为南北中三卷。以百人为率,南方55人,北方35人,中部10人,人称“三色卷”,具体录取名额后来又有变动。南卷包括南直隶的应天、苏松等府,也就是今天的苏南、皖南地区,还有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广等省。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主要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南直隶凤阳、庐州、滁、徐、和州,也就是今天的苏北、皖北地区。

明代状元顾鼎臣

科举考试既是全国范围内的竞争,也是地方性的竞争。全国范围内有会试,地方也有乡试。不仅会试考中进士的名额是分配制,各地乡试名额也已经事先确定好。乡试名额的分配导致各省之间乡试的录取率也有所不同。按录取率的高低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南北两直隶是第一层次,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广东、山东、四川、陕西是第二层次,广西、云南、贵州是第三层次。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科举强势区域、中势区域和弱势区域。[8]

强势区域看似录取率相对比较高,但由于当地文化比较发达,科举考试的省内竞争其实更加激烈。所以明代也有一些强势区域的人冒籍到弱势区域去考试的现象,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不过这种行为也是被朝廷严令禁止的。

如此看来,对比现今的高考制度,生活在明代的寒门子弟的晋升之路可谓是相当坎坷。如果不幸出身在没有户籍的“无籍之徒”或者贱民家中,那就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注释: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1976年,第1878页。

[2]朱海滨:《九姓渔民来源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3] [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4][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丐户》

[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

[6][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7]《明仁宗实录》洪熙元年四月十一日条

[8]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83-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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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托利亚

伊斯托利亚

古典学研究者,自由文史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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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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