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1958年，作家李凖到河南农村体验生活，住在当地的妇女队长家中。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启发他进行文学创作。两年之后，他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了《李双双小传》。1962年3月，导演鲁韧将之搬上银幕。个性鲜明、笑声爽朗、追求进步的农村妇女李双双逐渐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今年是《李双双》上映60周年。重温这部作品，我们仍能被故事所具备的张力与主角的出色表演打动。就故事立意而言，《李双双》反映的问题也并未过时：在公共空间，农村妇女如何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在家庭空间，她们如何彰显自身的价值，而不再只是丈夫口中的“屋里的”、“做饭的”？

今天的我们仍在讨论这些内容，而《李双双》则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给出了答案。

影片一开始，李双双给丈夫孙喜望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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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那个时代，李双双并不知道“女性意识觉醒”、“妇女权利”等名词，但是她本身的行为正是对这些术语的践行。她积极参与村里的大小集会活动，保卫自己的权益，与落后守旧的观念做斗争，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丈夫和身边的环境。在那个年代，她无疑是一位既实现了个人价值，又贡献了集体的女性。

故事一开始，李双双就给观众留下了泼辣能干的印象。面对村民“小偷小摸”拿公家东西的行为，她敢于不留情面、仗义直言。村里修渠缺劳力，她便主动领着一队妇女参与其中。出完工的双双回到家中，被丈夫孙喜旺指责“多事”、“误了做饭”，双双也敢于据理力争，批判丈夫思想落后。

村里越来越多妇女参与修渠，问题也来了。不少妇女都被家人嘲讽：“又不给工分，是白出牛力！”双双逐渐意识到：“现在这么缺劳力，妇女却都不去，这和咱们队工分记得马虎有关系。”于是她灵机一动在村口贴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言献策。这些想法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村民的推荐下，读过初中、能写会算的孙桂英和双双的丈夫孙喜旺当选为新任记工员。

李双双的建言献策

随着故事的展开，双双还因为丈夫计工分徇私与之产生了冲突。孙喜旺则一直觉得双双说话冲、管得太宽。两人的矛盾逐渐被激化。不过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两人还是冰释前嫌，找到了更好的相处之道。双双帮助喜旺实现了进步，故事也迎来了愉快的结局。

孙喜旺和李双双的家庭生活是融洽的。但是，孙喜旺也有难以免俗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台词中，孙喜旺多次说到洗衣做饭、伺候男人是李双双应该做的，自己可以因为爱而“帮忙”分担。而在经历了几次“离家出走”之后，孙喜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慢慢放弃了对李双双“管家婆”式的界定。他开始将李双双当成自己的同志，也认同双双的理念。更加平等的家庭氛围也得以在他们之间形成。

在电影里，李双双还是自由恋爱的维护者。当孙桂英的父母试图给女儿找个城里人相亲、包办婚姻的时候，也是李双双站了出来，促成了桂英与自己心上人的结合，帮她摆脱了“父母之命”。这在其他人看来似乎是多管闲事，觉得李双双的手伸得太长了，伸过了自家的锅碗瓢盆，伸到了别人家去，但是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恰恰彰显了李双双所代表的女性们在思想上的先进性。

随着后续内容的展开，我们看到了李双双更为丰富的生活场景。而这些内容也部分诠释了李双双为何能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何李双双能够在家庭中获得如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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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生活之外，双双和几个妇女积极分子主动参加生产队的修渠活动，想为集体出一份力，她们期望在集体活动中展现妇女的力量。这本质上是一种忽视生理差异的性别平等，不由让人联想到60年代真实存在着的“铁姑娘”。

而李双双不光在行动上证明了女性的能力，还对女性在集体劳动中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上文介绍，她认为大队里对女性记工分太过马虎敷衍，没有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随后还亲自向生产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群众对李双双的意见表示支持，老支书赞扬双双能干，公社的党委也同意重新纠正原来不负责任的计分行为。从这一步来看，李双双不仅走出了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走向了集体的公共空间，还挑战了原来传统社会固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陈规，实现了性别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双重翻身。

值得一提的是，李双双还是一位教育者。她的第一个指导对象就是她的丈夫孙喜旺，在她的丈夫逃避责任，因为怕得罪人不愿意担任记分员这个位置时，她通过自己的方式“逼”自己的丈夫承担起了责任，用李双双的台词说——“就看不惯你这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并且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一直监督并鼓励孙喜旺秉公办事。

电影中的副队长金桥和公社的社员因为挣工分投机取巧，只图速度不求质量。他们被李双双揭发之后心生不满，劝孙喜旺要对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教。喜旺顶不住压力，以离家出走威胁双双，二人在反复拉扯之后，不欢而散。

后来，当孙喜旺面对金桥等人贪污的事实仍无动于衷时，双双立刻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不应该高高挂起，否则也是害了金桥！如果说之前面对双双的教导，孙喜旺还是无动于衷的话，这次他算是真的听了进去，主动解决了问题。

重归于好的李双双与孙喜旺

这部分故事通过李双双的表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女权理想。与此同时，也阐明了妇女通过在集体中劳动挣工分、获得话语权，并以此提升家庭地位的路径。李双双让孙喜旺逐渐意识到了她并不只是个“洗衣做饭的”，这也迫使孙喜旺反思自己的问题，寻找与双双更合理的相处之道。

在农村妇女解放运动中，一系列旨在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层面地位的配套政策至关重要。1940年，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信中就写道：“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

1943年2月26日，《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经济建设起巨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

在劳动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对于李双双们的解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50年代的《新中国妇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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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双们得以出现，源于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女权主义者的呼吁与努力，更源于新中国带来的解放和建设红利。在《李双双》创作的那个年代，保护女性，提升女性地位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重要的法律《婚姻法》，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主张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规定“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这部法律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婚姻习俗，明确“禁止重婚、纳妾”，让长期处于买卖和包办婚姻下的农村妇女获得了拒绝包办婚姻和离婚的权利。此外，当时一系列打拐、禁娼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这些都保障了广大妇女群体的权利。

1953年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中，第一章总则的第四条规定：“凡年满十八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各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些立法让女性的财产权利和参政权利都得到了保障，但是考虑到地域差异、封建思想残余回潮等复杂因素，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尚不能完全落实到基层去。

有时候，法律和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未必能够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时至今日在许多欠发达地区，传统的父权制逻辑依旧深深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婚姻方式还是家庭的运转模式，都未能逃离出固有的框架。改变这些现象，无疑仍然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

影视作品中的李双双，她的成功既基于自己的先进意识和出色的能力，还依赖于背后的公社和集体的支持。当今时代亦是如此，只有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之下，妇女权益保障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技术的层面讲，如何让相关法律更好地落实到基层？如何进一步保障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权？如何保障她们在宅基地等方面的财产继承权？如何防止各种黑恶势力渗透基层，侵害妇女儿童权益？如何及时发现、及时解救被侵犯合法权益的妇女儿童？这些都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次的两会提案中，我们也看到了代表们的不懈努力。

而在宏观层面，如何让农村社会“再组织”起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则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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