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美国主流媒体被一个名叫本·罗兹的人弄得怒气冲冲。《纽约时报》杂志日前刊登对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的采访文章，他自曝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故意散布编造消息，力图操控媒体引导舆论。同时，文章还显示罗兹蔑视一些美国外交人士和美国媒体。

罗兹在谈及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时说，当政府代表还在与伊朗方面商定协议细节时，他就开始研究如何对付美国国会和记者的“策略”。他声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回音室”，“在协议宣布前，一群专家在各大智库和社交媒体的说法，都是我们让他们说的内容”。当记者们争相报道伊朗核协议的消息时，谁都不知道，这些专家所言所行都是罗兹和他的团队精心策划的。

这些信息一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对自己独立媒体的形象被抹黑大为不满，纷纷对本·罗兹口诛笔伐，《外交杂志》直斥罗兹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华盛顿邮报》则认为这篇访谈令人厌恶，政治人物也不甘落后，持反对伊朗核协议立场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则表示，这篇文章让人不安地发现，白宫的宣传机器将“讲故事”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罗兹成为众矢之的。

一个爱讲故事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谈起本·罗兹其人，颇具戏剧色彩。本·罗兹毕业于纽约大学，拿的是艺术硕士学位，梦想是写小说，他已经写了些短篇小说，希望引起注意，能够有个经纪人，好潜心写长篇小说。

这样一个满怀作家梦的文学青年，毕业以后却转向从政，现在是白宫战略公关方面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负责为总统奥巴马撰写讲稿，安排他的国外行程、统筹整个白宫的公关战略，被认为是“除了美国总统本人之外，打造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

本·罗兹的转向，契机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9·11”当天他目击了双塔楼的倒下，巨大的恐惧中，他脑海里想起的还是小说——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地下世界》（Underworld）的封面。

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天分和训练，即使在他成为奥巴马的文胆、白宫的国际事务官员后，仍然时时显现。想象、情节、虚构、渲染……在本·罗兹——美国外交事务的叙事者身上，被娴熟地运用着。就像大卫·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写的那样：“我……意识到，罗兹在白宫扮演的角色更像《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或《纸牌屋》（House of Cards）等以美国政治为主题的电视剧的制作人，而不是它们中任何一个具体的角色。并且和大多数电视编剧一样，罗兹显然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小说家。”

今年38岁的本·罗兹，不仅被称为是奥巴马的文胆，还与奥巴马有“心灵契合”。他为奥巴马写作，不仅熟知外交事务，还下力气努力揣摩奥巴马的讲话习惯和语调，深得奥巴马欢心。奥巴马所有有影响的外交讲话稿，从伊拉克撤军、增兵阿富汗、中东政策……以及国情咨文都出自本·罗兹之手。罗兹“讲故事”或者说是“编剧”才能，则在白宫与媒体的互动中得到很好地发挥。他讲述了一个制造出来的消息，这个消息通过精心培养的关系网，包括官员、受访专家、专栏作家、报纸记者、网络写手等，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变成了新闻风暴，不能不说，罗兹藉此成功地引导了舆论。

事后，罗兹出来澄清，发表声明称，他无意欺骗媒体，“这不是操纵，只是推出事实”。白宫发言人也匆忙出来灭火，说白宫没有撒谎，也没有操纵媒体，但是媒体们和社会舆论仍然怒气未消，套用时下网络流行说法：白宫和媒体的友谊小船，就这样被本·罗兹一不小心弄翻了。

美国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没你想的那么纯洁

白宫和美国媒体的友谊，说起来百味杂陈。“又爱又恨”恐怕就是最好的写照。

美国媒体被称为是三权以外的第四权。上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从法学角度提出“第四权”理论，认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

时至今日，美国媒体不仅仅是监督政府，而且能够利用舆论来影响政府。不仅媒体的新闻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来源，此外媒体还通过专家智库和专栏作者等把他们的观点传达出来，影响政府制定政策。

典型的有如“CNN效应”（CNN Effect）。CNN是美国著名媒体，在国际事务中，例如海湾战争等美国参与的战争中，CNN以大量的图片、现场报道和深入报道，对政府制定政策起了相当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索马里问题上，媒体对政府政策制定有很明显的作用。媒体发布了大量索马里儿童在内乱中饿死的悲惨图片，令政府在人道和道义上做出出兵的决定，而后媒体发布美国士兵尸体在索马里遭受凌虐的图片，又引起国内舆论沸腾，导致政府做出撤军的决定。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美莱事件”中美军屠杀平民，引发大规模反战游行，在美国政府做出撤军的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

通常情况下，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和政府“心有灵犀”，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媒体认识到索马里不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后，就不再发布这一类苦难的信息。索马里还是那样的索马里，但是媒体把焦点转移了，政府也就随之淡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中东茉莉花革命中巴林的珍珠广场事件。当巴林王室下令出动军队和装甲车对示威者进行清场，英国宣布对巴林进行武器禁运，美国媒体则安静多了。很显然，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驻地，第五舰队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显然不愿意让这样重要的战略位置落入他人手里。媒体对此心领神会。众所周知，美国政府还利用媒体输出美国的理念和政策，力图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民心。这种情况下，媒体十分乐意配合政府，这时候友谊的小船荡起双桨，在春光明媚中随风荡漾。

媒体和白宫关系紧张，值得一提的是“水门事件”。从一个窃听案件到尼克松最终为此下台，“水门事件”是美国政府和媒体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从监视录音发现，在水门窃听案发前后，尼克松曾经明示或暗示下属掩盖其本人及下属一些不完全合法的行动。不幸的是，尼克松遇到了《华盛顿邮报》一群意志坚定的媒体人。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案情不断发酵，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裁决总统交出录音带，尼克松终于黯然下台。和尼克松下台相对应的是，《华盛顿邮报》借此事件大出其名，从此成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政府从水门事件中充分认识到媒体潜在的爆发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此后的总统们无人敢轻待美国媒体。

媒体对政府的桀骜不驯，还可以从著名的越战文件泄密案看到。越战时，《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一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绝密文件。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的发表，但遭到媒体严词拒绝。这批绝密档案表明，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欺骗公众的手法以获取舆论对越战的支持。文件引起美国民众更加高涨的反战情绪。事后，美国政府试图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提供文件的国防部官员艾尔斯伯格，但最终在最高法院败诉。

因此，历史上政府和媒体的友谊小船就常常翻转。即使在当代，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奥巴马总统为健保法案和福克斯的唇枪舌剑，一度剑拔弩张，当然，最后彼此还是有分寸地息事宁人。

媒体和政府是这样又爱又恨的关系，但同时又是彼此相依不可缺少的关系。媒体希望通过舆论等影响政府决策；反过来，美国政府也力图影响媒体为自己服务。美国政府有很大的优势。在美国，媒体虽然有自己的采访记者和立场，但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等方面，媒体记者更多地只能从政府官员口中获得信息。政府官员出于各种目的——其中包括操纵媒体——自然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以及在什么时机说。

操纵媒体是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一种特殊需要，政府常常要借此放出气球，观察反应，或使舆论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他们看来，“讲故事”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美国，独立媒体只是一种绝对理想，国家利益、党派分歧、资本力量以及诸如政治正确等等，时时刻刻在影响媒体。

当然，经过无数风浪，无论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都会尽量掌握一个度，不至逾越，维持小船平安行驶不致翻船。像罗兹这样态度傲慢，以自己能做“编剧”为荣，不顾禁忌口无遮拦，一巴掌掀翻小船，大概就是相当的政治不正确，也属一个意外，引发轩然大波也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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