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之朗波之斯】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遭受了无数次瘟疫带来的灾难，处在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伊朗也不例外。伊朗历史上曾发生过霍乱、鼠疫和结核病等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瘟疫的发生，在造成人们死亡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改变历史的助推器。据说曾称雄西亚的赫梯王国于公元前1200年突然销声匿迹，就是由于瘟疫传播的原因。

在整个伊朗史上，鼠疫屡屡发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高死亡率的鼠疫迅速蔓延，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医疗水平有限；缺乏有效的检疫设施；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不到位，在埋葬逝者前要在河中洗净尸体并将尸体转移到圣地，如马什哈德，库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等地。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关于瘟疫的宿命论解释，也麻痹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伊斯兰教把瘟疫这种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视为安拉的意志，人们往往只是以封斋、祈祷之类的形式寻求出路，甚至逆来顺受，把死于瘟疫当作殉道。《布哈拉圣训实录全集》就有这类的论述：“五类人被视为殉道者：瘟疫致死者......”

下面，我们就具体梳理一下伊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瘟疫事件——

公元541-543年，地中海东部爆发瘟疫，瘟疫从意大利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后，到达了现在的伊朗，传染给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和人民。公元544年，交战中的罗马帝国军队和波斯帝国的军队感染了瘟疫。

公元627年，鼠疫大流行，导致靠近巴格达的萨萨尼亚首府切特西芬（Ctesiphon）死亡超过10万人，史称“第一次穆斯林大瘟疫”。此后不久，波斯国王史罗耶（Shiroyeh）死于鼠疫。公元634年至642年，瘟疫在波斯“伟大国王”叶兹迪吉德三世统治地流行。叶兹迪吉德鼠疫可能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鼠疫的另一种名称，被称为阿姆瓦斯瘟疫，在638至639年造成近25000人丧生，史称“第二次穆斯林大瘟疫”。

公元688到689年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席卷巴士拉，导致7万余人死亡。瘟疫的爆发，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也为伊斯兰教的崛起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极佳的历史机遇。

689年至1270年之间，没有关于鼠疫对波斯造成影响的具体记载，但是瘟疫似乎继续在波斯全境蔓延，直到13世纪中叶。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著名医学家阿里•伊本•阿巴斯•马居斯（Ali ibn al-Abbas al-Majusi，933-1000）在他的名为《医学全书》（Kitābal-Malakiyy）的医学著作中描述了鼠疫；阿维森纳的老师阿布•萨尔（Abu Sahl'Isa ibn Yahya al-Masihi al-Jorjani，960-1000）写了一篇有关鼠疫的文章；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指出了鼠疫的临床征兆；波斯医师伊斯梅尔•贾杨（Esmail Jorjani，1042-1137）提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是鼠疫的征兆。

阿里•伊本•阿巴斯•马居斯

1270年，意大利著名的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路过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时，当地发生了瘟疫，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提到由于瘟疫而关闭了城门。

萨法维时期（1495-1735）曾爆发过几次较大的瘟疫，遍及伊朗北部的吉兰、大不里士、加兹温和阿尔达比勒等地区。库姆曾爆发持续五年之久的瘟疫，造成约12000人死亡。公元1727年在吉兰再次爆发了鼠疫。1731年，在哈马丹和伊朗西部地区再次爆发瘟疫，造成约20000人死亡。1738-1739年，由于鼠疫的流行，加速俄土战争的结束。

1772-1773年，伊朗鼠疫大流行，伊朗人首次将检疫措施引入波斯湾地区。这次鼠疫据估计在当时伊朗实际控制下的区域造成了约200万人死亡。鼠疫于1772年冬被传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并于1773年到达巴士拉。仅在巴士拉，每天就有至少1000例的死亡记录，最终鼠疫导致当地25万多人死亡，后来该鼠疫传播到印度孟买。鼠疫也沿着波斯湾向南蔓延至布什尔，并于1773年到达巴林。1797年，伊朗阿塞拜疆发生瘟疫。

1800年，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爆发鼠疫，并蔓延至巴格达和伊斯坦布尔。当局采取了检疫措施，以防止鼠疫传播。据记载，在此次瘟疫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工人被转移到巴士拉郊外的一个村庄，由于隔离措施的实施，没有欧洲居民遭受瘟疫的报道。

资料图 作者供图

1830年，鼠疫流行影响了整个波斯湾地区。这次鼠疫始于1830年秋季，爆发于伊朗北部的大不里士，导致30000余人死亡，导致当时伊朗的首都从大不里士搬到了阿尔达比勒。1831年，鼠疫传到伊朗北部其他城市，导致马赞达兰和拉什特数千人死亡。同年，伊朗的瘟疫在伊拉克传播，结果导致伊拉克马穆鲁克王朝的终结。

1829年至1835年和1870年，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斯坦、克曼沙赫和哈马丹地区的瘟疫流行导致数千人死亡。1836年，因霍拉桑发生瘟疫，伊朗国王穆罕默德沙改变了远征赫拉特的计划。

1876年，伊朗西南部的舒什塔尔爆发鼠疫，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导致1800余人死亡。同年，吉兰再次报告发生了鼠疫，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时，有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意大利医生为波斯瘟疫的流行提供帮助。此外，在1877年，鼠疫在伊朗东部的霍拉桑和里海周围再次爆发。在1869-1872年间，伊朗还发生全国性的特大饥荒伴随着霍乱等瘟疫流行，伊朗人口从1千万锐减到850万，游牧人口减少尤甚。

卡扎尔王朝的纳赛尔丁•沙国王统治时期的军队高级医师穆罕默德•拉齐•塔巴塔巴伊（Mohammad Razi Tabatabai），在1875年撰写了一本有关鼠疫的著作，其中描述了当时伊朗的医疗习惯并讨论了鼠疫的控制措施。在1870-1882年之间，西奥多里德斯博士（Dr. Theodorides）记录了库尔德斯坦是鼠疫多发之地，并注意到该地区某些村庄是鼠疫的疫源地。

1877年，伊朗西北部霍拉桑省萨卜泽瓦尔以北的一个村庄爆发瘟疫，造成37人死亡。1877年，拉什特、布什尔和克曼沙赫等城市再次报告了该鼠疫的流行。之后，波斯湾周围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流行病；就在这次瘟疫流行期间，英国军队在布什尔的亨加姆岛建立了第一个检疫中心，以防止这种传染病的进一步传播。

资料图 作者供图

1906年，伊朗东南部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爆发鼠疫，但鼠疫的流行仅限于锡斯坦周围地区，据信该传染病是通过从印度进口的布料传播到该地区的。1910-1911年，伊朗南部布什尔发生瘟疫，在此期间人们逃离了城市，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1912-1913年，鼠疫在布什尔再次出现，当时记载有750余人死亡，进行了4000例疫苗接种。这几次爆发的瘟疫，大多是从印度传过来的。1913年，伊朗的两个省发现了疫情：一个在西部的库尔德斯坦，另一个在东部的霍拉桑。1924年在伊朗西南部的霍兰沙尔和阿巴丹爆发了鼠疫。1932年，瘟疫在霍拉桑的托尔巴特贾姆地区再次出现。

瘟疫也发生在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开采石油的地区，该公司采取的措施对控制该地区的鼠疫有很大影响。1925年，在伊朗南部地区开始接种鼠疫疫苗，并为4553个人接种了疫苗，对房屋进行了消毒，并根据新的疾病报告，采取对应措施，例如，对所有衣物进行消毒，隔离患者，推倒房屋（有偿赔偿）以及禁止在该地进行重建。

1947年，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斯坦再次爆发疫情，由于库尔德斯坦存在种类繁多的野生鼠和跳蚤，该地区已成为伊朗鼠疫最为流行的地区。在这些自然疫源中，主要的是长爪沙属，包括红尾沙鼠、马氏杆菌、维诺格拉多夫沙土鼠、特里斯特朗沙鼠，在瘟疫的持续爆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两种对疾病的病因极为敏感，而前两种则具有抗药性。因此，库尔德斯坦鼠疫的存在取决于这些动物之间的生态相互作用。除这些物种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啮齿动物，例如田鼠、中尾目、五趾跳鼠属等。这些啮齿动物很少见，而且在该地区的流行演变中作用较小。

1953年，伊朗政府在哈马丹西北100公里处，库尔德斯坦边界的阿坎鲁村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进行鼠疫研究，此后一直作为伊朗西部鼠疫的监视中心运行，持续了20余年。该中心的卡里米（Karimi）博士研究得出，鼠疫细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数月。

1966-1967年，伊朗巴斯德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巴尔塔扎德（Marcel Baltazard）和他的伊朗同事对该地区的14102只啮齿类动物进行了研究，发现了66只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在此期间，爆发了9次鼠疫，大部分在库尔德斯坦，有156人死亡。证据表明，从田间感染鼠疫的罕见案例可知该地区在没有家鼠的地方爆发了鼠疫，这是由于跳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致。由于村庄的人口稀少，村庄之间的距离太远以及通信手段的匮乏，这种起源于村庄的鼠疫传播实例往往很快消失。但是，当鼠疫进入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时，鼠疫会立即成为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可怕疾病。上一次正式报道的库尔德斯坦鼠疫的爆发是在1966年。研究结果表明，鼠疫耶尔森菌可以在死去的啮齿动物的洞穴中存活数年，然后重新感染定居在这些空洞中的新啮齿动物。除了已经建立的啮齿动物-跳蚤-啮齿动物循环，他们还证明了洞穴-啮齿动物-洞穴循环的存在，使得鼠疫杆菌在其流行病灶中可以进行流行病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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