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墨西哥突然取消中国公司价值270亿元的高铁合同，引发中墨舆论轩然大波，欧美媒体也广泛关注。事件发生后，在公众质疑、后院起火和民族情绪等多方面因素发酵下，中铁建躺了枪。其实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人也和墨西哥做过生意，不过他们的生意之道……呵呵。本文选自《新自由主义简史》，大卫·哈维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3年以前，多数美国境外投资都属于直接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原材料资源（石油、矿产、原料、农业产品）的开采或特殊市场（电信、汽车业等等）的培育。纽约投资银行此前一直活跃于国际范围，但1973年以后它们变得更加活跃，尽管更加注重给外国政府以资金贷款。这要求国际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而美国政府则开始积极地促进和支持此项1970年代的全球政策。由于急需信贷，发展中国家被鼓励大量借贷，尽管利率却是对纽约银行家有利。然而，由于贷款以美元结算，美元利率的些微上调（且不说大幅上升）就将轻易使孱弱的国家还不起贷款。纽约投资银行因此将面临严重损失。

第一例重大的此类事件发生于墨西哥，后者在1982-1984年效法沃尔克休克法，致使本国无力还贷。里根政府上任第一年曾严肃考虑过撤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但后来找到办法联合美国国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通过延缓债务偿还期限来解决困难——条件是墨西哥要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斯蒂格利茨（Stiglitz）所指的将凯恩斯主义一切影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清除”后（发生于1982年），上述办法成为标准处理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后成了传播和执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中心。为回报债务偿还期限的调整举措，债务国被要求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减福利开支、更灵活的劳动市场法律和私有化。就此发明了“结构性调整”。墨西哥是首批被拖入全世界正在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的国家之一。

然而，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决策的损失；而在后者那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重整旗鼓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如果此举要求将资产以极低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事实上，这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相符。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表明的，此举结果之一是使得美国资本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能够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高额收益率（图1.8和1.9）。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或上层阶级的权力重建，凭借国际流动和结构性调整实践，从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榨取了大量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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