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服避孕药发明者卡尔·杰拉西于美国旧金山当地时间1月30日去世，享年91岁。他不仅是科学家、发明家，也是一位“独特”的小说家——独特在哪？可不是随便谁都能靠小说追回前女友的。

他最著名的小说是《诺贝尔的囚徒》，讲述了一场科学家的明争暗斗。康托教授产生了一个“天才”的实验想法，让得意门生斯塔福完成。文章发表后，竞争对手、学术大牛克劳斯私下向康托表示，无法重复实验。康托逼迫斯塔福再尝试，结果很成功，但由于一封匿名信举报斯塔福可能做手脚，最终使两人关系破裂，斯塔福突然转投克劳斯门下。康托则独自设计了另一项实验，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之后，康托与斯塔福同获诺贝尔奖。两人商量好，在颁奖典礼上，由斯塔福介绍基本原理，由康托介绍完美的第二项实验，从而回避了第一项实验和所有的尴尬。但斯塔福耍了个花招……

而克劳斯虽然是大牛，但一直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他一直在利用康托与斯塔福的微妙关系，寻找机会。克劳斯声称斯塔福在重复第二项实验，遇到了困难。当忐忑的康托发现这是谎言后，立即写信声讨，而克劳斯的回信更为直白。

以下为小说选段（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花招

康托睁开眼睛，看了看手表。这些话听上去就好像在暗示该轮到他演讲了，不对，斯塔福才讲了28分钟。康托十分惊诧，杰里（编者注：斯塔福的名字）竟然没有讲足预定的45分钟。“因此，我现在想向诸位……”

康托脑子里的雷达开始探测最初的不规则的显示点，是因为他使用了第一人称吗？

“……介绍第一次实验测试，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证实这种广泛的肿瘤发生理论。”听众里面只有两个人对这种提法做出了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被迎头浇了一盆冰凉的水。康托身体坐得笔直，而塞莱斯蒂娜（编者注：斯塔福的女友，她恰好是康托女友葆拉的外甥女）则捂住了嘴。她悄声说，“哦，不。”

“怎么回事？”葆拉焦急地向她的外甥女弯过去。

“你听！”塞莱斯蒂娜喘着气，在嗓子里说。

斯塔福转用第一人称，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他的第一个实验，那个在康托的想像之中已经被埋葬了的实验。塞莱斯蒂娜正在思忖着杰里怎么会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更加令她吃惊的事情出现了。“但是，单靠自己检验自己的理论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局外人来验证。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哈佛大学的克劳斯教授决定提供这种验证，他让他实验室里的大桥博士来重复我们的实验。”

这家伙脑子怎么了？康托愠怒地想。杰里是不是发疯了？塞莱斯蒂娜闭上了眼睛。她觉得就像一个人在一条单行道上驱车，突然发现对面另外一辆车正朝着自己疾驶而来。她所能做的只有猛踩刹车，闭上眼睛。

就在她等着撞车的时候，只听见斯塔福说：“最初，他在重复我们的实验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来，他仔细地审视每一个细节，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最终，实验的差异微不足道。”他第一次看着康托说道，一丝微笑隐约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康托从第一排凝视着他。“如果说这次经历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即使最小的细节也应该记录在笔记本上。”康托听到他自己经常重复的话，不由得眉头一皱。“你永远也不知道哪个细节最终会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塞莱斯蒂娜瞪大了眼睛。斯塔福的微笑显而易见。“幸运的是，大桥博士（编者注：克劳斯的另一个学生）在几个星期之前成功地重复了我们的实验。但是，正如实际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的证实已经不必要了，因为，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构思出了第二种实验方案。这种方案非常完美。”他稍微停了一下，让听众听清楚这些话。“顺便说一下，这项实验目前也在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里，由他们在仔细审查。我完全相信它最终也会成功的。”

在演讲过程中，斯塔福第二次把目光停留在康托身上。这一次，他没有笑。在大惊失色的康托看来，很可能只是对康托一个人来说，这就像是一个警告。“忘恩负义的家伙，”他低声诅咒道。他说的“最终”是什么意思？

康托还没来得及琢磨透那句隐含威胁的话的意思，斯塔福就已经把球扔给了他。“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独立的实验来支持我们的理论。相信你们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多余的交叉实验，一次不必要的在我（I）上加的一点，毕竟，‘肿瘤发生理论’中两个单词都是以‘t’开头的。而这项工作本身是由两个我（I）完成的：我本人，还有伊西多尔·康托。现在他将向诸位介绍第二次实验。”

灯光打开以后，听众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斯塔福等着康托站起身来。讲台有两个阶梯，两边各一个。斯塔福看见康托慢慢朝右边的台阶走过去，他便从另一边走下讲台。

塞莱斯蒂娜晕乎了。如果杰里说的话是真的——他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谎呢，在一篇会被载入诺贝尔奖档案的演讲中说谎？就这样，他非常微妙地，把康托从一位“不同凡响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位科学家，现在他被降格到描绘很可能被称为验证实验的琐碎细节。然而，斯塔福做得很巧妙，只有康托和塞莱斯蒂娜心知肚明。

学术大牛的勒索信

亲爱的艾西（编者注：康托的名字）:

拜读了你最近的大作之后，才想到我们除了圣诞卡，从来没有交换过私人信件。坦率地说，你的信在我看来，实在太精彩了。你真是深藏不露，有许多密招：密歇根湖边高雅的寓所、迷人的室内音乐、古董、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大女友，还有什么我遗漏了的？迈克尔-托内特是何许人也？是表明你在家具方面胜人一筹，还是我忽略了某些更加细微的东西？

我认为该是我们揭开面具的时候了。在芝加哥，我真正想请你做的事情是，提名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不光是今年，而是不断提名，直到我获奖为止。我们全都清楚，你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就像苏黎士那些幸运的物理学家，他们在发现奇特的超导体以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获得了物理学奖。其他大多数获奖者都是经过不断提名，最后才引起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垂青。

坦率地说，对你一派完美主义者的冷冰冰的样子，我实在不敢苟同。确实，你并没有要我提名你，但实际上你期望我的提名，难道不是吗？我问你要你的参考书目和简历，你立即就寄来了。你主动提供了一段相当华丽的炫耀性文章，归纳了你的肿瘤发生理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你不相信，以我独特的风格会公正地评判你的研究成果吗？

谈到诺贝尔奖和肿瘤发生理论，你那著名的尚未公开的第二次实验情况如何？关于第一次与斯塔福一起做的实验，至今没有写出完整的论文，是何原因？那个实验有种令人不愉快的挥发性的气味，我承认很轻微，但是我敏感的嗅觉还不至于感觉不出某些东西的腥臭。如果它玷污了你的肿瘤发生理论，那将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这种理论不仅本身貌似合理，而且是一个真正具有大智慧的力作。此外：

我要求斯塔福接手“大桥”（编者注：大桥负责验证第二项实验）的工作时，他最初拒绝了。我再三追问，才了解到，原来在你公开宣布之前，始终没有告诉他关于第二次实验的事。这难道就是你不善于保密的例证吗？你竟然还鲁莽地暗示我去向你的学生请教关于这方面的优秀品质。倘若是我，我肯定会向自己喜欢的博士后吹嘘这样的消息，尤其是我决定亲自动手去做实验的话。其实，你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做呢？向我们证明你仍然在实验室里面工作，而我们其他人现在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既然第一次实验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还要做第二次实验呢？难道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次实验还有什么不妥贴的地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实验是谁做的？当大桥最终成功地完成第三次尝试的时候，谁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无可否认，大桥亲口告诉我闪烁计数器校准的事，可你我都很清楚试图挽回面子的种种表现。他那么说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前两次斯塔福不在场时的失败。目前，我不想多事，也不想深究，因为我尚不能肯定我这里是否真有事。从你的来信中得知，你错过了今年1月31日的截止日期。我原谅你这一失误（我相信这是一次疏忽），我之所以原谅你，主要是因为在你们获奖之后，今年在癌症研究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很小。不过，明年，后年，再往后……

我的要求如下。今年11月，你把提名表寄给我，就是上角写着“严格保密”字样，开头是“我们，作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荣幸地邀请您递送建议……”的那张表格。为了我们两人方便起见，我会把整个表格填好，然后寄给你，请你签字。然后，你再把签好名的表格寄还给我。我再附上我的自传和其他支持材料，一并寄到斯德哥尔摩去。我很清楚那张表上说明，提名候选人的人既不能透露他的提名也不得向被提名的人泄漏提名信息。我们都知道，很少有人遵守这项规定。

杰里·斯塔福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声称我们证实了他的实验，不过，对于所有相关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文章仍然没有发表。我刚从杂志社把“大桥”的文章撤了回来，相信你听了一定不会感到震惊的。你不必担心，这件事办得很低调。我只是对编辑说我们要核对几个要点。归根结底，小心谨慎一些总不会有错。我们将把这篇文章耽搁一些时间——比方说，在你今年11月21日，把那把摇椅送给我作为我65岁生日礼物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在操办一场盛大的舞会，你定然会收到一份请柬，届时请与你的音乐玩伴一起光临。

诚挚的

库尔特（编者注：克劳斯的名字）

《诺贝尔的囚徒》作者、口服避孕药发明者卡尔·杰拉西

小说后记

科学界有几种欺诈行为，很少有人知道，除非是熟知就里的内行。……这些行为可以分类，冠以欺骗、造假、修正数据和篡改资料之名。……他们（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确信：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事实，他们所完成的每一项好的实验，都会立即被人重复、论证和评说。

——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0年）

在科学研究中公然的欺诈很罕见。此外，在科学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没有永久无法侦破的谋杀，因为没有限制法令，人们可以一直追究下去。凡是重大课题，或迟或早，其实验都会被重复，其理论必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检验论证。尽管如此，本书描述的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个比较灰色的领域，我们科学家在这个领域有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迷失。

原创科学——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科学”——通常都涉及构想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必须能够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假说在提出来的时候，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显而易见，我们因此认为肯定正确无误。我们会设计一项实验去证实它；结果似乎也支持我们的设想。我说的是似乎。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数据显示出来：8点中有2点不在一条直线上，7个实验中有一个疑点不能成立。我们把它归咎于实验的易变性，或者统计学上的偏差。这些是科学上不可避免的情况。于是，我们发表了经过处理的结果。论文引起了轰动，同事和竞争对手竞相重复我们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测试验证。“正常的科学”占了上风，我们的范式在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

假如我们的洞察力深邃，我们的推理无懈可击，那么修改数据从道德上来说又该如何解释呢？150年前，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注意到这种行为，他严厉谴责了这种不轨行为。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孟德尔肯定这么做过，艾萨克·牛顿爵士也可能做过，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实的眼光，修饰过他的数据资料。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的学生如何呢？他们因此受到感染了吗？我们是否由于无视榜样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们所信奉的原则？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断的追求，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辎重。为了要说明这些，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个完全虚构的肿瘤发生理论。像小说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样，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论证，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可能。虽然他们的研究是编造的，但是，实验室的背景、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抱负却都是真实的，并没有编造和夸大。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说服自己，他们（康托和斯塔福）的科研项目纯粹是虚构的，才能够深入描写那些行为和态度。其实，这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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