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8日下午，现年82岁的日本明仁天皇通过十分钟的视频向日本国民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希望生前退位的意愿。

自七月中旬起，日本媒体就盛传天皇生前退位的消息，但早在去年天皇就表示由于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天皇曾在03年和12年接受过两次手术），会开始减少工作量并将部分工作转交给皇太子履行。

明仁天皇

很多人认为，只需要天皇金口一开就可以完成退位皇位的交接，并开始讨论日本下一个年号是什么。但由于日本宪法和法律对天皇自主意识的大幅限制，完成天皇的退位相关法律程序还需要花上至少一年左右的时间，并很可能会成为一场政治马拉松。日本宪法第四条规定 “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规定的国事行为，并无国政的权能”，天皇被禁止公开发表个人的意见尤其是政治意见，因此天皇在此次视频中也尽量不谈触及宪法和现行皇室制度的“政治问题”，而是通过回顾自己即位以来二十八年作为天皇的生涯和“个人看法”来含蓄地表达退位的意愿。

在现代君主立宪制度之下，身为国王不仅不能大权独揽，还需要负担各类沉重的外交、仪式性工作，因此近年来欧洲王室不乏国王、女王生前退位的例子，荷兰女王、比利时国王、西班牙国王都因为自身的年纪和身体状况选择在生前将王位让给王子，荷兰更是连续三代女王都于生前退位。那么同为君主立宪制度国家的日本与以上国家究竟有什么不同，才会导致天皇不能生前退位呢？

避免天皇被追究战争责任而剔除的退位条款

基于日本战前明治宪法明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览大权”“拥有统治权”最后导致立宪制度崩溃、军部暴走的教训，战后的日本宪法对天皇的权力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

虽然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却在“国家元首”的认定上有着不明之处。因为日本宪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基于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彻底地否认了天皇的主权，因此天皇只能在内阁的决议下行事。

日本在战后制定新宪法的同时，还制定了规定天皇皇室内部事务的《皇室典范》。虽然新宪法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但《皇室典范》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沿袭明治时代的《皇室典范》的框架，只是法律地位由与宪法并列的最高法律变成宪法之下的一般法律。

其中不包括任何涉及现任天皇“退位”的内容。在《皇室典范》中有关皇位继承的规定只有世袭一条，“天皇去世时由皇嗣（皇位继承顺序第一位皇族）立刻即位”。早在《皇室典范》在日本国会审议时就有议员提出为什么不考虑到天皇退位这个可能，当时负责起草宪法的金森德次郎国务大臣回答说：“由天皇个人的想法影响皇位和天皇作为与国民意志相结合国家的象征地位无法调和。”

实际上，《皇室典范》中未加入“生前退位”条款还与当时来自同盟国的外部压力有关。在《皇室典范》制定的1947年那个时间点上，同盟国内部还有许多要求追责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声音。为了避免天皇退位后可能作为战犯受到盟军的审判，内阁法制局干脆一开始就在法律上封死了任何现任天皇退位的可能。（这就和日本战后为了防止军部失控而从法律上彻底否认军队的想法如出一辙）

历史上大约一半的天皇选择生前退位

虽然现行宪法否认了天皇退位的可能，但天皇的生前退位在日本历史上倒是常态。日本历史上一共125代天皇中，产生了58个生前退位的天皇（包括被迫退位的情形），甚至在奈良时代（公元八世纪）起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十九世纪初期），天皇生前退位成为皇位继承上的惯例。

历代天皇的退位诏书中出现频度最高的事由便是年事已大、称病。由于日本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穢”的思想（这也是日本没引进中国清明节的原因），十分忌讳皇宫中出现死者，因此天皇往往选择在生前退位搬出皇宫。

退位后的天皇称为太上天皇，或出家称为太上法皇。但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对退位后天皇的处置往往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现任天皇确实年事已高，退位后继续“干政”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但历史上很多身值壮年的天皇退位成为上皇后，能否真正彻底放手就十分令人怀疑了。这种权力的双重构造导致上皇和天皇之间的倾轧，常常催生出各类“宫斗大戏”，甚至还有上皇和天皇直接兵戎相见的例子（保元之乱）。就在上皇和天皇之间互相内斗的过程中，武士集团悄然崛起，天皇就此渐渐失去了最高的权力。

在“王政复古”天皇重新掌握大权之后，明治天皇鉴于皇室历史上退位上皇和天皇之间内斗不断的教训，在明治的《皇室典范》中废除了生前退位的惯例，并因为上述战后偶然的历史原因一直延续至今。

天皇与安倍

由于现今天皇的地位取决于“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此次天皇通过视频来直接向民众发出信息像是希望造成一种舆论环境，让民众倾向于同情天皇的处境和支持生前退位的制度修正，这样一来就可以巧妙地避开宪法上不允许天皇发表个人政治意见的问题。天皇此举似乎效果不错，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最新舆论调查，日本民众支持天皇生前退位并进行相关制度改定的达到84%，可以说占了绝大多数。

在民意一面倒的支持之下，一直对皇室制度改革持消极态度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不得不支持天皇的讲话，表示“深刻领会”了天皇的意思，并准备立刻着手相关法律上的整备和改定。但是明仁天皇和安倍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耐人寻味，（据说安倍家和皇室还有非常远的姻亲关系）因此也难免不将天皇此次退位本身视为一个政治信号。

安倍一直将“脱离战后体制“作为个人的政治信仰，在他表明个人政治理念的《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充满了对日本战后改革的愤恨和不满。“1951年旧金山条约的签订虽然让日本恢复了形式上的主权，但是战后日本的轮廓——从宪法到教育方针的根本教育基本法都是占领期下被迫制定的。国家的框架必须通过日本国民自己的双手从头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 就在今年参议院选举后，安倍率领的自民党联合日本修宪派已经在参众两院都超过了修宪的三分之二门槛，因此日本修宪看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但明仁天皇对战后改革的立场却与安倍针锋相对。作为第一位在战后成长并根据战后宪法即位的天皇，他一直倾向于采取维护战后体制的立场。明仁天皇在2013年举行的记者会中罕见地对政治问题表达意见：“在战后联合国军占领下的日本将和平与民主主义作为应该守护的重要原则，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进行了种种改革才构建了今日的日本。”隐晦地表达了对修宪的不安和安倍急于脱离“战后体制”的不满。

完成《皇室典范》的起草、审议、修正估计起码需要耗费一两年的时间。因此也有猜测，天皇此次故意选择在修宪被提上日程的当下表达退位的意向，影响当下政治议题的走向，是否是希望借此来牵制安倍、打乱他的修宪进程。

虽然战后的日本皇室很好地履行了自身在宪法上职责，但延续自战前、规定天皇自家事的《皇室典范》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多与时代脱节的制度性疲劳。日本皇室由于历史上长期不掌握实权而得以幸运地延续迄今，虽然在这个大众民主时代夹在民众、政府之间的皇室同样也无法掌握实权。

不仅如此，战后的日本宪法还规定天皇地位基于整体的民意支持，在理论上并不否定废除天皇制，因此维护天皇地位需要皇室自身不断努力。明仁天皇通过自身正面的公众形象、体察民情、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在日本民间获得了绝大多数民意的支持，根据NHK的舆论调查，80%以上的民众对当下天皇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看法。明仁天皇此番正是活用了民意这个正面的遗产，通过民意改变了原有的政治议程，最大程度地为皇室制度的改革谋求了一个最有利于天皇家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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