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在新书中提道，“加快构建新格局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政府部门要打破市场区间樊篱，建设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不是各地搞自己的小循环，而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杜绝以邻为壑的保守主义或地方主义，不断消除各种形式的制度樊篱、区间樊篱。”

具体该如何实现这一点？能展开讲讲您的建议吗？

郁建兴：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且潜力巨大，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具有主导性的市场力量。但是，要将市场规模和潜力优势转化为实际的内需，我们还面临市场规则不够完善的突出问题，始终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区域间的市场分割问题，以及部分行政部门差别化对待市场主体等问题。相应地，我们需要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实施“两步走战略”的思路，破解市场分割难题，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拉动力。

市场化是深化改革的重头戏。目前，市场机制已经逐步取得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但我国市场运行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表现为市场信用相对缺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功能有待进一步激发，各地的市场制度还是存在一些冲突，地方保护主义尚未完全消除，一些职能部门对待不同企业的态度差别明显。

针对这些问题，一是需要通过“放管服”改革等进一步巩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放管服”首先要“放”，各级政府需要从根本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力，避免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其次要监管好、服务好。比如各级政府可以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等手段赋能建立更加高效、规范的行政体系，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管服”的持续推进可以释放和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潜能。二是需要消除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等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别化待遇。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资源配置、市场监管和政务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应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真正做到让企业“找市场不找市长”。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建立更加健全统一、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在当前，各地还要特别重视探索制定针对数据资源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规则。

新书《畅通双循环 构建新格局》书影

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主线，我们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推进七大城市群建设，在此基础上实施“两步走”战略，逐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一步是促进城市群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战略举动，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关中、长江中游等七大城市群国家战略，促进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疏通区域内循环的诸多痛点堵点、加快形成城市群区域内循环，使它们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有机构成。第一，推进需求侧消费市场一体化。各地要消除区域内不同行政区域在产品或服务进入、价格形成机制、消费权益保护等居民消费层面的差异，实现城市群内统一的消费市场。第二，推进供给侧产业链发展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产业一体化，即围绕主导产业构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在产业层面实现以创新为主导的区域内产业循环。产业一体化既能基于科技创新实现供需两侧的顺畅互动，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达成创新的大循环，又能推动研发设计、制造与营销服务等产业链的各主要环节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循环。

第二步是促进城市群之间的跨区域市场协同。目前，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主要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市场分割问题，各种制约一体化市场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普遍存在。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必须摆脱区域间的“软封锁”和“软约束”，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步伐。一是需要从制度上完善市场规则。如统一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基本政策、提升区域间政策的相容性和协调性、破解地方保护主义。二是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如区域间的人才流动仍然受制于户籍管制和社保羁绊，亟需各地政府进一步破除制约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障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已经迈出重要一步，各地应继续推进落实。三是发展现代流通产业。如面向国内大循环重构流通产业体系，包括流通基础设施完善、先进流通技术创新、流通模式创新、流通产业体系结构完善等。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能够通过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流通功能，有效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充分贯通。

观察者网：产业发展需要人，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也需要人。因此，近年来中国新生儿人数持续下降的消息在舆论场上频频引发焦虑。您觉得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未富先老”、“青壮年劳动力萎缩”会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的阴影吗？

郁建兴：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但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在“十三五”时期逐步消失，人口红利正在转向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根据“少子化”标准，中国0—14岁人口所占比例从1964年的40.7%、2000年的20%，逐步下降到了目前的14%左右，已经属于最严重的“超少子化”。

据联合国预测数据，在2015—2055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老龄化率）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世界平均为1.53%/年。大约在2035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率就会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见，中国“未富先老”“青壮年劳动力萎缩”等特征将长期保持。针对这一事实，我国应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念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更加积极和发展的理念去看待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公共政策能否充分发力，从“人口红利”转换为“人才红利”乃至“创新红利”。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争取人口红利消失的“窗口期”。人口红利消失会直接影响我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会导致生产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供给硬约束等诸多问题，消费下降则会制约国内大循环形成，出生率下降将进一步带来社会保障压力等。但是，人口红利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它是一个持续过程，这就为寻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一是激活潜在劳动力人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有大量隐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当前，我们需要充分激活这些隐性失业的劳动力，从而延缓劳动力减少的速度。

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保险、医疗、教育等方式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三是采取多种举措降低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平台，降低劳动力供需两侧对接的交易成本等。

四是推动“积极老龄化”事业，探索实施“银发计划”。据统计，相比1990年，2015年60岁及以上老年在业人口增加3188.5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在业人口增加1395.4万人，涨幅115%。可见，从供给侧效应看，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老年人也可以成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创新主体的作用。《中国老年网络消费发展报告》也显示，2017年使用微信购物的老年群体用户数比2015年增加近4倍。从需求侧效应看，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群体，也可以产生可观的需求拉动作用。

逐渐深度接触网络的中老年人，图自新华网客户端。

在中期内，我们可以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决定实际劳动供给的有两个因素，劳动力绝对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数量红利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向劳动生产率要红利，即“人才红利”。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将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都低的劳动力人口，转化为具有熟练生产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人才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发展职业技能教育，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现有教育体系中的职业技能教育潜能，将一大批效率低、人才培养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各类本科高校，转化为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方面，需要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形成市场化产业化的大规模职业技能教育市场，为产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

就长期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创新发展，促进“人才红利”向“创新红利”转型。除了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加快人口城镇化、提升技能水平之外，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创新发展，实现从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根本转变。创新是破解“人口红利”命题的枢纽机制。产业创新发展，得以创造丰富价值，从而人才获取充分的价值回报和收入，人才的储蓄和消费能力得以双双提升，为进一步的投资和消费提供前提。由此，基于高素质的人才供给和产业创新发展，经济体就可以形成投资、消费与储蓄的良性循环，是为“创新红利”。

事实上，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正是基于人才和创新的双轮驱动，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实现了均衡。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问题，也恰恰是劳动力转型不力和资源依赖型产业发展路径所决定的。

观察者网：您谈到过一个观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于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而落脚到税收制度上来看，近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平抑一次分配分配差距的作用没有大的改进。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劳务及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占比高达70.3%，利息、股息、红利及财产转让所得仅占27.2%。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具体该如何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郁建兴：我国税收制度总体上日趋适应国际税制变革趋势，但仍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侧重于在国民收入形成和支出的环节，而再分配环节和积累环节参与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对平抑一次分配差距所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

为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的要求。综合学者们的多方意见，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贯彻落实：

一是优化税收结构。一方面，增加资本税负、减轻消费税负，推动现行税制由投资友好型向消费友好型转化。可以通过将征收环节适当下移，减少生产和消费环节税收，增加再分配和积累环节税收。另一方面，通过重点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扩大综合征收范围，特别是扩大其对资本所得、财产交易所得的课税力度，探索收入指数化等课税新方式，提高税前专项扣除的针对性。

二是优化税率结构。现行增值税税率仍有简并空间，应加快改革。个人所得税方面，需适当降低劳务所得最高边际税率，适当提高资本所得的总体税率水平，平衡劳动与资本所得税率的关系，逐步将劳动所得、资本所得与经营所得的税率衔接，防止纳税人通过变换所得形式避税。加大对科研人员、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倾斜，降低其有效税率水平，鼓励创新。

三是新增税收项目。推进财产税类的立法和考虑开征增加财富积累环节其他税收，来实现税负由消费向资本的转移：稳妥开征房地产税，可以设计较高的累进调节机制，但是要充分考虑房产税对房价十分复杂的冲击效应。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观察者网：近期，互联网上有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为什么年轻人看国家的发展趋势时很乐观，但看到自己身上时却很消极……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家与个人发展不同步而导致的心理落差？如何更好地在收入分配层面缓解年轻人对于生活前景的焦虑感？

郁建兴：互联网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充分表达的平台和渠道。总体上，青年人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新生力量，他们富于家国情感、富于青春活力、富于思考能力。互联网上的青年声音很重要。这些声音既折射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命题，也反映了新的社会变革期诸多需要破解的难题。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政府需要重视每一个群体的发展诉求，并给予积极反馈和有效举措。

第一，我们需要加快推进改革红利的充分共享，增强青年人的公平感和获得感。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国家发展红利向个体收入的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来看，这种转换不够平衡、不够充分，对新一代青年利益的关照更加不够。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个体的获得感不足。加快改革红利的共享，政府需要统筹考虑各个群体的共享权利，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为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奠定制度框架。

第二，我们需要妥善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纾解青年人的挫折感和焦虑感。当下进入市场就业的青年人，面临着房价高企、就业竞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个人发展等诸多现实压力。这些压力在疫情危机冲击下进一步加重了青年人的挫折感。政府需要有效控制房价、让青年人买得起房，同时加快公租房制度改革，为年轻人供应更多更好的公租房。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快发展均等化的养老事业，推进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改革。总而言之，公共政策需要通过解决青年人事业发展后顾之忧，来有效纾解青年人的挫折感。

第三，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传递正能量，有效提升青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涌现、社会百态尽显、价值观日趋多样化，部分青年在个体心理上更易于锚定“创业神话”“财富故事”，甚至相互攀比、物质崇拜。在现实困境和压力之下，青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受到压制、幸福感受到影响。

事实上，党和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幸福是奋斗来的”，青年人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同时，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发展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味着我国已经拉开“共同富裕”这一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大幕。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向青年人传递“为幸福而奋斗”的正能量。我们相信，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会让每一位青年奋斗者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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