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5月8日，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发文呼吁《中国需短时间内把核弹头增至千枚》。该文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讨论，甚至外交部都进行了回应。

笔者从大前年开始就高度关注美国开始将军事战略针对中国的问题，到今年3月之后美军越是疫情越练兵、以及特朗普从全球撤侨并征召百万人次的预备役的反常情况，这些已经成为了公众新闻。

从左到右分别为：美国全球撤侨、隶属于美预备役的军车开进纽约维持治安、美国解封了至少800多辆库存的M1坦克和更多的大炮、卡车、装甲车用于机械化武装预备役号称要“以策非常”，右图是运输解封M1坦克的军列

在胡锡进文章的评论之下，笔者第一次发现在涉核热点问题上没有网民说只要美国威胁中国利益，中国就要核威胁美国。这无疑说明胡锡进的呼吁使得大家更理性了。但是还有人说“我兔早就超过1000枚了，老胡就不要瞎担心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胡锡进还真不是瞎担心。中国核弹头的数量当然是国家机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

美国智库CSIS刊登了一篇名为《How is China modernizing its nuclear forces？》的文章，认为中国2019年有：48枚海基，20枚空基，218枚陆基，共286枚核弹头，比过去的数据增加了19%。美国总共有2670枚核弹头，其中：920枚海基，850枚空基，800枚陆基。这个智库名气很大，但它分析的太保守了。尤其是对于美国核弹头分析，比美国前年国防部公布的数据还少得多，要说美国核裁军这么激进，笔者是坚决不信的。

CSIS认为的中国核弹头数量和结构

日本去年长崎大学核武器废除研究中心的数据可能还更加真实一点，该中心认为：各国中核弹头最多的是俄罗斯，约为6500枚；其次为美国约6185枚。法国约300枚、中国约290枚、英国约215枚、巴基斯坦约150枚、印度约130枚、以色列约80枚、朝鲜约20至30枚。

考虑到过去第三方研究核武器数量的一般规律，即核大国的数量相对比较准，而其他国家都偏小。中国发展的海基核武器以及隐蔽陆基核武器数量是卫星不能体现的，且易受低估，中国的核弹头肯定不会只有这么少，但是也不会多太多。笔者认为不会超过500枚核弹头，美军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解放军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500枚”。

可见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相比俄罗斯和美国来说存在数量级的差异，这还仅仅是比核弹头数量，考虑到当量（爆炸威力）的不同，这个差距还会更大。

美国军力近年来大大增加

我国的核弹头数量与美国有数量级的差距。这么少的核弹头也不是都能投送到美国本土。美国在日本、韩国部署有防导系统。台湾也有，该防导系统虽是台湾当局开发的，但是在美国试验的，战时完全可以纳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体系。此外，美军专门针对弹道导弹，打造了分布式战法和BMD系统，这很可能影响我军多波次的攻击。

BMD系统的原理和组成

除了东风17这样的乘波体之外，传统弹道导弹无论加入了多少突防与末段机动再入的设计，必然有着两个难以改变的弱点：

第一，传统弹道导弹，无论其具备多先进的末段突防能力，在最高点前弹头一旦偏离弹道，就很难回到原弹道。因此在高度敏感的中段尤其是前中段都只可能通过诱饵突防，而不能机动变轨。

第二，弹道导弹对“杀伤链”高度依赖。任何弹道导弹发现并精确命中移动目标的前提，都是必须有海洋监视卫星等一整套“杀伤链”的实时保障，这包括了大量低轨的高分卫星、中继卫星和地面站。美国的标准3blockⅡA有着不俗的反卫星能力，对我军的近地卫星的威胁非常大。

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中美陷入了战争对抗，例如在台海问题上兵戎相见，美军将大量的驱逐舰部队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外沿，配合在岛链上的日占岛屿部署萨德反导雷达，这样的组合就将严重威胁我军弹道导弹核反击的通道，进一步压缩我国的核威慑能力。

这种拦截属于前中段拦截，只要是传统弹道导弹，无论有多先进都避免不了在这个阶段十分脆弱。在我国新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例如星空-2）研制成功并量产之前，这对我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危险。

发射中的星空-2

美国近年不分军种，都在疯狂地进行军购和转型。以海军为例，其打算到2025年前购买包括LRASM、海上打击战斧、NSM和标准-6在内的1625枚主力导弹，这些导弹主要是重型反舰导弹。抛开这些导弹的作战性能不论，光数量就是中国海军舰艇数的近五倍。强调一点，这个数字绝对是反常的，美国海军2016年制定五年预算时仅仅只要求采购88枚重型反舰导弹。此外美国还打算在2021财年购买30000枚各种用途的导弹。

关键是准备，非核似乎更好

胡主编看到了中国的核弹头和东风-41的数量想要阻滞美国霸权还很不够，难道96主战坦克、99主战坦克、歼-20、东风-17、大型驱逐舰和航母的数量就很够？难道它们各自和美国同级别装备相比，数量差距就更小？

要知道解放军在装备上底子就弱，又曾经在财政上忍耐了二十年，直到2018年底才停止了一切有偿服务。近年来确实补偿式的更新了很多先进装备，但是军费始终是稳健增加而不是报复式增加，因此有限的军费更要用到刀刃上。

核弹头维护起来也不便宜，2019年美国为了维护核武库花了415亿美元。而且核武器不能首先使用和经常使用，实际威慑力是要打个折扣的。因此中国如果和美国进行核军备，是选错了赛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其实是陆基一家独大。我们假定目前中国有400枚核弹头，如果要尽快增加到1000枚，假定其中550枚都是陆基的，按照呼吁我们假定其中50枚的载具为新增加的东风-41，500枚由普通的弹道导弹发射。美军已经确定长期购买标准3blockⅡA及其改进型，制定了计划并且编列了预算。标准3blockⅡA中段拦截普通弹道导弹的效费比是很高的，中国的核弹扩大产能很麻烦，但是标准3blockⅡA扩大产能是相对简单的，难道我们列装了那500个弹头就能扭转我们现在的不利态势？

美军近年来在亚太可使用的常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了，原本少数我们认为数量足够的装备也面临着优势被抵消的威胁。由于常规军事力量直接承担着让美国“做不到”的使命，其重要性应当引起充分的关注。

要实现让美国“做不到”的目标，常规武器的效费比更出色。F-35战斗机其实美国2016年才全面量产，2019年的年产量就达到134架，除了给美国盟友的，剩下的几乎全移交给了美军。美国国内很多军事观察家明确说美军在以每2-3天一架的速度爆产能。目前美国F-35战斗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何况美国的五代机还不止F-35一种，F-22的数量至少有183，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变化，难道不需要大力增加歼-20的产能？

让历史指导未来，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77岁高龄的吏部尚书赵焕率领群臣跪在皇宫门口请求万历皇帝上朝讨论军国大事，主要就是辽东努尔哈赤称汗快三年了，且一直有准备谋乱的迹象，赵焕觉得不能再等了，要万历亲自主持大计。为了争取万历上朝讨论“辽事”，这位77岁的老人在皇宫门外和群臣跪到傍晚，结果只等来太监传达皇帝口谕“退下”。

这一件事，看似很小，其实影响非常大，一年之后就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朝到了万历年间，各方面矛盾已经非常大，内有宁夏哱拜、贵州杨应龙这样重量级的封疆之臣叛乱，外加大规模民变十几次，外有努尔哈赤崛起、缅甸东吁王朝崛起、丰臣秀吉崛起带来的战争。

但是萨尔浒之战在其中非常特殊，战争在后金建立后第四年才发生，如果不是后金军抢掠抚顺，时间还会更久。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努尔哈赤改革了八旗制度、统一了后金官民的思想、还向整个辽东地区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奸细。后来“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除了总指挥杨镐指挥不利之外，努尔哈赤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用贵州杨应龙的叛乱做一个对比，赫图阿拉周围一代的地形固然非常险要，娄山关、海龙屯也是占尽地利。杨氏作为土司治理遵义附近地区已达700多年之久，领下的人民近两百万。同时，杨应龙叛乱时有兵十余万，又有雇佣的苗兵数万，这就是国险而民附。杨应龙多次参加明朝军事行动，能征敢战，和努尔哈赤一样被授予二品将军。而后金崛起未久，人民不多，且对于抢掠明朝心存忌惮，军队虽然善战，数量只有5-6万。

明朝方面，打败杨应龙的主要功臣刘綎也参加了萨尔浒之战且被寄予厚望。如果萨尔浒之战分兵四路围剿算是兵家大忌，那么平定杨应龙八路张网只会更差。萨尔浒之战明军有12万，其中近9万都是朝廷的精锐。讨伐播州杨应龙的军队虽然有24万，但是只有三成是经制之师，其他全是土司随征的军队。

尽管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场战争的结果完全不同，讨伐杨应龙的战争很艰苦的打了114天，最终以杨应龙彻底失败告终。而萨尔浒之战，5日之内，明全军皆败。

当双方的武器装备没有代差时，准备几乎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努尔哈赤至少比杨应龙多准备了三年（实际上由于万历后期兵部工作经常陷于瘫痪，远不止），结果相差的就是这么远。既然军事准备这么重要，我们真的能把和平寄托在对方只准备不进攻上？还是像孙子指出的那样“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一边军事准备，一边外交斗争

我们看到可对华的美军经过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提升了数量以及特朗普过去三年提升了质量之后，现在的美国政客中战争狂人和有法西斯倾向的人数有了数量级的上升，都在叫嚣着现在或者疫情过去之后要让我们付出代价。

台湾的准备也很早，2016年以来蔡英文不止十次地公开演练“反斩首”或者直白的说就是演练逃跑。这样的演习显然不是为了做秀，事实上每次蔡英文一演练逃跑，台湾民间就会涌现嘲讽的声浪，民调也会受到影响。蔡英文的确是在准备着战争，虽然是以不负责任无耻的手段。

蔡英文演练在地下秘密通道中“反斩首”并了解军情

胡锡进说要提高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并不是一个笑话。何况提高战略威慑力并不等于不要双边沟通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相反，边军事准备边进行外交斗争似乎更好。

明朝处置杨应龙的例子就非常好，在第一次犯大错时仅仅撤销荣誉进行警告。又有了不法情况，要求其离开属地到重庆地界听勘并判决杨应龙出兵朝鲜剿灭倭寇赎罪，并且在贵州和四川两个方向加强对其情况的掌握。结果杨应龙回属地之后不出兵也不再接受朝廷继续听勘的要求，甚至诈降劫杀官军。

于是朝廷利用杨应龙还想继续准备不轨的心理，一方面要求其交纳银课赎罪，另一方公示国家只为惩逆不是削去土司，只要其交纳银课完成，就将其免职并由其子代替他世袭播州。这些举动分化了播州士民和其他土司，又将其狼子野心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如果大明能及早掌握努尔哈赤谋乱的迹象，并及时采取类似的措施，可能后面的历史就要改写。

同样的，我们进行军事准备也要和外交手段相配合。这样对方如果真的在意和平，那我们完全可以就这个问题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和平就实现了。如果对方协商或者条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说明所谓的“中国威胁”和“再平衡”完全是借口，我们埋头准备就是了。

笔者不认为准备核武器是一个好主意。美国智库CSIS认为美国有2670枚核弹头，而日本的研究中心认为有6185枚。存在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把3000多枚核弹头由武器仓库运到了储存仓库号称要逐步销毁。日本的研究中心只减去了真正被销毁的数字，而CSIS把放入储存仓库的都减去了。如果核武器真的是美国大部分的自信所在，那美国为什么要消减自己的核武器呢？

从某些“台独”分子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点。至今还没见到有“台独”分子认为美国有这么多核武器所以自己安全了。相反，当《中时电子报》宣称美国2019年仅F-35产量就超过中国2018年新装备战机总和时，“台独”分子沆瀣一气，异口同声的发出了禽鸟之音。他们究竟怕什么不言而喻。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因为珍爱和平，更要重视军事斗争的准备。掩耳难以盗铃，自欺不能欺人。“扩核”的呼吁不是笑话，保证中国的国防威慑力才有中国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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