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鲲:中国大量投资新技术标准制定,外媒高喊“狼来了”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2-20 07:40

余鹏鲲

余鹏鲲作者

独立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三流企业造产品,二流企业做技术,一流企业定标准”在中国行业内广泛流传,但是这句流传已久的老话最近被有新的外媒拿出来渲染带节奏,趁着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普及,中国企业也被别有用心的外媒简单地描述为,在某种部署和挑战西方的心态下,醉心于标准建设。

《华尔街日报》在2月7日刊登的一篇渲染中国威胁的文章就把中国在制定标准方面的投资正日益增加作为着眼点,标题为《从灯泡到5G,中国与西方争夺关键技术标准的控制权》。

文章认为,面对包括5G网络在内的新技术浪潮,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状态截然相反。中国对新技术标准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西方国家在标准开发上的投入却在减少。

相比摆事实讲道理,文章更倾向于妖魔化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正常的话语权提升,明里暗里地将中国的这种进步,说成是从中国政府到企业在超越西方的愿望驱使下的共谋。

中国政府,被说成是处心积虑地要通过控制标准而控制世界。文中引用日本前贸易大臣甘利明的言论,宣称中国正在推动的标准将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中国产品可以被用来收集数据,我们必须假定一切最终都将落入中国政府手中”。德国标准化协会(DIN)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也表示:“一旦我们最终按中国的规则行事,我们不应感到惊讶”。

这样的文章无疑令人震惊,因为受传统意识和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限制,中国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其实是进步相对较慢的领域。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领域话语权提升,为何会令西方媒体如此敏感,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中国目前还远不是世界标准引领者

由于西方媒体的舆论主流对华不友好,普通民众已经习惯于无视其中的反华宣传。但也不可走向反面,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赞美和恐惧都是真实的。很多时候,西方媒体这样说,只是为了更好地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打压和讹诈中国,绝不是中国真的有能力深度威胁到西方国家和世界市场。这些言论都是货真价实的糖衣炮弹,要是被忽悠瘸了,是会过错年的。

2014年《科技日报》报道了有141项中国标准成为了国际标准,其中我国数字电视标准(DTMB)成为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国际标准后,被11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或商用。

141项标准看似很多,但报道同时也提到中国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近10万项、企业标准100多万项,这么一算能成为国际标准的中国标准的占比少得可怜。

在此之后,中国标准的数量和质量继续飞速提高。根据《国际在线》2019年9月的报道,中国已有国家标准36877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583项。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只占国家标准数量的1.5%。

短短五年间,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从141项增长到583项,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中国终于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初露头角。但是这种疯狂的增长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标准过去在世界上羸弱的影响力,相比中国标准对世界的影响,西方标准对世界的影响要大得多。

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国家标准直接采用或者大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超过一半以上。2011年中国国家标准的总数是27256项,其中采用或者基本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达到68%。这些国际标准,又大多数是西方标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主导的标准。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有关部门抓紧了标准自主化的进程,中国国家标准中采用或者基本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有所下降,未来还可能进一步降低。但相比中国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的比例,未来还会长期有数量级的差异。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虽然是《从灯泡到5G,中国与西方争夺关键技术标准的控制权》,但文章里没能举出哪怕一项中国在灯泡或者5G领域获得关键技术标准控制权的例子,中国目前还远不是世界标准的主导者。

有的人说中国已经是5G的主导者了,5G目前还处于普及期,有望继续作为中心技术占据移动互联网5-8年,并成为多种先进技术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然而5G是完全的中国主导么?

为了防止信息集体失真造成的“曼德拉效应”,让我们回顾一则旧闻。2016年10月14日葡萄牙里斯本会议(RAN1#87)上,过去长期由高通主推的LDPC码战胜了Turbo码和Polar码成为了5G eMBB场景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编码方案。

大约一个月后,3GPP确定了华为主推的Polar码作为5G eMBB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后者迅速引发了舆论热炒和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不乏“中国拿下5G时代”、“超过高通 华为真行”等声音。但认真求证的网民很快发现了,华为的Polar码只是控制场景的编码,长短码都是高通的LDPC码。这两则决定性的新闻,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关心。

直到2018年,当年的标准之争重新成为舆论热点,但这次大家关注的是,在RAN1#86bis会议(是里斯本会议的预备会议)上联想投票给LDPC码是不是卖国。随着事件的发酵,联想控股的柳传志和现任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不得不亲自下场解释,声言要《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

联想公关部门当时制作的海报(图源:联想在《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文中的配图

在混乱和热闹过后,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是否获得了5G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则未能被深度讨论。笔者认为中国没有取得5G的主导权,但在国际标准制定上体现了中国的话语权,进行了极为有益的尝试。

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取得5G的主导权。截至2018年,Polar码专利中华为的占比在一半左右,爱立信以25%的占比紧随其后,InterDigital、高通、三星都有一定的专利占比。反过来说曾经是高通赚钱密码的LDPC码,由于大量已有的专利已经过时,目前博通、三星和华为都有不输于高通的积累。

总得来说5G没有绝对的主导者,是一份充分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国际标准,而中国是其中重量级的参与者。但这绝不是西方国家讲文明讲道理的体现。毛主席曾对帝国主义者的形象作了深刻的描摹:“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没有全世界的共同抵制,没有中欧、尤其是中国企业积极研发并勇敢地参与技术竞争,5G的世界,将还会是那个高通大收高通税的世界。

扩大中国声量,需要有梦想的中国企业

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那么只要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标准就一定是国际标准,至少是国际标准之一。这种说法,从可行性和合理性上说都是错误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由于工业革命起步早,在某些历史阶段曾经长期拥有与自身国土面积和实力并不匹配的影响力。因此早年间,大国的国家标准很容易上升为国际标准。例如火车的轨距,集装箱的大小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中国富起来的时间还不长,部分技术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顶峰,但这些科技新事物并非中国的原创,中国的原创科学成果的产业化还需要较长的一个过程。以华为深入研发并产业化的Polar码为例,最早就是由土耳其科学家提出的。这些都是中国在争取国际标准话语权方面的先天不足。

任正非向发明Polar码的Erdal Arikan教授颁发奖牌(图源:官方网站)

而且,今天的世界虽然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在表面上民族平等、主权平等已经成为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被反复证明,而且深入人心。只考虑商业的商人是短视的,不考虑商业的政策同样是愚蠢的。

国际标准之所以被各国普遍采纳,较低的应用成本和较高的普适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说个极端的例子,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再大,美国的贫困标准也成不了世界的贫困标准。而曾经受益于中国较低乳品标准的中国乳品企业,近年来也都反复强调自己的产品“远超国家标准”,甚至有企业暗示自己执行的是欧洲标准或者国际奶源。

这些政策性的案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能代表技术领域,那么WAPI就是技术领域典型的例子。

过去的Wi-Fi,使用的加密标准WEP是有漏洞的,如何让Wi-Fi变得更加安全就成为了Wi-Fi标准制定的重点。WAPI就是中国技术团队提出来的加密协议标准提案,提交到ISO进行投票后,WAPI落败了,后来成为802.11i协议的是另一套美国的提案。WAPI的落败并非技术的落后,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的缺失相比WAPI造成的不兼容问题要更大。

WAPI冲击国际标准失败之后,在中国成为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并一直严格执行至今。也就是说,在中国上架销售的智能手机,无线局域网功能必须同时支持WAPI。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智能机的市场虽然比现在小,但绝对不可忽视,而且洋品牌占据绝对的优势,赚取着巨额的利润。但对于苹果和三星这样的手机巨头而言,支持WAPI不仅要重新设计芯片,而且在成熟度上也不能与Wi-Fi相提并论。而且与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外商有时更加“讲政治”,因而集体消极抵制了一段时间。

结果就是当时国行销售的外国品牌智能机,为了不支持WAPI功能,干脆连Wi-Fi也不带。大约从2009年开始,既支持WAPI又支持Wi-Fi的智能手机开始成为主流。每一台手机的无线局域网功能都被称为WLAN,即(支持多制式的)无线局域网,就是这一政策至今仍存的烙印。

这一政策当然体现了中国追求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维护国际标准公平的强硬决心,但实事求是的说,尽管每一台智能机都有WAPI功能,而且在中国销售的大部分路由器也都支持开启WAPI,WAPI的市场份额仍然小的可怜。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名词的存在,知道的很多人也以为后来这个政策被废止了。

WAPI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它意味着中国的新技术标准,在缺乏国内产业协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即使有保护性的政策,也很难成功。这一点,与华为成功取得5G eMBB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而言之,中国标准想要走向世界,政府引导、国内产业协同和有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具备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更多有梦想、有追求的中国企业。

有梦想的企业在其他企业忙着融入国际标准赚快钱的时候,会选择潜心研究、厚积薄发。有梦想的企业在其他企业忙着将技术变现的时候,会致力于共享和组织产业链,壮大自己的技术同盟。

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企业,华为就是其中的一家。在特朗普的大棒挥舞下,被制裁的中国企业很多,但像华为这样始终有国外企业帮腔和支持的并不多,甚至有大量的西方企业真诚地希望华为落地。我想,这就是技术号召力的体现。

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表现,则很难令人满意。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社区团购所说的:“如果只顾着低头捡六便士,而不能抬头看月亮、展开赢得长远未来的科技创新,那么再大的流量、再多的数据也难以转变成硬核的科技成果,难以改变我们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

笔者衷心地希望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听进《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真知灼见,重拾出发时的科技梦想,勇敢地冲击国际标准的制定,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外国媒体惊慌,始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正在落地

我们回顾了中国标准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发现目前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至少在数量上,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都处于极度不相衬的阶段,为何《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感到如此的惊慌。

笔者认为该文的题图正是问题的答案,该图所示的是中国常州的一家中国中车工厂正在组装和检查一辆要出口到尼日利亚的机车。之所以尼日利亚要向中国进口机车,除了物美价廉的因素,还与尼日利亚2016年通车的阿卡铁路有关。

中国中车在常州的工厂正在组装并检查预备出口到尼日利亚的列车(图源:华尔街日报)

这段186.5公里长的铁路,不仅是由中国的施工单位中土集团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中国的技术和标准。2020年9月,尼日利亚又一条大量采用中国标准修建的铁路——中线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早在33年前就开工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在30年间进展缓慢。2017年底由中土集团接手后,大量采用中国标准,铁路现场日新月异,用时不到3年就宣告完成。

可以预见,今后尼日利亚的铁路很可能依然会采用或者主要采用中国标准修建。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根据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的统计,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569多个对外工程项目中,执行的主要标准来看,中国标准占到35%,项目所在国的标准占到了24%,其他是美国标准、英国标准、法国标准。由于统计的项目中,位于非洲的较多,因此采用法国标准的要多于美国和英国标准。

中国企业569多个对外工程项目中执行的标准情况(资料图)

主要采用中国标准的项目达到35.1%,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显示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落地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固然重要,但成为事实标准更加重要。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发挥远大于经济体量的话语权,先发优势至为重要。但先发优势也是相对的,中国标准先落地先普及也是另一种先发。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在西方牢牢掌握国际标准制定权的当下,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要大喊“狼来了”。如果这种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成为一种潮流,那么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标准俱乐部将不败而自败。只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文章中要将各国出于自身利益主动接受中国标准,描绘成中国政府要控制世界。把中国产品走出去并落地的种种努力,说成是挑战西方国家。

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早就开始了,但简单地出口商品和发展业务,起不到启蒙市场、教育群众的作用。以至于中国合理主导国际标准的进程异常艰难,西方的新一代们也很自然地挥舞着Made in China的织物,支持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

在国际环境空前恶劣的当下,需要更多有梦想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要带着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出去,帮助中国标准在当地落户生根。

与此同时,当新市场并未彻底完成开拓,老市场已不再敞开大门,种种质疑又打上门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套清晰的中国标准战略?这既能在舆论上堵住中国威胁论的悠悠之口,又能增强那些企业和国家支持中国标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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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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