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近期，半导体世界又响起了制裁的惊雷。彭博社首先披露：日本和荷兰将在1月27日（美国时间），与美国完成协商谈判，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和设备，以减缓中国发展自主半导体能力。

从美国时间1月28日开始，包括日本《共同社》和美国《政客》杂志在内的世界多家媒体确认美日荷三国已就上述事项达成了共识协议，而且选择不公开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中国发展半导体的外部环境再次劣化了。此前因美国“长臂管辖”，荷兰政府已禁止荷兰阿斯麦（ASML）光刻机公司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EUV）光刻机。

美国拉拢拼凑的半导体制裁同盟，必然剧烈损害参与企业的利益，却不会很快土崩瓦解。因此，中国半导体产业必须“突围”，要尽快构建一条既基本够用又独立自主的“红色”产业链，分化这个破坏贸易的同盟，并争取建立一个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新同盟。

参与对华制裁有害无益

1月27日，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股价下降了6.4%，超过80亿美元在该轮下跌中蒸发。而其竞争对手AMD和英伟达的股价则分别上涨了0.3%和2.8%。作为世界CPU设计企业的龙头老大，英特尔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灾难来形容。美国证券分析师摩西斯曼（Mosesmann）夸张的认为：“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或解释英特尔这一历史性的崩塌”。

美日荷达成共识协议的1月27日，英特尔的股价严重下挫，恐怕并不是一个巧合。分析普遍认为，英特尔的业绩下滑与美国对华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密切相关。

1月27日，英特尔股价下跌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党政军及其他重要部门的办公和云业务开启了国产化自主化的替代浪潮。随便进入一个政府机关，都有相当多的电脑里安装了国产操作系统，而且往往跑在“中国芯”上。

过去，由于这些部门信息化预算较多，但预算的使用监管严格，而且设备都有最低使用年限的要求，因此往往倾向于购买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整机，具体到其中的配件如CPU等也往往选择品牌最硬的。在这种采购偏好下，体制内的办公电脑用的几乎都是带核显的英特尔CPU。需要独显的场合，用的几乎都是英伟达的显卡。

现在不同了，龙芯、飞腾、海光、兆芯在政策性市场中各显神通。以龙芯为例，在贸易战前，这是一家市值不过10亿左右业绩起伏不定的中小企业，市场占有率比1%还小得多。根据最近的审计报告显示，龙芯中科的市值已达到380亿，尽管2022年的盈利情况有所劣化，但与2016年相比，则无异于霄壤之别。

龙芯商务办公电脑

对中国的制裁使得英特尔永久地失去了很大一块中国市场，但研发经费并不会立刻随之减少。此时“万年老二”AMD刚好又奋起直追，英特尔既无法再靠明显的性能优势打击AMD的市场占有率，又得消化此前超额投入的研发成本，股市的表现自然就不可能太好，而这又造成融资成本的提高……

被美国单方面粗暴制裁吓到的政府、机构和个人，在不得不选择美国CPU时，恐怕也会增加对AMD的考虑。毕竟AMD首先考虑的是追赶，而英特尔前进的每一步都会直接增加美国半导体的技术实力。

此外，尽管半导体产业仍然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智力附加值最大的产业之一，对军事和工业的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毕竟是个逐渐走向夕阳的行业，这个产业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现产值飞跃了。制裁势必逼迫中国加大对半导体的投入，而这又将减少美国企业能够占据的市场。

面对着2021年以来反复下跌不容乐观的股价。英特尔深知做大蛋糕已没有出路，只有降本增效，2022年时进行了大规模裁员。1月27日的股价下挫后，2月1日英特尔拿出的办法还是降薪和裁员。季度工资奖金被取消，年度奖金暂停，基于绩效的加薪也被搁置了。此次降薪还下调了包括英特尔首席执行官Gelsinger在内的管理人员基本薪酬，最低的降幅也有5%，高的可达10%-25%。

英特尔宣布进行降薪

因为是美国企业，对于制裁造成的损失，英特尔不能说什么，说了也得不到同情，但荷兰和日本都深知制裁必将首先损害自己的头部企业。

荷兰企业阿斯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光刻机生产商之一，其CEO温宁克一直反对制裁。温宁克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机器，他们（中国）就会自己研发。这需要时间，但他们最终会实现的”。显然荷兰的CEO非常清楚，尽管他的企业在世界竞争中领先很多，但绝不可能从制裁中国中收益。

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日本明星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产业省前贸易管制局局长细川昌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受新的限制措施影响最大的应该会是东京威力科创蚀刻设备公司，因为该公司四分之一的营销收入都依赖中国市场。

日本共同社也表示：“日本在这一领域（芯片制造）拥有优势，在全球销售额前15名中占据7席，包括东京电子以及生产检测装置的爱德万测试等。中国是主要购买方之一，出口管制或将对日本企业造成打击”。

总之，日荷进一步参与制裁只能使得各自的头部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遇更大的困难。

制裁不会轻易松动

美日荷企业在制裁中伤痕累累，难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美国拼凑拉拢的同盟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解体。受限于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制度，他们协调进行制裁，在初期必然是反复和软弱的，会经常扯皮，花很多时间打嘴仗。而这正是中国半导体抓紧积累、提高自身的良机。随着这些国家协调的加深，制裁不太可能会很快松动，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当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很多美国媒体都不相信能够运作起来。《时代》周刊干脆在2017年11月宣布：中国，赢了。经过了四年的角力，中国依然继续扩大了优势，但要说可以吹锣打鼓的欢庆胜利，恐怕依然为时尚早。

现在看来，当时《时代》周刊太乐观了

在制裁机器发动之后，不能低估西方对痛苦的忍耐力。根据上观新闻报道，2019年普京表示，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因制裁损失约500亿美元，而欧盟损失2400亿美元，美国损失170亿美元。

普京的数字即使存在一些水分，欧洲和俄罗斯的损失比也是很惊人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体系更加不怕制裁。工业制成品俄罗斯可以找别人买或者不买，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原料欧洲很难不要。等到2022年，俄乌再次发生冲突，欧洲实施了对自身更为不利的制裁；以自己巨大的损失，来求得再次稍微增加俄罗斯的经济困难。

需要较长的酝酿和讨论，但最终往往能够协调一致，是西方国家达成制裁共识的一般特点。哪怕在1月15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还表示，荷兰不会草率接受美国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实施的新限制。尽管在2022年12月时，荷兰和日本就已经表示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美国的新一轮禁售。

虽然这些限制可能会对日荷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日本和荷兰出来抱怨，更多的是要求“达成一种平衡，这样日本、美国和欧洲就不会有人处于不成比例的不利地位，而非对制裁本身表达不满。

可见，希望制裁联盟自己瓦解是不切实际的。

设置两难陷阱或为反制良方

目前世界半导体产业无论是从结构还是地区分布都极为不均衡，在设计领域美国一家独大，在光刻机制造上荷兰有独到之处，光学仪器则是日本的传统强项，封装测试方面东南亚有成本优势，但对参与西方制裁兴趣不大。这种产业布局带来的不均衡性，为中国瓦解制裁提供了抓手和依据。

中国的优势在于智力成本较低，且不得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因而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半导体政策。而美国组织的同盟，弱点在于很难平衡好参与各方的利益，同时任何制裁在短期内，都会对实施方造成损失，这是很多国家和企业不愿承受的。它的两难是，如果强调“美国优先”，就很难保证联盟的团结，如果强调联盟的团结，就会首先消耗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完全可以根据美国的举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经过几年的博弈，美国企业已经为制裁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美国才会选择强化联盟，让日本与荷兰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此举只是技术上的调整，由美国主导的战术似乎并未改变。

当处于这一历史阶段时，我们不宜对所有制裁参与者都对等报复。目前，国内的自主芯片依然在不断更新制程，一些芯片显然不是国内生产的，而是和国外发生了技术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中全力优先打击美国的半导体进步，首先发展自主芯片设计领域无疑是明智的。

发展自主芯片，并非短期内要与美国一较高下。一方面，美国企业的相对高度没有那么容易追赶，另一方面除少数芯片外，多数芯片每年的绝对性能的迭代提高都是有限的，十年能提高两倍都不容易。对于这些芯片，哪怕只能达到美国十年前的水平，也足以摆脱“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可以自信地面对制裁。

2010年之后，CPU单核定点性能提升不多

等到美国维持不了强硬的态度时，它就只能强迫其他国家保持和美国同等的制裁力度，这也意味着制裁进入倒计时。证明平等本来就比证明差异更繁琐，更容易产生复杂的猜疑链（参考证明男女应该平等或男女已经较为平等的难度），再加上美国的军事经济优势使得它具备更有利的博弈条件，反过来又会增强这种猜疑。

这种猜疑链，也是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国家发现：当他们遵守法国要求，不与英国进行贸易时。法国却在搞“特殊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

美国的制裁，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参与各国之间的猜疑。阿斯麦公司CEO温宁克去年就质疑，为什么美国芯片制造商能够向中国客户销售最先进的芯片，而阿斯麦只能销售较旧的芯片制造设备。

阿斯麦去年在国内参展

中国完全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采取有区别的争取政策，唤起潜藏在制裁参与者心中的猜疑，从而更快的瓦解美国挑起的芯片战争。

从战略上讲，美国的制裁无疑是不可持续的，但何时瓦解，关键看中国自主半导体产业的力量发展有多迅速。如果中国半导体产业掉链子了，甚至长期停滞，那么失败的风险也不是没有。

去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基金）连续有多位高管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在这些高管任职期间，大基金的很多投资没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又阻碍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追赶。

于今思之，更显得分外痛心。中国半导体的“红色”产业链，既充满着希望，但也存在着需要顶层设计的种种问题。如何把胜利的可能转换为胜利的事实，仍然是很大的考验。在前进的路上，我们既需要时不我待地追赶，也要行稳致远，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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