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接着上一期的话题，今天我们聊一聊长征时期与西北苏区的红色金融工作，完整还原一段藏在长征硝烟里、支撑着革命生命线的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了命令：把所有金银、纸币、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全部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

于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诞生了——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

当时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叫“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教员、朱德、王稼祥、李德，都编在这个纵队，由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由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纵队东西很多，比如军委后勤部制造军火的机器，检测伤员的X光机，中央银行、财政部的银元、钞票，还有印钞机。

因为长征一开始的目的地并不是陕北，而是准备到湘西地区，同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所以要带上所有的物资。因为当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在湘西、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打下一块根据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十五大队的装备，不是长枪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黄金、银元、纸币，还有笨重的石印机、油墨、纸张，这是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 “全部家当”。有14人国家银行干部在十五大队，包括毛泽民（当时他还有个身份是“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兼任）、曹菊如（上一期提到过）、以及毛泽民当时的妻子钱希钧、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委员莫钧涛等，运输员200多人，警卫连116名，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袁福清任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

所以这支部队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长征初期，最惨烈的一战是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兵力损失过半，形势万分危急。另外，在北上往湘西的路上布满了40万敌军。40万对3万，优势显然在老蒋。因此，还要不要去湘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2月12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李德、博古这些“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教员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教员的主张。当晚7点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县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这次会议也被称为“通道转兵”。

但是到底要到贵州哪里，大家也不清楚。所以12月18日，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教员坚决主张，改向黔北进军，在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教员还说，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教员的主张。

到了12月31日，军委纵队（湘江战役后，红星红章两支纵队已经合编为军委纵队）抵达乌江边上的瓮安县猴场镇，准备强渡乌江。但“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所以又在当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也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教员的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

由于之前黎平会议决定要在遵义建立根据地，所以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遵义发行了纸币，也叫红军票。国家银行设在贵州军阀犹国才的公馆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但是当地群众之前对苏区货币没有一点认知，只熟悉大洋、银元。那很多听众不禁要问，遵义老百姓凭啥就能接受这些苏区纸币呢？

关键是背后的担保。当时苏币以布匹、银元及食盐为保证。

遵义当时食盐紧缺，且均被官僚、军阀、地主和奸商垄断，价格很贵，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红军抵达遵义后，随即截获并没收了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经营的价值几十万元的盐行，以及价值5万元的香烟（因为当时贵州人喜欢抽烟、抽鸦片，贵州兵更是以“双枪”出名）。除留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在市场出售。

苏维埃国家银行就跟老百姓说，可以用红军票买低价的食盐。资料记载：“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香烟4罐，价值远贱于平昔。”1斤盐在当地市场的价格为1块银元，而1元苏币可以买盐7斤，这使得“红军票”顺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争着要。所以红军就可以顺利地用红军票去采购物资。

同时，红军还对商人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当时毛泽民还专门到当地知名人士刘伯庄家里拜访，向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请他出面做做工作，保证红军能按市价支付钱币买到东西。在刘伯庄等人的动员与帮助下，商店纷纷开门营业。

另外，红军允许老百姓拿着红军票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当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就是方便老百姓能随时把红军票兑换成银元，从而提高红军票的信誉。

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和物资保证，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苏维埃钞票。

遵义是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据曹菊如后来回忆，银行工作人员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10天里的主要任务是纸币的发行与回笼。

钱希均在回忆录《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中记载：“本来，从江西出来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起了变化，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家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面值与光洋相等。为提高苏区纸币信誉，我们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

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还重新制定了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为使群众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在撤离前夕，国家银行开展了紧急货币回笼工作，在红军各驻地闹市区张贴布告，设兑换处，用食盐、布匹、米、谷、香烟等物资和银圆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

钱希均回忆，“我们要撤走了，但还有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里未收回，林（伯渠）老和泽民商量，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到影响。”所以教员后来说，长征是宣传队，从金融工作中也可见一斑。

虽然大规模发行纸币只有在遵义，但是长征沿途也仍然使用了一些纸币。比如现在郴州市汝城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的库房里，有62张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据捐赠人的后人介绍，那时候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村民们把那些米、菜给红军，红军那时怀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就把钱给村民了。红军走的时候，可以让群众把苏维埃纸币再换回银元，当时爷爷没有把纸币换回银元，也是以这种方式在默默地支持红军。

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红星报是1931年12月11日由总政治部创办，1933年8月起由小平同志主编，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 明确强调：“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甚至有请运输员、请向导也用纸币的。这不仅是浪费，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兑现的，但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因此，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

遵义之后，就基本上是运动战了，虽然二渡赤水后又重新占领了遵义，但是只呆了两三天。因为老蒋大军马上合围，必须快速转移。所以当时也没有条件发行货币。随后就是三渡、四渡赤水，再之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过夹金山，在川西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原本是好事，但是张国焘看到了中央红军的衣衫褴褛后野心膨胀，针对红军往哪里走的问题，和党中央发生了争执，甚至想要分裂党。好在教员等人及时克服张国焘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及时北上，抵达甘肃南部。

当时红军行进的方向是陕甘边界，但是具体哪里落脚并不清楚。9月27日，在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修整时，红军从《大公报》上了解到，陕北有一只红军，还有一片根据地。于是中央马上决定，红军长征落脚点应放在陕北。

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当时这是陕甘晋省委所在地。

11月下旬，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

当时在西北有三家主要的银行。

一家就是并入西北分行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这个银行之前叫陕北省苏维埃银行。另一家是陕甘苏维埃银行。还有一家是神府特区苏维埃银行。

首先介绍下陕甘晋苏维埃银行。

就在中央红军在遵义的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其管辖范围涵盖保安、安塞、延安等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为了统一辖区内的财政经济，当年6月，陕北省政府就命令由财政部着手成立财政印刷所，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钞票。由省财政部长艾楚南兼任银行行长（艾楚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财政部的司长）。不过陕北苏维埃银行当时只铸造了2000余枚五年制银币和少量铜币，发行了面额1分、2分、5分、1角、2角五种纸币，流通范围限于陕北省的中心地带安定、延川、清涧、延长等县的十几万人口中。

当年9月份，成立陕甘晋省委，陕北省苏维埃银行随即更名为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于1935年10月迁往安定瓦窑堡，同年11月，并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从1935年9月到11月存续的两个月间，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在原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五种纸币基础上只增印了一种5角币。

另外一家是陕甘省苏维埃银行，早期的名字叫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

1933年三四月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但当时农村根据地银洋不多，靠粮食等物物交易，一来不便携带、二来不利计价。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成立。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一经成立即在南梁油坊（甘肃庆阳华池县）沟建立了制币厂，准备金来自没收土豪地主的白银。由于缺乏设备和纸张，印刷货币条件受到限制。工人们用粗老白布代替纸张，用木刻雕版、手工印刷代替机器印刷，印后再用桐油处理等简陋办法，在很短时间内，印刷出了质地硬脆、形同油布的货币，这就是陕甘边区银行最早的货币——“油布币”。

“油布币”长14.1厘米，宽6.7厘米，大小和第五套人民币的10元纸币差不多。“油布币”正面上端框内从右至左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个字，下端框中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有“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票面主图为三个五角星，正中大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头图案。在正中盖陕甘边区银行印，两边竖写面值，面值下面各盖正副行长印章。

“油布币”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第一种货币，属兑换券性质，规定每10角兑换大洋一块，发行了1角、2角、5角和1元四种面额。

“油布币”最初发行流通时并不是很顺利。为了活跃经济和商品贸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恢复和新开设了荔园堡和白马庙两个集市。由于国民党发行钞票毫无信用、不断贬值，群众对非金银的货币普遍不信任。开始时，群众在集市交易中并不主动兑换印制简单的“油布币”，只是迟疑观望，做生意的商贩也不敢用。为此，苏区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在集市上专门用“油布币”购买物品，同时货币兑换所人员每逢集日在荔园堡集市设立兑换处，凡持有“油布币”的商贩要求来兑换银元，当场即行兑换。时间一长，“油布币”逐渐在集市上推广开来，从而在边区流通起来。“油布币”存续流通了大约半年左右，后因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成立，“油布币”逐渐被“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取代。

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亦称南梁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在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苏区政府提出和实行了“陕甘边苏区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等等。其中提到成立边区政府银行，发行“苏票”；设立集市，开展贸易；党政军干部和部队战士的生活、办公费用由财政委员会统一筹措、分配，官兵一致，不分等级。除实物外，个人津贴、办公费用一律发“苏票”。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成立，发行新的苏区货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同时停止发行“油布币”。“农民券”是陕甘边区政府发行的第二种货币。农民合作银行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融政策、发行边区政府货币、办理兑换业务等职责，管辖造币厂和苏币兑换处。为驱逐国民党伪币，占领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

“农民券”以银元为本位，属于兑换券性质，发行面值有1角、2角、5角、1元四种，银行规定每10角农民券兑换1元银元。“农民券”的发行流通建立在“油布币”良好信誉上，群众对苏区政权的货币都很信任和认可，因此流通比较顺利，“农民券”流通的时间从1934年11月银行成立开始至1935年4月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

受印制设备条件所限，“农民券”亦是布质，用雕版印刷之后，涂上桐油晾干使用。为区别于“油布币”，票形改为竖式，高12.8厘米，宽7.5厘米。正面以松叶为底纹图案，上端从右至左书写“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印“兑换券”和“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元”，还有“苏区一律适用”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字样，票面中央为大写的面值，下方绘有镰刀锤头图案，两边印财经委员会印章，背面只有方印。

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向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随即撤离南梁地区，迁至甘泉下寺湾（延安甘泉县），停发“农民券”，并把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为“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开始印发“银币券”纸币、布币和“铜币券”纸币。“银币券”发行过1角、5角、1元三种面额；“铜币券”发行过20枚一种。“银币券”正面上方为“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行名，中央为镰刀锤头图案，正下方还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印制”，背面印有“凭票即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印制”文字。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制发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币后，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便停止发行使用。

还有一家是神府特区抗日人民委员会银行（后更名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

神府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以神木为中心，包括府谷、佳县、榆林部分地区，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4万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9月18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随着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神木、府谷红色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领导决定将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改为神府特区直属中央领导。

1936年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乔钟灵为主席。为改善人民群众贫困生活，活跃集市商贸、便利交易，1936年春，中共神府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财政部部长高振业兼任银行经理。同年在特区辖区内发行“流通纸券”辅币，有纸质、布质2种。纸质券又分面额5分、1角、5角、1元4种；布质券有1角1种。1937年1月，神府特区抗日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随之更名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高振业仍被选为财政部部长兼银行行长。在高振业主持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印刷发行了5万多元钞票在市场上流通，又在贺家川村周边组建了民众合作社和纺织工厂。这些措施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一定作用，使苏区的经济困难得到很大改善。

4月，银行宣告撤销，流通纸券亦随之停止发行流通。为避免给广大群众造成损失，银行以物资和银元兑换回群众手中的流通券。

1937年10月，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形势需要，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国家银行”名称正式结束。

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林伯渠，作为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而副行长曹菊如则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那曹菊如在行长任上做了哪些事情？边区银行在边区经济发展建设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多少家银行，做出了多少贡献？下期我们就聊聊抗战时期的敌后金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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