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管建强教授按语：在2026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共同社记者提问时，严厉批评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四问”日本有何理由粗暴干涉中国台湾事务，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野心。王毅外长还提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今年是又一个80周年，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希望广大的日本人民擦亮眼睛，不允许今天再有人自不量力、重蹈覆辙。

去年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2025年10月中旬，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中国史维会”）邀请并接待包括增田都子女士在内的日本关东和静冈县地区市民运动组织的负责人（近20人），走访考察南京、上海、杭州等侵华日军实施暴行的遗址，其中前往南京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祭拜等。每到一处，除了拍摄历史遗物、证据，不少人还拿着小本子记录所见所闻，特别认真。

增田女士回到日本后，将其所见所闻和内心感想撰写为一篇记事文稿，发表在其个人Blog：miyamiyamiyachang，同时也将这份记事文稿分享于我。

这是一篇具有深刻历史反思精神和真挚情感的访华记事。增田女士以个人体验为主线，穿插历史资料、现场照片和内心独白，毫不回避自己作为“加害方民族一员”的愧疚与痛苦。她的文章兼顾批判与呼吁，不仅记录历史，更直指当代日本政治问题（如高市早苗错误言论、历史修正主义），引述村山谈话、德国总统演讲等，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我本人身为中国史维会秘书长，认为这篇文章值得国际社会及广大中国人在内的所有爱好和平人士认真阅读；除了计划用日语、英语和中文刊载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官网上，也觉得很有必要推荐给观察者网刊登。

身为日本人公开书写反思战争、批判本国政府的文章，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这种直面历史的姿态，对促进中日民间互信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良知不是一天形成的。

增田都子出生于1950年，自1973年起担任东京都公立中学社会科学教师。她长期致力于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客观讲授历史真相，尤其关注战争责任、象征天皇制、冲绳美军基地及日本侵略历史等课题。

在此过程中，她多次因坚持真实历史教育而受到日本右翼及部分政治人物的指责与施压，甚至遭遇不当处分。然而，她始终秉持教育者的良知，不畏压力。2002年，她在相关诉讼中胜诉，重返教育岗位；但2005年，又因批评右翼教科书及其历史观，再度遭受不公正处分，最终于2006年3月被迫离职。她的种种经历也恰恰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上的复杂面向。

增田女士的实践与坚持，展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和平的坚守，以及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勇气与良知；同时，也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维护历史真相、促进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有力驳斥。

【文/ 增田都子，译/ 管建强】

2025年11月10日至17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博士管建强先生，同时也是民间团体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 事务局总长，向森正孝先生发出了访华邀请。森正孝先生是电影《侵略》上映委员会代表、曾任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

森先生找到我时，我自然二话不说就应下：“我去！”（笑）。我们组建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日本访华团”，成员包括日本团队、在日朝鲜族及韩国团队（其中还有中国朝鲜族出身、现定居首尔的中国人），总计20人，途中还有成员加入，人数一度达到21人，就此开启了访华之行。

访华团团长自然是森正孝先生，他自1991年起已访华近百次，悉心采访细菌战受害者与原日本军士兵，拍摄多部纪录片，因此深受中国各界人士的信赖。

11月11日，首站到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们首先在馆内会议室，听取了馆长的致辞。馆长特意叮嘱我们：“这里是缅怀遇难者的场所，请勿省略全称，请称其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照片中间的那位便是馆长，左侧是南京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研究日军731部队的兄弟部队——南京细菌战1644部队的专家。馆长因忙于筹备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当天将在此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致辞后便先行离场。

我认为，倘若今年高市首相仍未撤回其相关言论，那么此次公祭仪式上恐怕会出现强烈批判日本政府的发言。高市首相曾称“若台海发生事态，即便日本未遭受攻击，该事态也属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将出动自卫队参战”，这一言论否定了中日双方多次约定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核心内容。要知道，国际条约（包括宣言与声明）均具有国际法效力。（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指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 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我们还在现场聆听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照片中右侧、坐在馆长左手边）的讲述。在中方的表述中，将从日军大屠杀中活下来的人士称为“幸存者”，这位先生便是幸存者的儿子，相当于日本语境中的“战争亲历讲述者”。如今日本的战争（原子弹）亲历者日渐减少，各界都在摸索讲述者的传承问题，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据悉中方已将遇难者家属认定为历史“证人”。

这位先生讲述道：

“听母亲说，日军攻入南京前，父亲原本说要和家人一起躲进南京城内的难民区，也就是国际安全区。但父亲是一名中医，他说‘我不是军人，不会有事的’，最终留在了家中。母亲放心不下，次日独自回去查看，发现父亲已身中数弹，倒在地上离世了。

我的叔公当时在南京城外的下关做生意，那里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俘虏大屠杀，普通民众也被当作士兵对待。几天后，家人想悄悄去找叔公，避免被日军发现，可最终杳无音信。下关街头堆积着无数的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模样。叔公再也没有回来，我们想，他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具无名尸了。”

讲述结束后，我们在纪念馆前面举行了悼念仪式（献花默哀仪式）。森先生与我的悼词附在文末。“Atrocities”意为“穷凶极恶、残暴、屠杀”，如今也被用作形容当时南京状况的词汇。

这是悼念仪式结束后拍摄的纪念合影。

悼念仪式结束后，我们参观了纪念馆，在展厅最后，看到了丹麦女王与捷克总统来访的照片。

展厅内的景象令人心绪沉重……

大家可以猜猜上面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什么？是从地面堆至近乎天花板的官方文献。据悉，这里收藏了多达1万卷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加害者及第三方证人的官方档案。那些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日本右翼分子叫嚣着“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是捏造、是伪造”，可证明大屠杀的官方文献实则堆积如山。

右翼分子的典型谎言，便是声称“南京当时只有20万人口，不可能有30万人被屠杀”，却从未深究“20万人口”这一说法的出处。以下这两张地图，是森先生在静冈大学担任和平学讲师时，为授课制作的资料，访华前他通过邮件发给我们，供大家提前学习。

右翼分子恐怕从未想过，南京市的行政区划正如上图所示，由6个县——中国是市下辖县，与日本县管市的概念相反——和城墙环绕的南京城区组成，南京城因明朝时皇宫坐落于此而得名。右翼分子口中的“20万人”，仅仅是逃入“南京城区内的国际安全区＝难民区（地图中红线标注区域）”的人数，这一数字出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

根据森先生的资料，南京市行政公署的记载显示，南京城区原本居住着约101.6万人，因大量民众向城外疏散，至1937年6月至7月7日（即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城区残留人口约50万人；6个县原本有130万常住人口，扣除疏散人口后残留约50万人，再加上驻守南京的15万守军，当时南京市内的总人数约有100万。

因此，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前后，到1938年2月中旬屠杀基本停止，遇难人数达30万这一数字——尽管东京审判认定为20万人——绝非不可能，更不能断然否定。

走进纪念馆后，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展板，是幸存者的照片。照片色调明亮的是在世的幸存者，色调暗沉的则是已逝的逝者。此刻，我终于理解了馆长所说的“这座纪念馆，也是一处缅怀逝者的场所”的深意。

下图是日军12月17日“入城仪式”。最前面的是松井石根（侵华方面军司令官，战后被定为A级战犯、处以绞刑，1978年合祀于靖国神社），其后是朝香宫鸠彦（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据说为了不让皇族有任何闪失，以“扫荡战”为名、对无抵抗俘虏（包括平民）的屠杀达到了极为惨烈的程度。

下面这张照片是没有标注日期的朝日新闻号外。当时他们以为只要攻下首都南京，蒋介石政权就会投降。

下图则是2008年朝日新闻（朝日記事）的报道。虽然右翼分子们一直主张“这些虐杀俘虏照片是捏造的”，但后来发现了从其他角度拍摄的同一场景——活埋俘虏的多张照片，捏造一说不攻自破，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下图是对“占领南京时没有外国报道”等主张的反证，展示了当时几家外国报纸的实时报道。英文报纸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下面的照片是当时朝日新闻的报道，这里提到的“幕府山”，就是森先生制作的南京城区地图最上面（北）的那座小山，不知这15000名俘虏的命运如何？

以下是关于残忍的杀人竞赛的报道。当事人自不必说，当时的日本媒体也对此乐此不疲。要知道，这不是发生在战斗中，而是对放下武器、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进行的虐杀。这两人在日本战败后被俘，在国民党政权的南京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带往雨花台——据说那里自古就是刑场——被处决。

下图是我在追悼信中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教师魏特琳在金陵（南京旧名）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的雕像。她的日记《南京事件的日子》（日文版1991年由大月书店出版）虽然通读起来很难，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读一读。

据说这个雕像是为了表现了她“像保护幼鸟一样挡在日本兵面前”的样子。然而，她虽然挺身拯救了数千名妇女，但想到那些没能被拯救的其他妇女和难民们，面对日益扩大的日军侵略，内心感到悲观，身心受到摧残，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于1940年5月在美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55岁。

明妮，你为什么选择非死不可呢？那些对女性实施极其残忍的性暴力的日本加害者，反而在炫耀自己的无耻暴行……我认为这个世界不应该是一个让没有良心的人更容易生存的世界……

下面这张照片是展览最后的巨幅书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战争纪念馆的必备品。

以日本首相高市为首的日本人，难道忘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吗！？明明忘记过去，就会再次重蹈覆辙；受害者明明无法忘记伤痛，加害者一方却将不利于己的事情抛诸脑后，泰然自若。

1995年8月15日，经内阁会议决定的村山谈话中这样说道：

“如今，正值战后5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铭记的是，回顾过往、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不走错人类社会和平与繁荣的道路。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因国策失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通过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犯错误，我将谦虚地接受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并再次表达深切的反省之意与由衷的歉意。同时，向在这段历史中遭受灾难的国内外人士，致以深切的哀悼。

在迎来战败50周年的今天，我国必须立足于深刻反省，摒弃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促进国际协调，并以此为契机，弘扬和平理念与民主主义。同时，我国作为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以彻底废除核武器为目标，强化核不扩散体制，积极推进国际裁军，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坚信，这才是对过去的赎罪，也是告慰遇难者亡灵的方式。”

村山首相之后，包括安倍在内的历代首相，嘴上都说着“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而到了如今被称为“女版安倍”的高市首相，其实根本没有“立足于深刻反省”，因为他们自称“我不属于战争亲历者这一代，所以无需反省，也没有被要求反省的理由。”（注：高市早苗在1995年3月16日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的发言）

因此，他们非但没有“摒弃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促进国际协调”，反而公然宣称，一旦台湾发生紧急情况，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攻击，也会将其认定为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派出自卫队，与中国大陆开战；非但没有“以此弘扬和平理念与民主主义”，反而倒行逆施。同时，日本非但没有基于“唯一遭受核爆国家”这一经历来“强化核不扩散体制”，反而抛弃“非核三原则”中“不允许运进核武器”的原则，允许在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部署核导弹——非但没有“积极推进国际裁军”，反而公然宣称要“积极推进国际军备扩张”。

当我真正站在这里，目睹日本军队侵华期间违背人道主义的残暴恶行、无辜民众惨遭屠杀的惨状时，即便我也是“不属于战争亲历者这一代”，但不禁为这份迟来的愧疚感到无地自容。

1985年5月8日，时任西德总统的魏茨泽克在著名的《荒野四十年》演讲中这样说道：“无论是否有罪、无论老幼，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起过去的责任。每个人都与过去的结果息息相关，都肩负着对过去的责任。……问题不在于克服过去——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在事后改变过去，也不能当作过去从未发生过，但那些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最终也会对当下视而不见。不愿将非人道行为铭记于心的人，终将再次陷入同样的危险之中。

犹太民族如今仍将这段历史铭记于心，并将永远铭记下去。我们作为人类，渴望发自内心的和解。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明白：没有铭记，就没有和解。”

在这句话中，“犹太民族”这个词，日本人本该换上“朝鲜半岛人民、中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才对……

参观完纪念馆后，我前往了当时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这里曾是当时的国际安全区，就连日本大使馆也曾承诺“日本士兵不得入内”，然而……

那座带有朱红色山墙的建筑，曾是当时的女生宿舍。由于女生们没有疏散，这里便成了逃难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所。在绿树成荫的宽阔校园一角，魏特琳的胸像面带微笑，静静矗立。

下午参观中山陵。孙文，在中国人们更多地用“孙中山”这个名字称呼他。这里是一篇非常广阔的领域，确实是“陵”。

翻译告诉我们“在中国，坟墓屋顶的颜色是蓝色”，我就问“皇帝的陵墓是朱红色的吧？”翻译回答：“是的，朱色是只有皇帝才允许使用的颜色，孙文是民主主义者，所以和一般人一样是蓝色。”

要去祭堂必须爬392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零有整的数字呢？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是3.92亿。要走到目的地必须相当努力，不过努力过后的奖励是绝景在等着你！可以望见很远很远的南京市区。

这天的最后一站，是中山门城墙，当年松井石根为了举行“南京入城仪式”，打头阵穿过中山门，准备登上中山门城墙。不过遗憾的是，参观时间截止到17点，我们抵达的时候是17点15分，所以没有进去参观。第二天，我从车上拍了一些照片，但没有拍到右侧的拱门。

11月12日参观南京大屠杀遗址现场

下图右上角圆圆的标志上面写着“下关”（shakan），但这样有点看不清楚，很抱歉。这里就是森先生制作的南京城区地图北的左侧。现在这里一幅悠闲的景象，但从1937年12月中旬开始，这里尸体堆积如山。日军为了隐瞒屠杀事实，把尸体都抛进了长江。

扬子江旁不远处，背对河堤有一座追悼纪念碑。

下面的照片是南京城区地图最上面（北）幕府山脚下草鞋峡的慰灵碑，正是上文提到的15000名俘虏被虐杀的地方。

下面是雨花台，是日语南京城区地图的最南边，在中华门的前面。这里曾是日军入侵南京城的激战地。此外，前述“百人斩”中的两人也在此被处刑。黄色的“雨花台”二字巧妙地利用了用于树篱的低叶尖的黄色部分，与鲜红色的紫苑形成鲜明对比。

在国共内战中，被蒋介石政权逮捕的共产党员们也曾在此被杀害；后来新中国为了纪念革命烈士，这里成为爱国教育基地。

11月13日返回上海，前往韩国临时政府纪念馆、鲁迅公园（尹奉吉纪念馆）

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在地近在咫尺。因为这里是法国租界，所以相对来说监控比较松懈，但尽管如此，还是被间谍发现搬了好几次地方。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的建筑。

下图是贴在楼梯墙上的乐谱，我看不懂乐谱，是进行曲吗？上面有“日本强盗”的字样。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对朝鲜和中国来说是“强盗杀人国家”。虽然英国、法国、美国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盗杀人国家大日本帝国”这一事实可以正当化。

能从这张照片中认出年轻时的毛泽东。

下面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不知道为什么禁止内部拍照，所以只拍了外面展示三层楼建筑内部的照片。

下一站：鲁迅公园，也叫虹口公园，里面安葬着鲁迅的墓。

这里也是第一次“上海事变”的发生地。1931年柳条湖事件（满洲事变或九一八事变），日军为了转移视线而杀害日本僧侣，并由此引发军事冲突。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天皇的生日“天长节，当天发生爆炸事件（也称“虹口公园炸弹事件”）。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来的尹奉吉向庆祝会场投掷炸弹，导致当时日本驻上海公使重光葵失去右腿；1945年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作为天皇代表出席投降书签字仪式时，重光葵就拄着拐杖。此外，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白川义则不治身亡，另有多人受伤。这块石碑所在地就是爆炸（“尹奉吉义举”）现场。

但是，尹奉吉因自爆失败被捕，没有辩护人，仅经一审特设军法会议审判，判处死刑。最终被移交陆军第9师团驻扎地、石川县金泽市军法会议拘禁所，12月19日遭到枪决。据说他的遗体被埋葬在陆军墓地。

几年前，我在当地市民团体的带领下去了现场，发现遗骨原本就埋在陆军墓地通往很多人走过的垃圾焚烧场的道路下；被杀害以后，尸体焚烧变成遗骨，还要继续践踏，真是残酷无情。日本到江户时代为止应该有“死后皆成佛”，超越敌我送葬的美风。

1946年，在日同胞们找到尹奉吉的遗骨，将其送回韩国。尹奉吉作为独立运动义士受到政府表彰，现在墓地位于首尔孝昌公园。

位于鲁迅公园一角的尹奉吉纪念馆和一楼的尹奉吉半身像。

12月17日，公园内有很多露天小贩，非常热闹；秋天的黄叶、池塘和石桥，相映成趣，非常美丽。

11月14日，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的“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虽然名为师范大学，但如今已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博物馆位于人文学院教学楼内，入口处悬挂的“不能忘却”四个大字，深深刺痛人心。难以忘却，永不能忘。

中国“慰安妇”研究领域的第一人苏智良教授，用日语为我们作了讲解。他曾留学日本，日语十分流利。据悉，目前中国共有4座“慰安妇”纪念馆，在上海，当年所谓的“慰安所”竟多达158处。

展示照片下方标注着：“慰安妇”制度的创立者——冈村宁次，时任日本陆军派遣军参谋副长。

在亚洲女性基金的官方网站上有如下记载（下划线为作者添加）：

“我虽感羞耻，却是慰安妇方案的创立者。昭和七年（1932年）上海事变期间，发生了两三起强奸案件，当时身为派遣军参谋副长的我，效仿当地海军，向长崎县知事请求派遣慰安妇团，此后强奸案件便彻底消失，我对此深感欣慰。

如今，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俨然成为兵站的一支分队。但像第六师团那样，即便有慰安妇团随行，强奸案件仍屡禁不止。”

博物馆还复原了当年海军直营“慰安所”的接待处（张贴着标注费用及注意事项的规定告示）以及房间原貌。

那个不过两三叠大小（约3.3至5.5平方米）的空间，却是无数女性被迫遭受性暴力的地方。

在绿意盎然的大学里面，矗立着一座雕像：一名朝鲜少女和一名中国少女紧握拳头，坚定地望向远方。

“四行仓库”

接下来，我们前往了管建强教授推荐的“四行仓库”。据说森正孝先生也未曾听说过这个地方，可见能知晓此处的日本人，想必都是相当专业的研究者吧。

这座大型仓库建于1931年，因曾作为中国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使用，故而得名“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是10月26日至11月1日这六天里，第二次上海事变中的最后一场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临时司令部设在此处，驻守士兵在中国被称为“八百壮士”。战役结束后，幸存士兵仅200余人。他们顶住了日军的多次猛攻，成功为中国军队向西撤退争取了时间，提供了掩护。

下图是仓库侧面的墙体，日军炮弹留下的弹痕至今仍清晰可见。仓库内部如今已改建为博物馆。

仓库前的苏州河对岸当时是公共租界，日军因担心流弹落入租界引发与欧美国家的冲突，始终避免从正面进攻，转而从背面和侧面发起攻击；如今留存下来的上部墙体，便是照片左侧的部分。当时，欧美列强隔岸观火，目睹了中日之间的这场战役。

11月15日，乘坐巴士，历时3小时前往杭州名胜——西湖

西湖边有一座寺庙叫“净慈寺”，供奉着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禅师的师父——天童如净禅师。

寺庙大门的匾额上写着“敕建 净慈禅寺”，人们一般称为“净慈寺”。导游好像提过，每年（或许并非每年）永平寺的僧人们会在如净禅师的忌日前来祭拜。（注：永平寺是位于日本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町的寺院，曹洞宗大本山。）

西湖边还有苏轼（苏东坡）的雕像。据说东坡肉这道菜，就是他在担任杭州知州时创制的。我之前孤陋寡闻，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没想到他还是一名地方官。

苏轼（苏东坡）

“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主持疏浚西湖、修建堤防。那一年恰逢大丰收，欣喜的百姓们为表达对苏东坡的感激之情，向他献上了一整头猪和一瓮绍兴酒。苏东坡吩咐厨师：‘将肉切成大块，用文火慢炖，少加水，多放绍兴酒。’做好的菜肴色泽如绍兴酒一般，呈现出鲜亮的红色，猪肉块保持着方形，并未炖散。猪皮酥脆香浓，肥肉入口即化，瘦肉则松软鲜嫩。苏东坡将肉分给每户人家一块，人们吃后赞不绝口，便以苏东坡的名字将这道菜肴命名为‘东坡肉’。”

西湖风景果然名不虚传，风光旖旎。据说日本元禄文化时期著名俳人松尾芭蕉的一部游记和俳句集《深远的细道》中写道，松岛的景色“可与洞庭湖、西湖媲美，毫不逊色”。虽说芭蕉从未到访过中国（笑），但想必他通过苏东坡的诗歌等作品，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西湖的美景。

导游介绍说：“人们常说西湖是‘天上的银河掉落人间，化作此湖’，湖中岛屿传说有仙人居住，被誉为‘人间天堂’。”西湖中有许多小岛，我们登上了其中一座呈田字形的岛屿——“三潭印月”。

湖边一家咖啡馆的鱼缸里，游着一些绿色的小鱼，我觉得十分新奇，便拍了照片，结果拍出来的照片里，鱼儿仿佛在空中游动一般，十分有趣！果然是仙人居住的岛屿啊！（笑）

西湖的夕阳真的太美了

下了船，我们便前往参观刻有岐阜市市长名字的“日中不再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建于1962年，比日中邦交正常化还要早10年。据说如今岐阜市与杭州市仍是友好城市。

此行最后一天，上海观光

首先，我们前往繁华街区的豫园商城。午餐时，导游带我们去了一家以美味包子闻名的店铺，即便提前预约，还是排队等了约30分钟。这里的包子果然名不虚传，十分美味。在中式风格浓厚的建筑群左侧，能看到一座圆柱形玻璃幕墙的超高层建筑——它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高楼，高632米。我们登上了这座高楼，欣赏上海夜景。

原来，这片区域是从一座名为豫园的中国代表性宅邸・庭园发展而来的——这座古典建筑是有钱官员为父母打造的私家园林，我们在午餐后进行了参观。园内还有剧场，据说舞台上的金色部分是用了黄金打造的，即使被雨淋湿也不会褪色。当时的人到底多有钱啊！？

屋顶上到处都雕刻着龙的图案，我问导游：“龙不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吗？”导游回答说：“这些虽然长得像龙，但并不是龙，而是一种叫‘蠎’（màn）的虾类近亲哦！”“你看，它们尾巴的尖端和虾一样，这就是证据！”虽说尾巴尖端确实和虾很像……

不管是龙还是麒麟，我一直觉得古代中国人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没想到他们还能想出这种长得像龙、却又不是龙的动物来。

导游当时似乎很忙，后来我向“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志愿者翻译问道：“那种‘长得像龙、却是虾的近亲’、叫‘蠎’的动物，对应的汉字是怎么写的？”对方回答说：“啊？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动物，抱歉，我不知道。”（笑）

随后，我们又前往了外滩（日语读作ワイタン，通常也读作バンド，正式说法有时是ザ・バンド）的黄浦江沿岸区域。关于“外滩”的读音（バンド），说法不一，据说来源于英语中的“bund”（意为码头、堤岸）。

黄浦江以西的岸边，排列着一座座古朴厚重的石砌建筑，宛如欧洲的街道。这里曾是英、美、日三国的公共租界，因此大英帝国时期的建筑群被完整保留下来，如今大多用作酒店或政府办公场所。

那座带三角形屋顶的大楼，是犹太裔富豪沙逊爵士建造的，里面设有办公室、银行、酒店等，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曾在这里举行过婚礼。如今，这座大楼就是和平饭店的所在地。

那座带有四面时钟的大楼，是当年英国海关的建筑，据说仿照了英国本土的大本钟建造而成。如今这里是中国政府的海关办公地点，已然成为上海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现场还能看到“旧横滨正金银行”的牌匾，这座建筑如今是中国的一家银行所在。银行门口摆放着一座可爱的动物雕像。

这个雕像我在南京南站也见过，据说它原本是南京的守护神。我向“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翻译询问其名字，对方拿出手机展示了一张卡片，告诉我这个动物的名字由两个日本汉字中没有的汉字组成——“貔貅”， （pí xiū）是“龙的儿子”。我第一次听说龙有儿子！？

据说这种动物没有肛门，所以吃进去的东西都会储存在肚子里，也就是说把钱从它嘴里放进去，就会不断积累在肚子里，能让人变得富有，真是一种寓意美好的神兽啊，作为银行的守护神再合适不过了（笑）。

我忘了问它的中文读音，回国后向一位大连出身的中国朋友打听，对方却说：“不知道怎么读，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字。”中国地域辽阔，或许这种神兽只是南京、上海、华中地区特有的吧……

另一方面，黄浦江以东的岸边，正如照片中所示，现代化高层建筑鳞次栉比，与西岸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座球体一直排列到顶端的塔就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高468米，夜晚会不断变换成各种颜色的灯光，非常美丽。

这天晚上，我们的目的是渡过黄浦江到东岸，登上从豫园商城能望见的中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的观景台。途中，我看到桥右侧一座亮着灯光的建筑，据说在大日本帝国战败前，这里是日本领事馆，当时这座桥上常年有日本宪兵站岗。

终于到达最终目的地了！这座建筑建得有点扭曲的感觉，据称是为了减小风的阻力；我还以为是为了抵御地震而增强了强度，不过听说上海没有地震。

从下面抬头看，就是这个样子。这座建筑的118层、119层是观景台，最高层是128层。左边稍微露出一点的那座蓝色建筑是上海森大厦吗？它的中国名字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地上101层，高492米。

站在海拔546米的观景台上，看到绝美的景色，我不由得惊叹“哇——”

外滩，曾经的租界区，那些建筑群灯火璀璨；还有东方明珠塔的美景，令人沉醉。蓬勃发展的中国就在眼前！

而我们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下不断衰落……更过分的是，被称为“女版安倍”的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竟然还要推行加倍扩军、削减社会保障的“高市经济学”——这不过是“安倍经济学”的劣质翻版罢了，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进行扩军，这就是军国主义。

这是我此行中看到的牌子上的标语，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富强”排在第一位？只要想想中国人民曾遭受日军的侵略，无数——据说有2000万——无辜民众惨遭杀害、掠夺、蹂躏，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坚定地认为“必须建设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这对受害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想法。

在南京大屠杀中，有一对姐妹，她们一家11口人多被日本士兵杀害，姐姐夏淑琴（当时8岁）侥幸存活下来。后来，一位名叫东中野某某、声称“大屠杀是谎言”的日本人，在著作中污蔑她是“伪证者”，对她进行诽谤中伤，夏淑琴女士因此在日本提起名誉权诉讼。理所当然地，这场官司从一审、二审到最高法院，夏女士全部胜诉。一审判决书甚至写道：“被告东中野对原始资料的解读很难说是妥当的，说其不配称为学术研究成果也毫不为过。”

有一次，夏淑琴女士问森正孝先生：“我们中国人到底对日本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遭受这样残酷的对待？”据说森先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我也从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先生那里听过类似的事情。据说他在担任留学生宿舍管理员之类的职务时，也曾被中国留学生问过同样的问题，同样一时语塞。

这大概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想问日本人的问题吧。作为受害者，他们心里想着“再也不想被其他国家的军队这样蹂躏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变得富裕，必须增强军事实力”，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人真的反省了曾经单方面侵略中国、反复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罪行吗？”这一直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受害者对那段伤痛“不能忘却”（无法忘记）。受害者的伤痛，也是遇难者家属的伤痛。就像常识一样，霸凌者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被霸凌者来说，是最牵动他们、会勾起他们创伤的事情。

然而，作为侵略方的加害者——日本，却丝毫没有对侵略行为进行反省。即便嘴上说着“反省”，也只是口是心非。“中国在扩军。如果台湾发生战事，日本也要派出自卫队帮助台湾攻打中国大陆。为此，日本要更多地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和导弹，部署在日本全国各地，以便随时可以发射到中国。”这就是安倍政权之后的日本现状。

现任高市首相所崇拜的恩师——安倍首相曾说：“由于中国的扩军，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因此日本必须进一步响应美国的扩军要求，无条件地大量购买武器，进一步推进扩军。为了保护美军，必须流血牺牲。”他还强行通过了破坏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安保（战争）相关法律。而身任首相的高市则在2025年11月7日，在国会上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派出自卫队与中国大陆开战。”

去年10月31日，高市首相主动提出请求，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韩国庆州APEC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到，希望日方“恪守和履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就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确保中日关系根基不受损、不动摇。“村山谈话”深刻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并向受害国道歉，这一精神值得弘扬。”

上文中提到的“四个政治文件”如下：

①日中共同声明（1972年9月29日　田中角荣、周恩来）

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　福田赳夫、华国锋）

③日中共同宣言（1998年11月26日　小渊惠三、胡锦涛）

④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日中共同声明（2008年5月7日　福田康夫、胡锦涛）

其中①内容如下：

一、日本方面深刻认识到，过去日本国通过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并对此负有责任，深表反省。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表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其中②内容如下：

1. 两国应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

2. 两国确认，在上述各项原则及《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其中③内容如下：

日本方面将继续遵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认识。

其中④内容如下：

首次使用了“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表述，其中有如下内容：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方面再次表明，将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

日本某所大学的一位知名学者说：《日中共同声明》中的“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你是这么想的。我理解并尊重你的感想”，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他表现得似乎很熟悉英语单词，但这也可以说是诡辩的典范。

该学者因为《日中共同声明》中的“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他的论述逻辑不利，于是就直接跳过了。那是因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大学里的大人物却认识不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

高市首相更是蹂躏了日中关系的根本原则——国际法。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规定“所有纷争均以和平手段解决，且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因此“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故出动自卫队进行战争”的说法完全违反该条约。

在《日中共同宣言》中日本政府再次重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既然，日本政府再次确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意味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不应诉诸武力。违反双边条约就等于违反国际法以及违反日本宪法。高市首相的发言是不被允许的。

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日中共同声明》中，第五条指出，关于台湾问题，日方重申将继续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

对照这个“日中关系的四个基本文件”，高市首相的发言完全违反条约、违反国际法，如果以“法治”的视角而言，是不被允许的。

虽然高市首相无耻地表示“至今为止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截至目前日本政府的立场是“日中关系的四个基本文件”，如果没有改变的话，11月7日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高市首相打破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的立场，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出动自卫队进行战争”的言论，对此，要么谢罪撤回，如果既不谢罪也不撤回的话，就只能辞职了。

最大限度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难道不是高市首相吗？！

结尾

这次旅行真的很有意义。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惨害到底有多大？罄竹难书吧。

再加上此前8月的哈尔滨之旅，让我充分了解了中国人民经过多少努力，才发展成为现代大国的过程。日本国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只有依赖日本国宪法的理想予以实现。

在这期间，“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的各位同仁，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真的非常感谢。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为中间调整日程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劳力的森正孝先生也——对不起（笑）——衷心感谢！

附文：

《致遭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人民的悼词》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的纪念之年，我森正孝与增田都子谨代表日本访华团，向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人民致以沉痛哀悼。那是三十余万惨遭残暴至极的侵略行径屠戮的中国同胞！

每当念及诸位含恨而逝的遭遇，作为加害方民族的一员，我们怀着锥心刺骨的悔恨，伫立于此。

88年前，诸位必定拥有幸福的家庭、挚爱的手足，亲密的友人和恋人，过着安稳顺遂的幸福日常。

然而，1937年12月13日，这座城市骤然被侵华日军变成了人间地狱。屠杀、纵火、劫掠、强奸——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滔天战争罪行，竟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上演了整整两个月。

其中尤为惨绝人寰的，是对毫无抵抗之力的平民的屠戮、见到妇女便肆意施暴的强奸恶行、对解除武装的俘虏与溃兵的集体屠杀。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侵华日军诸多罪行——如731部队恶行、“三光”政策、从军慰安妇、强制掳掠—之中的“首恶”，在罪恶性质与规模上都尤为罄竹难书。

可如今的日本，“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南京事件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等论调竟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日本发动的并非侵略战争，而是自卫战争”的歪理甚嚣尘上，报纸、电视等媒体也几乎从不提及日本侵略战争的史实与加害真相。

这一乱象，并非仅由部分民间人士挑起。自安倍政权以来，到当下高市的右翼政权，上下沆瀣一气，愈演愈烈。他们一边篡改历史，一边捏造“台海有事”的借口，大肆扩充军备，图谋挑起新的中日战争。

我们坚决反对这些歪曲伪造历史史实、加紧战争准备的日本右翼势力，以及高市早苗等历史修正主义者，誓为还原历史真相而奋起抗争。

今日，我们愿在诸位灵前，再次表明这一坚定决心。

“血写的历史，绝不是墨写的谎言所能抹杀的。” 此刻，我们深悟鲁迅先生的这句箴言，将诸位以牺牲换来的“血的历史”铭刻于心，立誓以己之力，戳穿那些“墨写的谎言”。

最后，我想再说一句，诸位离世后，南京民众与全体中国人民为诸位的牺牲垂泪，从这一惨痛史实中汲取教训、奋勇前行，为捍卫人类的尊严与民族的荣光，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将其打倒，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如今的中国，已然跻身世界领军者之列，屹立不倒。

我们愿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榜样，在诸位灵前立誓，为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与亚洲和平，矢志不渝、奋勇前行。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日本访华团团长 森正孝

《追悼南京大屠杀的受害女性》

我是增田都子，作为以森正孝先生为团长的访华团一员，从日本远道而来。

当森先生托付我撰写悼词时，说实话，我内心满是彷徨。在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名、奉行军国主义的年代，日本在亚洲各地肆意侵略，而在南京——甚至说在全中国都不为过——制造了如此凄惨、残暴的有组织的强奸与奸杀惨案；面对这些受害女性，我究竟能说些什么？即便有话想说，我也没有底气能强忍住泪水讲出来……

从小学到大学，日本的学校教育从未教过我这场被称作“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大学时，我曾通过小说、电影略有耳闻，直到成为初中社会科教师，不得不讲授日本历史时，才真正了解到其中详情。

这让我受到了巨大冲击。难以想象，日本士兵竟做出如此背离人性、形同魔鬼的行径……更令人心痛的是，战败后，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反省与道歉，绝大多数人毫无悔意，甚至还有人将这些恶行当作谈资炫耀……

读到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明妮·魏特琳的日记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日军竟在国际安全区——这一本应得到日本大使馆认可的避难所——四处搜寻避难女性，将她们掳走、凌辱、杀害……日军士兵将女性的尊严践踏至极致……

“山丘与街道上不时传来枪声，夜里能看到少女们被押上卡车，哭喊着‘救命’从眼前驶过。”读着这些文字，我的心中满是剜心般的痛苦与悲伤，仿佛耳边回荡着少女们的呼救声。此刻，我唯有一句“对不起”能说出口。

面对这些遭受暴虐的受害女性，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立誓：“绝不再允许战争与性暴力发生！”可如今，加沙、乌克兰、苏丹的土地上，依然回荡着少女与女性们“救命”的哭喊……我们仍深陷于无法阻止这一切的悲痛之中。

而在日本，被称作“女装安倍”的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正企图破坏以反省侵略战争为根基、载明“放弃战争”的宪法，谋求“抛弃放弃战争的原则”，全然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抛诸脑后。日本正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愿在此向南京大屠杀中受害女性的亡魂立誓，竭尽所能让各国民众携手并肩、国际团结，阻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80周年日本访华团 增田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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