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瑾】

19世纪科学和科学家职业日趋成熟，科研方法越来越复杂多样，学科领域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各类人才急剧增加，这一趋势在20世纪继续延续。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受过训练的各行业人才。科技活动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人行为到社会行为的转变。科技推动经济突飞猛进，工业经济竞争激烈，国家肩负的科技责任更为重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各国政府开始设立资助和管理科技研究的专门机构。“二战”后，科技政策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展为独立的公共政策，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首先完成工业革命，其科技人才发展起步最早，科技实力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未能适时调整科学教育和科技政策，导致科学教育和科技事业落后，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一战”后英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教育和科技的落后局面并力图改善，但因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和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错失良机。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的引导不成熟、不系统。尽管如此，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科技人才发展并没有受到局限，英国皇家学会等组织和各行业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程度提升，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才环境的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及其科技人才的发展变化，可以增进对这一时期英国科技实力变化的理解，并得以窥见科技教育和科技政策与国力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工业、技术与教育的脱节

近代史上的英国利用航海的霸权策略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它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大英帝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压榨形成的原始积累也使英国的发展先于他国。率先发展起来的英国在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国际政治、贸易及规则制定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工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同时海外殖民扩张加剧，英国的工业品输出量激增，销往全球各地。当时的英国成为执世界市场之牛耳的“世界工厂”。19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内燃机和汽车相继问世并大规模生产，成为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正值第二次技术革命末期，是科学发展史上又一个激动而又疯狂的年代，世界正发生巨大的革新、推动与进步。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的钢铁、煤炭、机械等传统工业在新的技术革命中有了新发展，进而促发了电气、化工、汽车、航空等新兴工业的兴起，使整个工业面貌焕然一新。两次世界大战中众多新式武器的出现也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关注，对各国的科研管理、工业体制、教育体系等产生一定影响。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经历了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如遭到严重损坏的设备亟须更新，生活资料奇缺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国内市场萎缩，国际竞争加剧，战争遗留的内债和外债等。“二战”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被极大地削弱，美国的势力渗透到未被轴心国军队占领的某些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外来的震动和冲击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国内的各种矛盾。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优势地位已被德国、美国等国超越，“英国病”爆发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工业方面，“尽管欧洲大陆取得了进步，但英国的纺织品制造仍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英国的主导地位在棉花方面最为显著，……它拥有的纺锤占世界的五分之三，到1913年末，它拥有的纺锤占欧洲的一半以上。英国的设备是最新的设备；它的工厂最大；它的劳动力效率最高”。这一时期英国纺织业的地位依然稳居第一，但是更明显的是，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纺锤数量的增速惊人。尽管某些数据上英国仍占优势，但其强弩之末的态势日益明显。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制造业对工业研究的投资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和美国。有学者比较了1900年至1950年间英国和美国工业研究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英国工业研究投入水平偏低的原因，把英国的滞后归因于企业结构、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落后。英国经济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企业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水平低。对政府资助的合作研究机构的依赖、英国工业研究中工程师(相对于科学家)人才的缺乏、学术和工业研究之间联系薄弱，以及个别企业未能有效地组织工业研究且未与其他职能协调等问题，都破坏了英国对研发适度投资的有效性。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英国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可能减少了英国企业追求合并和优化的契机。英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可能部分弥补了英国制造业内部研究水平较低的缺陷。然而，在此期间，英国政府支持的研发很少直接投入到企业中。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数据，截至1948年，美国最大的200家制造业企业中，有164家拥有工业实验室。在英国，前200名企业中只有40家拥有这样的设施。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恩格斯在1892年说：“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尽管18—19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很多新变化，一些新职业替代旧职业，但即便到了19世纪中期，工厂的工人仍然不是一种典型的职业，农业从业者的数目仍超过其他任何职业。一些职业并没有因机械设备的出现而有所改变，特别是建筑业和手工劳动力集中的生产单元。工业生产的发展，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上升的阶层对教育产生更大需求，成为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杰出的知识分子、议会发言人、科学学会和研究所的负责人、政府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一直敦促中学和大学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使其到工业部门就业，强调这些人才对提升英国制造业的重要性。政府也积极推动学校开展适当的科学教学。随着德国和美国工业化的崛起，要求将科学与工业结合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但是企业家们没有回应。绝大多数在大学受过训练的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受雇于教学部门而非企业。制造商们继续偏爱和聘用的工业化学家或工程师绝大部分都是在其工作中接受培训的。大学生活浇灭了大部分学子对从商或到企业就职的期望。

担任过英国科学大臣、世界博览会委员、化学学会会长、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BA）主席的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1818-1898年）一直在争取为英国科学提供更多的国家资助。1885年他在被选为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的阿伯丁郡（Aberdeen）会议上提出：“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为促进科学教育保留其大片国土，并先于所有欧洲国家，在其行政办公室增加了科学职能。……美国的科学出版物是其他政府的榜样。……在英国，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的智慧，那就是建立机构将知识作为头等重要的对象来普遍传播。”尽管如此，从随后科学和职业教育在英国大学的发展情况看，英国传统大学对专业教育重视程度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

高等教育方面，近代以来英国大学多采用传统方法对知识分子进行培训。牛津大学更注重充分发挥个人才华。剑桥大学是着眼于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打牢基础。英国大学教育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应用技术研究。公学和牛津、剑桥等名校在科技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其教育思想中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中，简直看不见“现代”课程的踪迹。当时的社会氛围对英国经济企业和实业界精英来说是冷淡无情的，变革受到怀疑，关注经济效益的行为被贬斥，这种保守主义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仍排斥职业教育。

早在1826年，受到当时德国大学的启发，抱着实用教育的宗旨，布卢姆斯伯里成立了第一所伦敦大学学院。这座学院吸纳了许多职业学校，主要训练工程师和医生，这些人正是英国工业迫切需要的。但这些学院都受经费困难和学位制度问题的困扰，系统的技能学习在英国大学难以实现。“二战”尚未结束时，技术对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很多有识之士将英国的落魄归结于科学技术没有有效地应用于产业，归结于教育界与产业界的疏远。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感慨道：“自从决定将技术纳入大学课程而不是在大陆模式下创建理工学院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代人。但是国家对大学高等技术教育的支持远远落后于这一决定。”英国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导致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颓势明显，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中地位的衰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作为殖民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国与后起的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结构和布局完全不同，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主要出口工业部门仍是纺织业，而在美国和德国已经是机器制造业。英国发展工业的方向是针对落后的殖民地市场，这一方面阻碍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本国工业的落后。

二、工业技术的专家化与专业化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技术人才的规模难以精确描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英国学者表明，“二战”前，没有英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统计数据，无论是研究中使用的人力还是经费。尽管专利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很长时间，可能会提供一些创造性的衡量方法，但是极难被清晰地解读。在研究和技术变革中相对容易忽视对统计数据的采集。另外，经济学家们忙于关注其他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更多地关注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还有一种倾向认为，研究—革新（research-innovation）过程完全超出了任何形式的社会控制或刺激，或者认为它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才，这些人从事的是发明创造类工作，而这种工作存在不可预测性。这些确实成为当时权威统计数据缺乏的缘由，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后人的积累，人们只能通过相关资料记载中发掘的某些数据来综合研判当时英国科技人才的基本状况。

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师和学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世纪初的英国精英人才大多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就专业人士而言，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贵族教育的需求，他们也心甘情愿这样。”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专业技术技能的发展有一定的阻滞。工商界领袖们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表示不满。他们不仅不愿雇用文科专业毕业生，而且认为理科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也几乎没有用处。所以有学者说：“英国工业界对技术培训人员的需求很弱，尤其是在1914年之前。”由于大多数科技人力在工业之外的领域就业，英国工业的生产和销售相对缺乏合格的人才，研究与开发项目也得不到更严格的评估，行业、大学和企业之间在研究和生产环节缺乏沟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对在大学里发展技术课程有了直接兴趣，但传统上轻视理工科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学和大学的技术和管理教育结构对这一时期英国研发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英国的贵族偏见反对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追求纯粹真理，部分是由于英国存在业余私人绅士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所致。对于不得不为谋生而工作的科学家来说，除了教学，主要的选择是政府服务。但这方面的工作机会也很难获得，因为政府开设的研究实验室数量很少，在军械库、矿山、天文观测站、公共卫生服务、大地测量或土木工程项目中只有少量的技术或监督工作。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英国工程师的培训往往加剧而不是弥合科学与工业实践之间的障碍。19世纪末英国开展了夜校形式的技术教育活动，在欧洲国家中规模最大。直到20世纪，英国工程教育的主导形式是夜校和学徒制的结合，这两者都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之外进行的。这一制度是促进熟练行业和工程专业之间垂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代价是大学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英国皇家委员会意识到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和瑞士的化学工厂正在进行严格的科学工作，大陆国家工厂管理人员有着较高的科学水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间培训学院（Training Colleges）的学生数量大大增加了，日间培训学院与大学和大学学院关联性加强。大学培训学院的许多学生都在攻读学位。20世纪初，公立中学学生数量相应增加，从1902年的31000名增加到1912年的151000名。据估算，每年有40000名学生从中学毕业，但仅约2％的人直接上大学。

从现有数据来看，这一时期以研究人员在企业总就业中所占比例或研发支出在企业经费总额中所占份额来衡量，英国制造业企业在平均研究强度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同行。根据英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进行的调查，1933年制造业的研究就业人数估计为1724人，占制造业总劳动力的0.030%，1935年为2575人，占制造业总劳动力的0.042%，1938年为4505人，占制造业总劳动力的0.066%，1945—1946年为5200人，占制造业总劳动力的0.080%。而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总体研究密集度大约是英国制造业的4至5倍。

比如，英国诺贝尔工业公司中受过大学培训的工程师长期短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公司的首席研究实验室里还没有工程师，也没有同等或更重要的管理工程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诺贝尔工业才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主要致力于制造工艺的工程研究。也就是说英国的工程师使用未能成为先进科学研究和工业实践之间的关键一环。这归根到底是英国工程教育不发达所导致的。

英国的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很少有强有力的联系。英国工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很弱，所以提供研究和管理人员的机构的结构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导致英国缺乏从事工业研究的专业工程师和受过专业培训的管理人员，进而使得英国工业部门和企业的重组缓慢而低效，这几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闭环，互为因果，并产生不利的结果。

1900—1950年是英国科学领域职业的“专家及专业化时期”（specialist-professional period），这一时期建立了为数众多的重要科学和工程类学会，如陶瓷学会（1900年）、制冷学会（1900年）、英国标准学会（1901年）、法拉第学会（1900年）、英国铸造工学会（1904年）、汽车工程师学会（1906年）、金属学会（1908年）、结构工程师学会（1908年）、机车工程师学会（1911年）、石油学会（1913年）、英国飞机制造商学会（1916年）、采石学会（1917年）、物理学会（1918年）、运输学会（1919年）、汽车工业学会（1920年）、生产工程师学会（1921年）、橡胶工业学会（1921年）、化学工程师学会（1922年）、焊接学会（1923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1925年）、纺织学会（1925年）、燃料学会（1927年）、英国鞋靴学会（1927年）、公路工程师学会（1930年）、住房学会（1931年）、塑料学会（1931年）、生物学会（1950年）等。这些专业学会的成立为英国科技人才的发展和职业分类的健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英国皇家学会是国家科技精英人才的社会组织，是英国自然科学的源泉，谁一旦被选为会员可视为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历史数据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朝着专业化增强和专业性更为理性化的方向迈进，从而逐步改变了其组成结构。英国皇家学会的专业科学家大致分为应用和学术两类，从1881年到1914年，学术型科学家的百分比增长是应用科学家的好几倍，而从1914年到1953年，应用科学家数量增幅较大，但数量上仍远低于学术型科学家。这两类科学家数量的消长情况，非常具有启发性。原因是这一时期建立了几所新大学和学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援助增加、学生人数的增加以及新学校的建立增加了学术科学家的人数。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教育革命时期”（the period of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教育学比应用科学得到的重视多得多。20世纪初的英国，在550名化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中，有70％至75％的人从事教学工作。之后这一比例稳步下降，尤其是在1918年之后，越来越多研究生毕业的科学工作者进入了教学之外的各个行业，向企业家们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20世纪以来，英国产生了一大批专业的应用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系统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进步来满足社会需求，增强对自然环境的掌控，以及设计全新的工艺、材料和工具供社会使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科学活动出现时间不长，最多只有60年的历史。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数量在19世纪初只有几百人，而在20世纪初则达到了几千人，而今的人数已达到空前的规模。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并改造和振兴了旧的技术。”英国各行业人才发展都展现出蓬勃的景象。从表1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职业人数的统计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部分科技人才新的发展态势。

图片表1  1841年、1881年、1911年17种职业从业人数

再来看看职业领域性别的差异。女性在科技发展史上是充满着屈辱的。如，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在它存在的前660年历史上没有任何女性被录取。即使她们被录取了，女性的地位仍然不能和男子的地位等同，如不能成为本科生和获得学位。允许进入剑桥学习的女性人数被限制，以确保90%的学生都是男性。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权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88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有25名女医生，1911年增至477名。

这表明女性职员的比例增长很大，但绝对人数很少，例如，女性职员从1881年的5989人增加到1911年的11.7万人。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年）提及，1875年的公平委员会发现邮政局雇用少数妇女做低级别工作。“自那时起，女打字员和少数待遇较好的女性，曾因为这位或那位议会领袖或常任长官一时高兴而被接纳进其他政府机关，但是并没有做系统的努力利用每年毕业于新老大学、修养高、耐心好的女性的才智来丰富国家的智力。”

再例如，英国皇家学会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禁止女性的加入，理由包括女性不是“法人”这一论点。直到1945年才有了第一批女性被批准加入该学会，包括两位杰出女性科学家，凯瑟琳·朗斯代尔（Kathleen Lonsdale，1903-1971年）是一位晶体学家，玛乔丽·史蒂芬森（Marjory Stephenson）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女性从来没有像男子那样从事过独立的职业，但20世纪起女性在职场上力量的不断壮大使人们逐渐改变旧思维，但当时离普遍接受男女在职场上平等的观念还相去甚远。

从1919年到1950年，英国研究纯科学的全日制女大学生的比例从大约15%增加到17％（学习技术的比例一直难以超过可以忽略不计的1％）。从人数上看，从1720人增加到3256人，但很少有女性进入研究职业领域。在工业研究中，女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从事测试或分析工作，主要是进行常规实验，但大多数女性无法超越这些初级职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毕业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也没有表现出寻求女性作为新生力量来解决问题的倾向。

三、科技与教育法案中的人才政策调整

在英国的人才体制中，政府、高校、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为科技人才政策的主导，与高校、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在人才制度的建设中保持着密切合作。政府科技人才政策体现在对人才的投资、培养、使用等各个方面。政府积极支持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人才领域的投资和工作，政府的各项人才政策的落地依靠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各自职责范围之内完成。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科技人才政策更多地体现在其科技和教育的相关政策之中。

“一战”中英国损失惨重，暴露了政府长期忽视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致英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乃至于全社会的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开始重视国家所负的科技发展责任。1916年英国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简称DSIR），负责控制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等主要民用政府研究机构，这开启了科学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新阶段。这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的政府部门，为英国科研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具有不寻常的宪法地位，它被设在枢密院（Privy Council）一个委员会之下，由内阁大臣、理事会主席主持。该委员会很少开会，主席之下并未安排负责该工作的人员。这样的职能设置为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存在既提供了宪法基础，使其可以接收公共资金，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任何部长级人物的直接控制，可以将科学事务很大程度上留给科学家自己。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一项重要的新举措是为行业协会提供财政支持，行业协会是一个特定行业内的企业可以自由加入的合作研究组织。

20世纪初，英国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加剧，英国对技术和管理教育缺乏公共财政支持的传统，无助于提高工程师的数量或增强专业培训，英国的工程师稀缺。20世纪上半叶，工业教育计划在某些国家是根据需要而制定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没有。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产生超过工业增加就业所得的正常收益。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学徒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在英国比较常见。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合作更加非正式，也不那么普遍，得到的公共或私人财政支持也少得多。英国没有在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与工业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系，而这在现代工业研究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19世纪中后叶建立的文官制度加强了英国重文轻理的传统。英国政府高等公务员中，很多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文学科。高等公务员在教育和出身方面都是从一个非常狭窄的社会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员几乎无一例外都缺乏科学、机械、技术或商业的培训或经验。政府文官的高薪与教师、科技人员的低薪形成对比，使英国社会意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

英国理工强校--帝国理工学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根据《1899年教育委员会法案》（Board of Education Act 1899），教育部（Education Department）、科学和艺术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被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取代。该法案规定，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可以下令将慈善专员或与教育有关的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的任何权力移交给教育委员会。1899年的法案还规定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向教育委员会提供咨询，并编制教师登记册。《1902年教育法》（1902 Education Act）用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体系取代了2568个学校董事会和14238个学校管理机构。它还规定了教育委员会在中学教育方面的权力。

此外，拨款援助制度也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地方教育局必须提交所在地区的教育计划，上报教育委员会批准。1902年、1918年和1921年的《教育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某些次要的职能被转移到其他地方。1902年，有组织的科学学校成为教育委员会的A级（Division A）学校。政府奖学金范围迅速扩大，覆盖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奖学金名额的增长速度非常快，1900年为5500个，1906年23500个，1912年52583个。20世纪3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央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支持大幅度减少。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政府从1889年开始向大学提供经费，1906年成立拨款顾问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19年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此后该委员会长期主管分配国家对大学的资助款项。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对大学资助的系统化和规模化。

“二战”前英国政府对大学管理并无过多干预，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一直作为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和大学需求的传声筒，这一状况延续到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责发生改变之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面对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英国议会在国内多年的舆论宣传和动员之下，开启了对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承担全部财政责任的新时期。随着大学社会功能的增强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英国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为大学持续提供教育资助，包括用于维持其研究活动的费用，例如新设备的成本和研究人员薪水等。“二战”前，政府只是单纯地向大学提供经费资助，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拨发，没有任何附带要求。战后，大学拨款委员会增强了干预大学发展的权力。

但英国大学对科技发展形势的反应迟滞，理工科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对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依然不够重视。《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从法律上明确了技术教育的地位。在对该法的实施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根据时代的需求和教育发展的状况等对其进行修正。20世纪下半叶该法依然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有重要影响。

1945年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报告《高等技术教育：1944年4月任命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又称《珀西报告》（Percy Report），指出缺少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应用型专家和人才是当前英国工业的最大缺陷，认为教育的不力是造成英国工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报告提出了较全面的技术教育发展框架。

1945年12月成立的以巴罗勋爵（Sir Alan Barlow）为主席的“科学人力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tific Manpower）着重研究战后十年内英国使用和开发科学人力资源的对策。1946年出台的《科学人力：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的报告》（Scientific Man-Power: 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又称《巴罗报告》（Barlow Report），是战后英国关于大学扩招与科技教育的第一份重要报告，认为工业的增长要求更多受过高级训练的科学和技术人力，并提出有组织地进行科学技术的训练以培养科学家的建议。20世纪上半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迈进了新阶段。

四、余论

20世纪初，英国科技和教育政策的实施未能阻止帝国的进一步衰落，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未能发挥好主导国家科技和教育政策的作用，政府与科技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科技教育也没能满足英国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国家在财政赤字高筑和国际军备竞争的背景下，无法保证对科技和教育经费的高投入，时常出现经费消减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彰显，决策者对国家与科技关系的认识进入新阶段。战后英国政府才更加重视科研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应用和管理系统，改进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并开始重视人才的流动问题，加强各方面立法。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的真正形成与成熟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时期。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引领科学技术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对全世界殖民和全球很多区域进行管理的经验。英国自古就有贵族和世袭人才培养的传统。在英国工业化的早期，能工巧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手工业者的家族世袭和后来成立的行业协会来进行。同时，继承了教会制度下经典学院如牛津、剑桥老校秉承学术独立和自由的传统，先后孕育了至今无数青史留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英国先后产生了一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引领了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发展。但英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长期脱节，许多科技成果在英国本土无法优先被应用，导致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实力落后于他国。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