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桐】

世界银行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尝试及其理由

在2016年4月1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总报告的序言部分，世界银行集团发展经济学数据组主管傅海珊写道：“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议程的启发，本年度的世界发展指标就全球与地区组别在图表中的展示方式也作出了一项调整。除非特别说明，我们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在早期版本中被定义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在早期版本中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地区组别的划分所依据的是地理范围，而非之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子类别。”

2016年4月15日，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经理尼尔·范特姆（Neil Fantom）、世界银行高级数据科学家塔里克·霍哈尔（Tariq Khokhar）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顾问伊迪·珀迪（Edie Purdie）在世界银行“数据博客”（The Data Blog）上发表题为《2016年版〈世界发展指标〉发布：您不想错过的三大亮点》的文章，其中所列的第二个亮点为“我们不再把国家区分为‘发展中’和‘发达’两类”，在该部分，作者援引一篇由塔里克·霍哈尔和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高级经济学家乌马尔·赛拉朱丁（Umar Serajuddin）撰写的早期评论性文章《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并指出本次提问与讨论的最后答案是，“发展中国家”一词的“相关性日渐减弱，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侧重于全世界，我们应开始在我们的数据出版物和数据集中逐步淘汰‘发展中国家’一词”，作者进一步重申，“因此，《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自此，世界银行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明放弃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而且确实在《世界发展指标》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告中放弃了这一概念。《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除了在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原文引用中出现了50次“发展中国家”一词，报告中再没有出现这一概念。而在《2017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除了在对这一概念的简要说明时提到了一次“发展中国家”概念，其他部分再没有出现相关表述。

尽管世界银行在其他官方文件（例如同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仍然继续使用“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尽管此前也有一些试图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西方声音，但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一个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的这一宣示与做法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这种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默许或认可，如果这一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基础性概念被动摇，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与理论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其对治理话语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治理实践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世界银行的这一观点及其背后的主张、逻辑、论据和价值等进行深度解剖。

世界银行为何主张放弃“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世界银行并未就此给出系统而详尽的理由或说明。尽管放弃概念的主张正式公布于《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但该报告中并未详述相关理由，仅仅极为简略地以一句“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议程的启发”来暗示其背后的观念。

同时期尼尔·范特姆等人发表于“数据博客”的宣传性博文同样如此，除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侧重于全世界”的含糊说辞，也未提供更多的解释。不过，这篇博文却提及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评论性文章，即上文提到2015年11月16日发表在“数据博客”上的《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一文，该文就相关问题作了相对详细但仍然不够充分的讨论，这也成为我们解读世界银行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之主张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以一幅动态的世界地图开启，该动态图从统一粉色的世界地图变化到被划分为“发展中国家”（标识为绿色）与“发达国家”（标识为粉色）的双色地图，再变换成包含“低收入国家”（标识为蓝色）、“中等收入国家”（标识为绿色）以及“高收入国家”（标识为粉色）的三色地图。后两者显示了世界银行对全世界进行划分的两种表述方式，从而也预示了该文的讨论议题（即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以及世界银行的观念主张和行动计划（即从“发达-发展中”的区分完全转向“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的收入划分）。

随后，该文以“人类天然地会将事物进行归类。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这一颇具哲学口吻的语言开始书写，在谈及“发展中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后便迅速指出了世界银行一直面临的所谓困境，“但‘发展中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等词很棘手：即使我们谨慎地使用它们，并试图澄清我们不是要对任何国家的发展现状进行评判”。紧接着，在简要说明了所谓“分类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限制”和“其他组织如何对各国进行分类”后，该文直截了当地抛出了关键问题：“‘发展中世界’是个有用的类别吗？”。

总结起来，除了其他一些次要的说明，该文从三个方面对上述提问做出了回答，其分别被置于三个小标题之下，即“这一类别是否太宽泛或不再具有独特性？”“‘发展中国家’日益趋异”以及“适用于部分国家，还是适用于全世界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也可以被视为世界银行决定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三点主要理由。在对这些理由进行逐一研判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描绘《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对每个理由的论说过程。

理由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变得没有差别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选取生育率与（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两个指标，引用多个国家在这两项指标上自1960年以来的历史数据从而绘制得出动态气泡图，并特别截取了1960年和2013年两个年份的气泡图进行纵向比较，借此指出，在1960年，我们能够明显地在世界范围内区分出两类国家：即位于图像左下角的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较低的国家（也即“发达国家”）和位于图像右上角的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较高的国家（也即“发展中国家”）；但是到了2013年，绝大部分的国家都移动到了图像的左下角位置，即它们的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较低。文章进而推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重要指标上变得逐渐趋同，因此相关的概念区分也就变得无用了。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引用的全球生育率与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变化图（1960 vs 2013）。

理由二：“发展中国家”内部“日益趋异”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选取马拉维和墨西哥两个个案进行比较，援引由二者的历史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组成的折线图，指出二者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马拉维250美元，墨西哥9860美元）相差近40倍，同时，二者的绝对贫困率（马拉维70.91%，墨西哥2.68%）也相差巨大。据此推论，将差距如此大的两个国家同时归入“发展中国家”这一组别是不合适的，进而写道：“如果说‘发展中世界’的分类方法是用来将具有相似特征——即人们过着相似的生活——的国家归入一组，这种方法似乎越来越不合适。”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引用的马拉维与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变化图。

理由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全世界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以及世界银行的其他相关文献均指出，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的一个全新目标，而且是一个适用于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全球性目标。世界银行似乎认为，在这一全球性目标的感召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显得过时了。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日益趋同？

诚然，《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中理由一绘制的谷歌动态气泡图以其生动而鲜活的图像展示了若干国家在若干指标上的历史变迁，也让某些结论显得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如同让数据自己说话那般不言而喻的。然而，论述说服力的必要前提是，从数据和图像到某个人为得出的结论，中间所涉及的所有逻辑推导环节都必须是坚实的。

就《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中的理由一而言，从生育率与婴幼儿死亡率两个指标到最后得出“发展中国家”一词不再适用的结论，其中有多个论证环节都值得怀疑。首先，世界银行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是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进行定义的，因此，围绕概念是否继续有效的所有争论都必须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出发点，只要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能够继续将全球国家或地区有效地区分为“发达-发展中”两类，那么相关概念就是有效的。从其他指标的比较中得出这两类国家趋同进而推论概念失效，这种推理的逻辑起点本身就是有误的。

其次，所有指标的选择及其测量都是人为的，而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人为选择几个指标进而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一些指标上趋同是相当容易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为选择几个指标进而得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也并非难事。至于《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作者通过“这两个指标通常被视为衡量一国总体福祉水平的替代指标”的说辞来为其指标选择进行辩护，则是不攻自破的。因为，生育率与婴幼儿死亡率尤其是后者固然重要，但绝不可能完全替代其他指标或维度来描绘一个国家的境况。最后，数据质量以及数据可比性存在差异，尤其是1960年代的数据质量，而数据统计口径和测量方法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我们必须审慎对待基于数据的国际比较。

当然，即使我们抛开指标选取与衡量、数据质量与可比性等统计学上的通常顾虑，就理由一本身所涉主题而言，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首先，《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所引用的气泡图中并没有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只是对不同地理区域的国家以不同颜色进行标识。显而易见，根据此图，我们无法得出关于“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任何结论。考虑到世界银行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尽管在原图中，处于右上角的国家确实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左下角的国家也确实多为发达国家，但仍有特例存在，例如在2013年，赤道几内亚的生育率（4.952）和婴幼儿死亡率（102.8）都较高，但是它却属于发达国家；相反，匈牙利的生育率（1.35）和婴幼儿死亡率（5.6）都很低，但2013年匈牙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2627。简言之，在未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图中数据点所处的位置，就断言“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水平低的国家（‘发达国家’）以及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水平高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表述实在缺乏必要的严谨性。

其次，只有当数据量相同，至少相近时，基于历史数据进行的群体比较才有意义。但是，理由一所截取的1960年，只有99个国家的数据，而到了2013年则有多达190个国家的数据，近2倍的数据量差别使得这一比较的意义大打折扣。仅从气泡图来看，2013年图像中的圆点显著增多，加之坐标轴固定所致的误导，在视觉上，圆点的密集程度就在无意中被扩大。最后，也是该动态气泡图最致命的缺陷，即从1960年直至今日，所有年份数据的呈现都保持了原始坐标轴的固定不变，即纵轴的婴幼儿死亡率保持在0～500不变，横轴的生育率保持在0～10不变。事实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国家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得分都在逐年降低，如果依旧保持原始坐标轴固定不变，各个国家的数据不断集中的趋势就会在视觉效果上被放大，依据这样的数据图，我们只能得出相关国家在相关指标上的历史变动情况，而无法得出国家间的差异是增大还是缩小的结论。

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根据被考察年份的具体情况重新设计坐标轴。然而，正是这一严重错误导致了读者在视觉上看到多个国家明显集中的趋势，进而多个国家逐渐趋同的结论也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作为世界银行的数据专家，其对于坐标轴的设定会影响数据呈现及相应判断这一基本的统计学常识是清楚的，但其仍然依据不恰当的数据图推导出错误的结论，或者说，为自己预先持有的主张轻率地寻找不匹配的数据支持，其背后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

在此，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重新绘制了全球国家在生育率和婴幼儿死亡率两项指标上的气泡图，并特别截取了1960年（理由-比较的年份）、1987年（世界银行完全依据收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划分的第一年）、2013年（理由-比较的年份）以及2016年（世界银行数据所包含的最近年份）四个年份，以展示理由一所引用的气泡图所产生的统计学谬误。图中，为了克服上述的第一个缺陷，笔者用不同颜色标注了世界银行所区分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一区分是根据世界银行每年更新的分类结果重新进行标识。其中，1960年没有相关区分，也缺乏人均GNI数据。

修正后的全球生育率与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变化图（1960、1987、2013、2016四个年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整理而得。橙色散点表示世界银行在当年所划分的“发达国家”，蓝色散点表示“发展中国家”。

关于第二个缺陷，笔者在此所选取的后面三个年份的数据量分别为：185、184、184。至于第三个缺陷，自然是在生成图表时，由Excel自动选择坐标轴的区间，而非将其固定在原始区间上。结果显示，四张图的纵轴最大值从1960年的450依次降为400、160和140，横轴也有一定的变动。就结果来看，新的气泡图验证了我们上述的批判。在未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指标得分或数据点所处位置进行简单判定，确实存在问题。尤其在左下角位置，部分“发展中国家”与部分“发达国家”在相关指标上得分相近的情况一直存在；而在右上角位置，尤其在最近的2016年，仍有多个发达国家的数据点处于这一区域。

至于最致命的缺陷三，新的气泡图清晰显示，我们依旧能够明显地区分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类国家。也就是说，在重新设计了数据图后，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谓趋同的结论并不成立，二者间的差距仍然存在。进而，从国家间趋同得出“发展中国家”概念失效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否认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现实成就，在一些指标上，发展中国家的得分确实是在向发达国家靠拢，或者说，与早期相比，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没有差距，更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失效了。

“发展中国家”内部日益趋异？

《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中理由一的论述至少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总体情况进行描述（尽管此种研判存在严重误导），而理由二通过选取墨西哥和马拉维两个个案进行论证的做法就更难有说服力了。首先，显而易见，理由二所涉及的只是个案，甚至是个案中的极端案例。根据世界银行惯用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GNI per capita），在全球收入排名中，马拉维通常都位列最后几名，且一直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而且在1990年以后一直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人为选择两个差异巨大的个案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差异大的结论，这种推理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理由二提及的1.9美元贫困线指标存在同样的问题。其次，即使是两个极端个案，理由二在其文字阐述中也仅仅选用了某一年31的数据而非历史数据进行比较。显然，无论基于截面数据所得出的结果如何，都无法得出“日益趋异”这类有关纵向趋势的判断。事实上，《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中也出现了一张反映墨西哥和马拉维历史收入数据的折线图，这幅图至少显示出这两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表面上更能支撑理由二的判断，但奇怪的是，相关作者并未对该图做出更多的解释。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得出墨西哥和马拉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差距在逐渐增大，而无法得出任何有关“发展中国家”这个包含一百多个国家在内的类别的总体判断。

另外，该图也显示出选取马拉维和墨西哥两个极端案例的另一个不当之处，这可能是相关作者如此选择的另一重隐情：相比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62年的360美元至如今的9000美元的快速增长，马拉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则相当缓慢，将一个发展缓慢和一个发展较快的个案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日益趋异”的结论在表面上显得较为清晰。总而言之，从多达一百多个国家中，人为选择两个国家和特定指标以得出其差距不断增大，要实现这一点并非难事。按照这一逻辑，也可以轻松找到差距不断缩小的两个国家，但是否可以据此推导出群体内部“日益趋同”？

不过，从概念的本质或其有效性来看，上述批判乃是次要的。因为，一个分类概念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在特定维度上将其与其他类别加以区分，而不是这一类别内部是否存在差异或者差异的大小。就一组分类概念而言，只要在其概念界定的特定维度上划分出若干类别，那么这组概念就是有效的；更进一步，如果这种划分对人类的认知或实践具有一定的促进功能，那么这组分类概念就是有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之所以有效并将持续有效，就是因为它所指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维度上能够与被称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对象区分开来。而且在促进人类发展和改善国际关系等意义上，这种区分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有益的、重要的。

以世界银行自身为例，世界银行自1989年起，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球国家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大类，并同时将前两类与第三类分别称呼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种概念的定义和区分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个维度上就是有效的。因为，就人均国民总收入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差距，即便这一差距在某些意义上可能在缩小，但二者间的差距依旧是明显的且重要的，这种类别间的重要差异本身就显示了概念的有效性。而至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分类概念内部的多个对象之间是否在某些维度上存在差异则完全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因此，理由二所采用的论证方式，无论其论证的逻辑是否自洽，也无论其推理的结果是什么，都与“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是否有效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显然，分类概念的内部必然会有差异。因此，我们很容易找到某个指标指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若干国家间存在差距，理由二援引的贫困率指标就是如此，它犯了与理由一——依据生育率和死亡率而非人均收入指标——同样的错误。此外，即使在概念所定义的维度上，分类概念内部的差异也是存在的。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依据，无论如何划分，所得出的各个类别内部仍然会有差异，而差异的大小则完全取决于言说者所选取的参考对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类似墨西哥与马拉维这样的差距并不奇怪。而“发达国家”内部同样如此，以2008年为例，排名第一的摩纳哥（186080美元）是最后一名波兰（11970美元）的15.5倍，收入相差17万美元。另一个统计学上的误导可能是，墨西哥与马拉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差近40倍，这种差距比这里的15.5倍更大吗？显然不是！因为从差距的绝对量来看，后者的差距更大。下图展示了世界银行公布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区间分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区间。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而发达国家的收入明显高出发展中国家。蓝色线条与灰色线条之间的缺口明显超过灰色线条与橙色线条间的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从组别内部寻找个案进行差异比较，很容易找到发达国家内部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形。按照理由二的推导逻辑，这是否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概念也是无效的？

很显然，划分的类别越多，类别内部的差异就相应地越小。因此，依据收入划分所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类别或者“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类别划分就显然比“发达—发展中”的两类别更为精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三分法或四分法就比后者的两分法更好，包括世界银行倡导的——正如《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开始的那幅动态图所预示的——抛弃二分法而拥抱更多的类别划分。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某个组别内部仍然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按照理由二的推导逻辑，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也应当抛弃三分法或四分法，而欢迎更为精细的多分法……以此类推，国家分类乃至任何分类都失去了意义？显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清晰地表达了当今世界发展不均衡这一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内部必然会存在差异，如果有其他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概念内寻求更进一步的区分，例如联合国就在“发展中国家”的大概念中区分出了“内陆发展中国家”（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y）、“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country）以及“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等概念以显示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而非简单地放弃“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最不发达国家”的分布。图源：联合国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否认国家差异？

相比前两个理由，理由三并没有数据支撑，而仅仅通过文字上的阐述。但是，在所有理由中，仰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由三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在正式宣布放弃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时唯一提及的理由。不过，尽管理由一与理由二的论证逻辑是不恰当或错误的，但其至少包含了某种推理在内。相较之下，理由三的论述严重缺乏逻辑，更像是在隐晦地暗示。《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所谓“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议程的启发”的表述实在是太过模糊，我们无从知道这里所说的“启发”是何种启发。《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虽然在这个主题上多花了一点笔墨，但总是在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给出清晰的逻辑推理，最后却说“这也是逐步弃用‘发展中世界’一词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读者完全体会不到其中的说服力何在，只能从这些表述中猜测其背后的观念。

世界银行背后的观念似乎是，早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并非是一个全球性的目标。《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指出，“千年发展目标”议程明确地将世界分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类，即八项目标中的前七项（涉及贫穷和饥饿、教育、性别、儿童、产妇、疾病、环境）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而最后一项有关伙伴关系的条款是关于发达国家的。世界银行似乎是在说，“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即使涉及了包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也在目标设定时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明确区分，因此很难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框架。

同时，世界银行似乎还在暗示，在这种明确的二分框架中，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指向就是发达国家，因此，在这一框架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是有效的。而相比之下，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却是在“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世界制定目标”，它“强调所有人群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性”，在这一整体性的目标制定过程中，似乎就无须继续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了。简言之，就发展目标而言，所有国家都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可持续发展”。2013年，世界银行的一篇分析报告中也指出，“由于处在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在寻求朝向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支持，将发展中国家区分为低收入、中低和中高收入类别的传统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合适”。

但是，这种论证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的A/RES/70/1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本身就使用了多达94处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仅在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体目标”部分（也是最被广泛传播的部分），也使用了多达50次“发展中国家”概念。显然，《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指出“在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项具体目标中，仍有31项目标指向‘发展中国家’”，但该文在指出这一点后立刻给出了一条自我辩护的借口，“在我们看来，这反映出了这一简便性说法在发展领域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中大量使用的“发展中国家”概念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与解读，以充分揭示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观点。

表1显示，作为一个分类概念，“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处处都反映了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对象与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对象之间的差异。例如，14处“所有国家都要采取行动，发达国家要发挥带头作用，同时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的表述既体现了二者在未来所承担角色的不同，同时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上较为落后的现实。具体而言，这些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现状上存在的明显差距。该议程提及了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卫生、财政、贸易、债务和资金等多个维度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例如第39处在谈及教育问题时写道，“到2030年，大幅增加合格教师人数，具体做法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师资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

表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使用。此处“发展中国家”概念的英文表述包括“developing countries”和“developing states”；处“特指”的英文表述包括“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和“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用词编号”栏中的数字表示在文本中出现的顺序，括号中的文字是对该概念所指内容的简要分类。根据联合国政策文本自制本图。

其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程度存在差距。第21处清晰地写道，“我们承诺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规范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承诺”二字反映了二者在“话语权与参与度”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是亟待解决的。最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发展维度上也存在差异。该部分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未来发展的各种能力（例如数据管理能力、环境管理能力、科技发展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因时因地制宜，走一条符合自身历史与现状的发展道路。

因此，第处提到，在推进该全球性议程的同时，必须要“考虑本国实际情况、能力和发展程度，依照本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我们将尊重国家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例如第61处，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对渔业捕捞活动进行有效限制是必须的，但是，必须“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联合国公布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大量使用了“发展中国家”一词，清晰表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多个维度上的差异，从而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一词的持续有效性。

上述差异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通常被拿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作比较）的相关文件中也得到了显著体现。例如，在2000年9月联合国A/RES/55/2决议《联合国千年宣言》中10次使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也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例如，宣言指出，“因为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它所产生的惠益目前分配非常不均，各方付出的代价也不公平。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为应付这一主要挑战而面临特殊的困难”。这里不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同时指出了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在2008年《秘书长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监测指标的报告》，该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现行版本的千年发展目标中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17次，其中11次出现在现在通行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列表中。总之，“发展中国家”概念所传达的意涵在早前的“千年发展目标”与现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间并无差别。

诚然，就这两份规划的制定过程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的生成过程确实参与度非常低，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则将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主体囊括其中。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具全球性。但是，据此就得出“千年发展目标”是单方面的或者说不具有全球性的论断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全球性的强调就声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过时了，这种论断明显违背了联合国相关主张与行动的内容与精神。显然，只有清醒地认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全球发展中的差异化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虽然明确提出将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并未就此主张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尝试对其做出解释，但其所论及的三点主要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一选取两项指标的历史数据所做的论述，人为放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所谓的趋同，存在明显的误导性。理由二更以“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两个极端案例的比较推导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所谓“日益趋异”，由此提出“发展中国家”概念之有效性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概念”的本质意义。理由三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强调的全球性来否定全球的差异性，显然是对该议程的错误解读。

从西方政治话语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概念从产生、流行、演变到最后的试图终结，无不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话语霸权。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一词就已悄然产生，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对落后国家的主要称呼还是“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发现，“不发达”（underdeveloped）与“发达”（developed）这组称谓由于“under”这一否定词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立色彩，用这样的词汇来宣扬其全球政策就会在无形中激化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相反，“developing”一词则弱化了其与“developed”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且“ing”的现在进行时态会营造出一种动态发展的感觉，即“发展中国家”动态发展的未来结果或目标指向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看到，“发展中”一词不仅弱化了与“发达”间的对立色彩，而且表达出了与“发达”的某种承接关系，由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展现了鲜明的示范效应并扮演了高高在上的引领者角色。因此，“发展中国家”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全球扩散同时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欢迎。

概念的外在形式得以确立，其内涵却可以不断调整。以世界银行为例，在早期的概念使用中，世界银行显然混杂了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使“发展中国家”概念显得含糊不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作为唯一标准重新编订了国家分类体系，将全球国家分为“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三大类，而前两类被简单统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指标随即成为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流行标准，在事实上也助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全球流行，以至今日，全世界已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客观、中立的语词，而很少去探究概念背后的价值观。

但是，当我们细致考察概念的使用语境后，不难发现，这些看似客观的概念背后却暗含了发达国家关于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西方观念，有些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谋划自身发展、开展国家治理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将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进而对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全球体系造成冲击，一些发达国家无视他们曾宣扬的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客观方式，强行给一些发展中国家贴上了“发达”的标签，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出现了试图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声音。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在西方垄断话语下的遭遇：当其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时，发达国家可以将其迅速打造成一个全球流行的概念；当其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时，发达国家要求更改其概念内涵；当概念的内涵变迁无济于事时，发达国家最后还可以选择抛弃这些概念。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话语霸权，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认识“发展中国家”等基本概念之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并非一些简单的用于沟通交流的语词，而是包含了言说者思想观念的话语，这些概念也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是发挥着总结现实世界和规划未来行动的功能。换言之，在落后国家难以获得真正发展的现实面前，“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及其隐含的西方话语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次，面对同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努力区分并着力阐释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对“developing country”一词的翻译，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中的“developing country”和中国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只有以此作为出发点，并勇敢参与到相关概念的话语竞争中，才可能在未来构建起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必须直面西方社会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尝试和企图，认真剖析相关主张背后的论据和论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不是无视这种声音。

最后，话语建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西方发达国家建构和主导“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表明，国际组织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在不同阶段处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应当说，成功地引导了全球舆论，而在《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试图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也是对类似西方声音的反映。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形成自己的话语，在国际舞台上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要善于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平台，将自己的话语融入其政策文本和实际行动当中，以此在全球话语体系的竞争中谋得自己的空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世界银行尝试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主张与做法所做的研判，主要是对《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论及的理由进行逻辑上有针对性的批判。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议题还包括：对国家进行分类除了“总量思维”和“均值思维”是否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主张是世界银行内部的一种声音还是世界银行的普遍共识？它反映了西方社会在国家分类方法上的何种倾向？其他国际机构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组国家分类概念？与“中心国-边缘国”“南方国家-北方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等竞争性分类概念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优劣何在？在国家定位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他者定位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未来的国际关系话语建构中如何对待相关概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概念、话语、国际关系、全球化等多种视角进行更为广泛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