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扶贫脱贫、新冠疫情，对于今年的汶川来说，挑战很大。

但成绩最终还是做出来了。

截至目前，37个贫困村全部退出、1297户4077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人口结存3户10人（总贫困人口数为1300户4087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01%，实现“整县摘帽”。

汶川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灾后返贫，如何将灾后重建和扶贫工作相结合？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减贫报告2020》发布会上，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接受了观察者网专访，总结“汶川经验”。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参加《亚洲减贫报告2020》发布会。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

【采访/观察者网 查希】

观察者网：作为脱贫攻坚一线的指挥员，如何看待中国的减贫事业？

张通荣：汶川作为全中国1000多个县的其中一员，脱贫攻坚的事业在一线其实很艰难。难就难在各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不一样，老百姓的素质不一样，基本条件和资源的分布不一样。这样一来，如果在全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千篇一律去推进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不现实的。

所以，中央层面上把大的方针政策和方略制定之后，各地方如何结合自身的实际，带领老百姓从主体上发挥作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我们面临着三个障碍：

第一，老百姓自身的心智需要改变。他们要从原来自己觉得“我就这样可以了”转变成“我主动要去脱贫”，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改变的过程中要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的搭建，应该是引导他们自己去做规划和改变，要对他们进行培训，要对他们进行规划，在这基础上再去给他们谋划一系列项目，但实施主体还始终得是他们自己。

所以，作为脱贫攻坚一线的指挥员，在老百姓的心智改变之后，还得给他们这样的平台，这个平台是推动他们去改变的。

除此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制度以及长时间机制性的推动整个脱贫攻坚，使其能够有一个外力和内力相互结合的条件。这是我们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非常好的经验，也是我非常深的感受。”

观察者网：2008年大地震给汶川带带了严重灾难，汶川是如何将灾后重建和扶贫工作相互结合的？

张通荣：经历了大地震，汶川人民更加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为此，我们坚持将灾后重建、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在具体过程中注重“四个协同”，就是将灾后重建与扶贫工作的规划协同、项目协同、资金协同、产业协同，坚持把灾后重建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抓牢抓实。

灾后重建规划不仅是对“5.12”地震中受灾损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规划，更是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民生保障，以及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全域规划，我们在制定灾后重建规划时，就将产业发展纳入了规划内容，确定了“南林北果·绿色工业+全域旅游（康养）”的总体思路，在县域北部建立起了以“汶川三宝”为主的特色水干果基地，在县域南部建立起了6万亩以枫香树、笋用竹、商品用材林以及中药材的立体林业基地。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不仅考虑县城基础设施的恢复，结合汶川特殊的地域环境，特别是农村地区，尤其是高半山区用电难、用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在灾后重建规划中，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做到了县城与农村基础设施同规划、同实施。

同时，我们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建“全民健康示范县”，把“大健康”理念融入到治县理政全过程，围绕“发展健康经济、营造健康环境、培育健康文化、倡导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五大体系，以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工业、康养旅游业为切口，将智慧汶川、卫生县城、生态乡镇和乡村振兴建设等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确保了灾后重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观察者网：当时汶川是如何应对灾情可能导致的贫困加重问题的？

张通荣：“5·12”汶川特大地震给汶川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帮助下，汶川涅磐重生，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受地理环境、次生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薄弱等影响，全县贫困现象仍然突出。

2014年，汶川识别出建档立卡贫困村37个、贫困户1341户4440人，贫困发生率为6.8%，因病、因残、因灾贫困突出，约占全县贫困人口的50%。为了防止脆弱的自然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可能导致贫困加重的问题，汶川通过发展可持续的增收产业、提升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解决“三保障”短板、改善群众心智等入手，拿下了脱贫道路上的“四只拦路虎”，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一）拿下持续增收难的“拦路虎”。我们围绕贫困群众增收，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全县累计建成产业基地20.6万亩，甜樱桃、脆李子、香杏子“汶川三宝”销售年收入超6亿元，全县从事旅游服务行业人员达1.8万余人，带动1000余户贫困户人均增收3000余元，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1000余个，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000余人次，发展来料加工扶贫车间36间，带动150余名贫困群众就近务工，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全县85%的贫困户脱贫。

（二）拿下因病因残致贫的“拦路虎”。我们通过筑牢医疗扶贫“三保三补三基金”九道防火墙，实行“一站式”医疗救助、“先诊疗后结算”等，大力推行主动医疗服务模式和全员慢病管理，全民健康免费体检累计达24万人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100%，在县域公立医院住院自付费用比例控制在5%以内，确保群众“医疗有保障”。

（三）拿下震后次生灾害多发的“拦路虎”。我们将地灾水患综合防治作为“生命守护工程”摆在突出位置，提升防灾减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科学构建防灾、避灾、治灾“三位一体”防治体系。投入11.48亿元，完成62个地灾水患防治工程。整合各类资金7.8亿元，实施藏区新居、地灾搬迁、易地搬迁等，为群众构建了安全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

（四）拿下基础设施薄弱的“拦路虎”。我们紧紧围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群众看得见、得实惠、惠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累计建成通村通组道路420余公里，实施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200余个，改造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4所，行政村硬化路通达率达到100%，农村常住人口电力入户率、“一户一表”率均达到100%，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与东部县市结对脱贫。图片来源：川报观察

观察者网：在亚洲的减贫事业中，汶川能够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模式？

张通荣：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分享。

第一，就是在选择一个地方发展模式的时候，要因地制宜。所以汶川提出了一个“大健康”的发展方式，就是要从原来“只是为了脱贫而脱贫“的方式上转变。“大健康”的方式中就包括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经济、健康的服务体系以及全民的健康素养。如果懂得了“大健康”的概念，大家就能够理解我们的脱贫事业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局部。

第二，在整个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立足老百姓自己要干什么，老百姓作为改造和改变的主体，这是始终不能忘记的。

第三，在政策的各个方面，不要各自为政，要把小的资金和政策放到大池子当中去。这样，小的资金放到大的池子中变成了大的资金，小的、零星的政策放在大池子里变成了一个大的扶贫攻坚的平台，成为了大的推动力量。

最后，汶川提出了一个“户户入，入户户”的群众工作方法。它将原来在办公室、机关的工作这种与农村和基层管理撕裂的关系进行了弥合。一定要把工作的平台从机关搬到每家每户里面去，而不是到了农村就算了，这就是“户户入”。而“入户户”，就是要让惠民政策，包括项目、以及老百姓能感受到的国家的帮助走进每家每户当中去。

观察者网：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汶川是怎样抵御挑战的，有何经验？

张通荣：其实今年我们也和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老百姓也有过恐慌。甚至他们外出打工，就地就业的一些环境也收到了影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第一，汶川把疫情对这个区域的影响阻断。按照国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机制阻止了疫情向汶川扩散。

第二，在今年年初就提出了在疫情下如何把生产本底夯实的问题，在此之后解决另一个问题，把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通过我们最新的电商平台，包括快递以及其他的物流方式，去完善它的市场体系，这实际上是最有效的。我们的政府开拓了这个市场体系，实现了增产的情况下确保增收。”

第三，在如何如何实现就地去就业的问题上，汶川建设了很多扶贫车间。比如和义乌合作，做燃料加工，然后推动老百姓在自己生产生活的故土上再次就业。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疫情下老百姓脱贫攻坚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在很坚毅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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