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昕、郦菁】

“市民社会”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范式制度化推动下经历了全球复兴，而苏联东欧地区转型国家是该进程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苏东语境下“市民社会”的考察，以及背后反映出“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总结对于三十年苏东转型总体经验的一个重要角度。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两大传统

市民社会理论本身有两大理论传统，其一认为市民社会应独立于政治社会，这源自洛克“社会先于国家”的“信托说”。而另一个重要的潜流是孟德斯鸠，后者认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形成了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领域，而在于促成政治体系权力多元化的基础。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学界和政界，仅仅前一种理论传统被普遍调用。在这种新话语中，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威权的对抗者。转型后的苏东国家也被迅速织入这一话语，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威权国家的典型。

二、新兴社会组织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

转型前期，东欧的新兴社会组织普遍经历政治化；转型之后的最初阶段，其中颇有一部分组织和运动领袖掌握了国家政权，或至少是进入了制度化的政治社会。然而，转型成功后，掌握政权的精英、西方国际组织和主要的霸权国家并不愿意转型期市民社会的激进政治和草根参与得以延续。他们达成的新共识恰是“去激进化”“去政治化”，因为民粹主义的不可控性无法用理性计算的治理框架轻易驯服，也无助于建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和紧缩改革方案。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必然从转型经济正义与社会保障转向形式化的个人权利，而政治的中介力量也自然从社运活动家转向经济学家、宪政专家和技术官僚。

如此，“去政治化”的新图景改变了苏东市民社会初期发展的社会基础。一些成功转型为政党的组织，必然会因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不同要求而严重分裂。早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并不希望该组织成为执政党，而另一名团结工会早年的女性领袖安娜·瓦连季诺维奇甚至比瓦文萨更加反对政党化，希望保持组织的工会性质，还严厉批评了瓦文萨的态度不够坚定。

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团结工会内部知识分子精英控制了政府，而基层工人活动家则控制了议会。前者基本抛弃了早期工会的社会网络，而后者时常发动市民社会罢工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以保护转型政策中工人的权利。持续的分裂使得团结工会在新世纪之后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和公共空间。

在某些情况下，转型后的市民社会还与政治社会发生了激烈对抗，出现了“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的现象。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田区的“罗马尼亚矿工工会”与团结工会等组织不尽相同，一直坚持政治化原则，即使转型后也没有放弃激进的游行抗议，甚至还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因为与左右翼政府都缺乏妥善沟通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也不得不接受煤矿关闭、组织式微的局面。

波兰团结工会

三、西方精英和本土精英合谋的政治后果

与“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间的钟摆运动并行的，是东欧市民社会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无法达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两者之间缺乏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制度渠道。这也恰是因为新近建构的民主制度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精英与本土精英的一种合谋，把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方案都排除在外，也把市民社会的各种政治能量和诉求，比如大众参与的诉求、对于社会福利的期待、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激进、反民粹的名义，压制在正式政治场域之外。然而这种政治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使市民社会在内爆与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徘徊，很难找到平衡点。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争论之外，市民社会理论另一重要观点强调其自发性、“自愿结社主义”以达至社会团结。但在现实中，在自由民主的转型道路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欧美的基金会为苏东地区的社会组织提供了资金和人员援助，作为其外交政策和和所谓“民主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东欧的援助尤其多。在1989-1994年间，该机构每年在东欧的投入大约达到了3.6亿美元。欧盟提供资金的“法尔计划”（旨在援助位于中欧和东欧的申请国，协助其加入欧盟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对这些国家市民社会领域、各种社会组织的资助。2000年之后，欧盟也将“市民社会”引入自己针对部分前苏联国家推行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实质上把这些国家内部市民社会的发育和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景联系起来。

市民社会组织职业化问题带来了人员构成、训练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外部资源培育而崛起的这些组织的本土管理者很快成为了一批拥有国际资源的当地精英。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接受的培训并不强调在基层社区内寻找筹款机会，更多是学习如何在国外捐助者要求的规格体系内填写申请、召开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如何游说本国的议会等内容，但对于如何与基层社区联系，动员基层民众支持则少有涉及。这类培训达到的目标更多是组织自身发展的机会与个人职业经历的完善。这个职业阶层悬浮于民族国家政治与其社会网络之外，从而只有“治理”，而无政治，而市民社会的运营者与管理者也更多成为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职业群体的一分子。

外来资金的牵制也是市民社会无法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的市民社会援助项目成为地方精英争食的对象，新兴的社会组织也更为关注出资方的选择与考核标准，并在实践议题上向其考核标准靠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当地成员，或者回应当地社会的需求，开辟本土的资金来源。

此外，转型之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的议题也逐渐发生重大转变。比如环保运动在转型前的东欧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当地社会的具体问题为核心。但是民主化转型之后，这些组织关注的议题反而转移到保护生态多样性、加强环境教育等，往往没有广泛社会运动的支持。

1979年教皇保禄二世到访家乡波兰。图自国会图书馆

四、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右翼转向和民粹化

还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认为市民社会高于政治社会，总是能促进多元化、民主和社会进步，因而具有道德上的领导权。对苏东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而不能被治理和控制的、与民主无关的部分广义市民社会，显然被排除在外。这部分市民社会的重新上升，是和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的全球性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回潮紧密联系的。

波兰的团结工会在第一次执政失败之后，其主要票仓已经逐渐从工人转向右翼议题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一方面是由于团结工会在苏东转型的具体自由民主框架中，必然会放弃阶级话语，取而代之的就是以种族、族群、宗教等社会裂痕为基础的政治；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圆桌会议时期天主教会被邀请作为“连结反对各派的粘合剂”，这使得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政治中，重塑波兰身份的世俗声音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而教会拥有所有政治的否决权。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有关堕胎的政策辩论中，团结工会为了巩固教会的支持，也选择反对堕胎，背叛曾经的女性盟友，甚至有一部分反犹的言论。

团结工会的右转复兴了右翼保守主义，以至于在其自身消亡之后，后继出现了两大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和法律与公正党），并进入了议会。2004年，这两者已壮大到可以角逐政权，其中的法律与公正党（PiS）在2005-2007年及2015年之后一直掌握政权。

当市民社会的内在能量无法通过制度化的通道进入政治社会，而社会组织内部也面临职业化和国际捐赠所带来的与社区“脱嵌”问题，新兴的右翼保守主义就很快取而代之，部分攫取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将市民社会已有的建制、组织能力和已形成的网络（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用于非民主的政治目标。

苏东地区的右翼政党也创造、激发和利用了所谓的“非公民性”市民社会（uncivil society）。匈牙利的欧尔班在2002年创建的草根网络“公民界运动”就是重要的例子。这一网络由多个组织和媒体组织组成，重提宗教和民族议题，试图重新建构何为“欧洲性”和“公民权”，并把中左的政治派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这一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为城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教士和广义的爱国者，比起此前提到的各种“悬浮”的社会组织拥有更广泛的草根基础。

五、结语

苏东地区转型前后市民社会的实践经验显示，原有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生发出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想象。而苏东地区的历史情境和转型特性挑战了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话语的普世性。苏东地区从革命到日常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从民主转型的推手到转型后社会中政治疏离、被新自由主义和保守力量所俘获的对象，成为新的社会分裂、右翼保守化的载体和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