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种粮大户的故事

我有一个远房阿姨叫小兰，她和我母亲属于姨老表关系，听母亲说小兰阿姨承包了近百亩土地，成了一个种粮大户。大年初三去姥姥家拜年，吃完午饭后，闲来无事就和小兰阿姨拉拉家常，问下她种粮的情况。小兰阿姨今年35岁，嫁到我家的隔壁村——程寨自然村，现在有一个儿子11岁，一个女儿10岁。小兰阿姨的老公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到城市里打工就是个睁眼瞎，没有能力也挣不到钱。两个孩子都在亳州市一所封闭式私立小学读书，需要10天一接送。而婆婆年迈，脑子也有点不正常，无法独自在家带孙子种田，也就难以形成父代在家种田带孩子和子代外出务工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此外，小兰阿姨的娘家父亲也年事已高，且身体有病，需要有人照顾，但娘家哥哥在县医院上班，工资不高，也有两个小孩，尚未在县城买房，全家只靠他一个人的收入，压力大，也无力照顾老父亲。

上有老，下有小，又没有文化。城市进不去，村里又走不开。小兰阿姨自家有10亩地，扣除农资生产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一年在1000到1500元，仅仅靠种地根本养不活这个家，无法实现家庭的再生产。而随着村庄全家外出务工的增多，小兰阿姨夫妻俩这两年有机会捡田种，即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向土地要财富。这两年夫妻俩以450元/亩的土地租金流转了70多亩地，加上自家的10亩地，总共种植了80多亩地。一亩地扣除土地租金和农资成本，一年两季合起来净收入为七八百元。那么，80多亩地一年就能收入五六万元。

由于种植的土地较多，小兰阿姨家也陆续添置了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全套农业机械设备，除了自家使用外，还能为周边村的农民提供机械服务，一年也能有万把元的机械服务费。同时在农闲时间，小兰阿姨的老公也在当地建筑市场上做小工，一年也有万把元的收入。这样算下来，小兰阿姨家里一年也有七八万元的收入，和普通家庭夫妻两人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差不大。

小兰阿姨的老公由于是文盲，在被市场经济竞争淘汰后，尚可退守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上挖财富。正是因为有了80多亩土地的农业剩余，小兰阿姨能够顺利地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不仅能够在家照顾孩子，还能够赡养两头的父母。儿子在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常考取班里第一名。女儿在上小学三年级，从小就比较爱美，之前成绩比较差，小兰阿姨知道她爱美，就常常以买好看的衣服作为奖励来激励她好好学习，学习成绩也在不断进步。由于我和弟弟都上了大学，也算是鲤鱼跳龙门，走出了农村，每次春节回家都常常能听到亲友邻里说我父母好福气，一双儿女都有出息，就等着将来享福吧。小兰阿姨也如是教育自己的儿女：“以后你要像这个哥哥姐姐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这一双聪慧的儿女就是全家的奔头和希望，所以他们争取要把孩子送进市里上小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知识分子眼中，乡村空心化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不是所有农民都这样认为

为什么只种植80亩的规模？

既然一亩地扣除成本后还能剩余七八百元，那不是种的越多收的越多嘛，为什么不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呢？是夫妻两个劳动力种不过来，还是种了不划算，抑或其他？小兰阿姨则回答说：“包不到地了，无地可种。”按照小兰阿姨的设想，要是夫妻两人能流转200亩土地，做个职业农民，一年收入就能有十几万元，家庭收入就相当可观了。由于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耕、播、收等农业生产环节早已实现全程机械化，因而现在的农业耕种就不再是一件重体力活，投入的劳动时间也不多。夫妻两个人种植200亩土地不成问题，只需要在小麦和玉米收割环节雇几个工就能搞定，其余环节不需要雇工。因为收割环节，老公开收割机，同时还需要雇一个人开农用三轮车把收割后的小麦或玉米拉回家，而小兰阿姨不会开车。

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是450元/亩，以这个价格无法再流转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农民放弃耕种土地。而小兰阿姨家如果现在想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就需要提高土地租金，土地租金提高到600元/亩的话，又会有一部分农户愿意放弃耕种土地。但是作为耕者，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加上农业生产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较大，具有较高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赔了一季有可能把几年赚的都赔光。而且，一旦土地租金提高到600元/亩，当地的土地流转市场就都会跟着上涨，不会分为一部分土地450元/亩，另一部分600元/亩。小兰阿姨所在的程寨自然村有3个种粮大户，小兰阿姨家种植的规模是最大，另外两个大户种植规模都是四五十亩。目前450元/亩的土地租金是在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之间形成的一种市场均衡价格，背后隐藏的是城乡劳动力对机会成本的权衡。

前几年春节回家村庄尚没有种粮大户，不是不想种更多的地，而是预期土地租金过高，只有土地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放弃耕种土地。对于小农家庭而言，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比较稀薄，家庭的生计策略唯有优化配置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对于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没有别的赚钱机会，只有投入土地上，即使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为负，而土地产出率在增加，也依然会“非理性”的投入，产生了黄宗智所说的农业生产的内卷化。而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劳动力就存在了机会成本。每个小农家庭就会根据家庭劳动力结构和土地资源在务工和务农之间优化配置，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多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自己耕种，是因为土地上微薄的农业剩余对于小农家庭而言依然很重要，绝大部分的农户对土地的依存度还是很高。

乡村的空心化和农村分利群体的减少

那些放弃耕种土地而选择暂时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家庭，往往都是农民中的“强者”。他们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禀赋而在市场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优越的位置，在城市拥有更好的获利机会，家庭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过高，所以就会放弃耕种土地。因而，可以说这部分强者农民群体对土地的依存度相对较低。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均分以及统分相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所以小农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对均质的。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之间开始产生经济分化，熟人社会中农民之间的贫富分化有的甚至超过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之间的分化主要源于市场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导。农民不再是同一副面孔，产生了“强者”和“弱者”之分，记住这点很重要。本文的强弱主要依据对土地的依存度而划分，对土地的依存度越高，越是农民中的弱者；相反，对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农民中的强者。

农村中强者和弱者的数量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动态变化的，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够提供的获利机会越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越强，那么对土地依存度越低的强者农民就会越多。越来越多的强者进城，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不断减少，自然的结果就是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但另外一方面在农村分利的群体也就随之减少，这为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提供了获利机会。正如小兰阿姨的家庭一样，由于丈夫不识字和无能力，而被市场经济所淘汰，如果不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强者的吸纳，她家就不可能通过租种80多亩地而达到和务工相差不大的家庭收入，从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

每年的春节是在外漂泊的游子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也是城乡互动最集中的爆发。以城市生活为主位的视角来反观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乡村空心化带来的衰败和萧条景象，以及直观上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哀怨的情绪背后所表达的意志就是乡村空心化之恶，贫穷而衰败的农村是需要被拯救的。国家似乎被社会情绪所绑架，要偿还对农民欠下的债，那就是要让农村建设得更美，让农民变得更富，让农业变得更强。似乎让农村建设的比城市还要美，还要有活力，才能体现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的乡愁，但这恐怕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浪漫主义想象。对农民及其代表的底层社会的关怀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是国家的道义所在，但是不切实际的宏愿却有可能事与愿违，农民反受其害。

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还有2亿多小农家庭依赖土地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蛋糕就那么大，参与分利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会越少。从农民的立场上去看，乡村的空心化就意味着越来越多对土地依存度较低的强势农民转移进城，参与分享农业剩余和农村获利机会的人群减少，这是那些被城市市场竞争淘汰的弱者农民的福利，这实质也是以城促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建国初期我国内向积累的发展战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城市剥削农村而建立起重工业经济体系，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成了国家发展的牺牲者。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已经由剥削走向保护，对农民的保护和弱者农民的福利。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为弱势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保护弱者的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

农民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在统一的农民称谓下已经产生了职业分殊，依据对土地依存度可以简单区分为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强者农民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禀赋或能力在城市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对土地的依赖度就比较弱。而那些因为年龄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农民，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利而无法实现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只好退守到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谓是弱者农民的命根子。强者农民转移出村，也为弱者农民在乡村提供了发展机会。当下，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并不是固化的，而是在变动和相互转化的。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发展越好，就会有更多的强者农民出现，反之，则相反。因而，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而言，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属性，而非投资的财产属性。同时，小农由于家庭的生命周期变化，强者和弱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城市闯荡失败的强者农民，退守到村庄，就变成了弱者农民；相反，弱者农民由于家庭财富的积累或子女长大成人比较有出息，可能会转化成强者农民。因而，由于城乡二元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形塑的是一种具有弹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可称之为发展型社会结构。

这种发展型社会结构得益于我国的制度红利，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户籍制度及其城乡二元保护型结构。有学者认为城乡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在于户籍制度，城市内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则为体制，体制内的市民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等，体制外的则没有。

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罪于制度和体制是危险的，因为其看不到这最终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现在除了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未有放开以外，绝大部分城市户籍都已经放开，只要在城市买房就可以转为城镇户籍，而现实是现在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重要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的福利，农民转为城市户籍并不自动就能享受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而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是因为农村户籍背后有土地、宅基地和村庄成员权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我国严禁城市户籍的居民进村购买农地、宅基地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才是对农民的保护，尤其是对土地依存度很高的弱者农民的保护。

正是因为农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属性，所以农地是不能用来市场交易的。正是因为农村的利益密度比较稀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定位就不应是美富强式的高线目标，而应是一种底线式发展目标。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城乡之间的互动已经生成了一套自生自发的发展型秩序，而国家推动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产权交易、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大学生返乡创业、农业产业化、乡村旅游等一系列新型农业经营，旨在实现的是美富强式的高线发展。

这些美富强式的高线发展目标，配合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实践中在乡村往往产生新的分利主体和乡村精英的俘获，以及驱逐弱者的意外后果。大学生返乡创业或资本下乡，与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抢夺土地资源，成为参与分享农业剩余的外生利益主体，土地租金的抬升，对土地依存度低的强者农民反而获利，弱者农民的获利空间进一步压缩，最终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极化型社会结构。

农民眼中的乡村空心化并非坏事

小兰阿姨正在为无更多地可种而发愁，假如有外来的利益主体进村争夺土地资源，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正如她说的：“如果你姨夫识字有本事，我俩在城市打工一年能挣钱，我也不在家种地。”种地是他们的最后退路，但正因为我的家乡尚没有出现外来的分利主体，她通过租种强者农民的土地而能获致中等收入水平，拥有了家庭再生产和社会流动的希望。否则被城市竞争所淘汰，在村又只能种自家的10亩地，那家庭就可能会陷入到发展的绝望境地，永远地沉入到社会底层，而无翻身的希望。

乡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吗？这需要厘清一个前提就是谁眼中的乡村，像我这样进城的知识分子春节回到家乡，看到乡村的空心化和萧条景象，似乎找不到儿时的温暖记忆而不免唏嘘感叹一番。但是在农民眼中乡村的空心化并非坏事，因为这里隐藏着发展的希望，隐藏着流动的希望，隐藏着进步的希望。当然乡村空心化后，留守在村的农民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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