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一晗】

我的家乡位于淮北平原南部，没有特殊的气候，也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无论怎么看都是全国千千万万普通县城的一个缩影样本，并无太多引人注意的地方。

已经远离家乡多年的我也一直以惯常的眼光看待这个普通的小城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次回家，托家里作教师的长辈及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弟弟妹妹的福，我突然发现，我的家乡——一个普通的十八线小城，不知不觉中，在教育领域发生了惊人的变迁。

私立学校的崛起与学业教辅的泛滥

我感受到的第一个变化是，私立学校的崛起。

这次返乡，在和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闲聊时，她无意间提到，“育才中学现在特别厉害，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我立刻戏谑地反问她：“能有多好？再好能好的过县一中吗？”她不假思索接话道：“教学质量上早就超过一中了，而且别说育才中学，就连育英中学这些其他的（私立学校），现在都发展很好。”

母亲漫不经心的话在我心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震惊，因为在我原先的认知范围内，育才中学与县一中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县一中是公认最好的学校，为了能让孩子进一中读书，户籍地址不在学区内的学生家长都要使出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以至于大家都笑谈一中的校长在分班前几天必然失踪——怕关系户联系。而一中的教学质量也是有目共睹，每次县里阶段性质检考试、市统考以及中考的前十名基本都被一中包揽。其次是二中，再靠后的就是位于城郊的三中。

育才中学是在我读初一时才被招商引资进来并开始招生的私立学校，当时去育才中学读书的大部分都是父母在外打工又家庭较为宽裕的农村留守儿童。育才中学可提供全寄宿服务，又是封闭式管理，这是当时全县中学中仅有的，它的存在给希望提高孩子学习成绩又无暇陪伴、管理孩子的农村父母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

但当时县城的孩子和父母对育才中学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大家对育才中学普遍是瞧不上的，觉得它性价比太低——收费高还教学质量不高。据母亲介绍，这些年来育才中学以优厚的条件吸引了一大批一中、二中的优秀骨干教师进驻加盟，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学生成绩也不断上升，而出于宣传的效果、政策帮扶及骨干教师的吸引力，育才的生源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由是招生教学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这几年，其他几所私立中学也提高招商引资进入县城，并在育才中学打开局面的基础上均发展不错。

开学第一天，校外培训机构扎堆学校门口揽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个变化是，课外学业教辅班的泛滥。

这几年学生学业教辅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现仅在县城就有二百多家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教辅机构。在我上中学时，课下去辅导班学习的也不在少数，不过当时大家就学的正规教辅机构多为加盟的英语辅导机构，如果想要巩固自己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基础知识或者查漏补缺提高学业成绩，一般需要通过参加任课老师自己开设的小规模课下辅导班才能实现。像现在这样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学校教学高度重合、涵盖范围十分全面、运营又比较规范化的教辅机构在当时确实比较少见。

此次回家，身边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弟弟妹妹几乎都报名了教辅机构多个科目的寒假辅导班班课，家庭条件更好一点的更是请了一对一的私教或是参加了更高端的线上线下并举的“双师”课堂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学业教辅班也存在类型划分，一部分就是上文提到的为满足家长及学生纯粹学业提高需求的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教辅机构；一部分是教学托管合一的教辅机构，这种教辅机构的托管性质更为突出，可以提供日托、周托、月托服务，为没有条件全天照顾学生起居的家长提供了一种较为方便的途径。

还有一部分则是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任课教师办学的辅导班，一方面，这种辅导班规模小，运作隐蔽，查处难度大，所以仍旧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家长会出于提高学生成绩，任课教师更加了解情况的考虑自愿主动报名参加，在一些任课教师没有开办辅导班的班级，学生家长甚至希望、要求任课教师办辅导班。即使家长没有这种需求，也会担心不参加此类辅导机构可能影响任课教师对孩子的态度或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一直以来任课教师办课下学业辅导班时本班学生参加的比例相当高。而后一种非主动参加任课教师辅导班情况下，当家长觉得教学效果不理想时，也会选择再在其他辅导机构给孩子报名，让孩子几个辅导班一起上，极大地增加了孩子的学习负担。

公立教育的式微：内部衰退与外部挤压

上述两个现象看似并无太大联系，但在笔者看来，二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性，即，公立教育的式微。

公立教育的式微与教育政策的变化有关，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内部衰退与外部挤压两方面。在前者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减负政策。减负政策由来已久，在实行减负政策的十几年来，在主张素质教育的舆论风向标下减负逐渐成为了政治正确。

笔者认为，减负政策实施至今，虽然可能达到了一些当初设立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其较为直接的影响是学生的在校时间减少、课业压力减轻，教学效果在这个基础上自然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公立学校借机在承担教学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开始进一步卸责，并在责任划分不明时扯皮、推诿，较为突出表现是在处理自己没有在时限内完成的教学任务和学生课下作业上，将教育与敦促学生学习的责任向家庭转移，此类诸如做手工、自己出卷子、检查批改作业、不断发视频图片到班级群的任务让家长们苦不堪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高考制度没有改变、社会选拔力度没有改变、社会分层情况没有改变反而竞争愈加激烈的既定事实下，学生学习与追求自我提升的需求其实并不会因为减负政策出台和实施减少。由是，求学需求与公立学校的责任推卸彼此对立，形成断裂，极为吊诡。

某乡镇实验中学，家长接孩子放学的场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此之外，在与学生学习有关方面的责任不断向家庭转移后，具有不同物质资源和时间条件的家庭会产生不同的应对策略。整体来看，更具实力的家庭会更为积极的寻找替代形式以弥补在校教学的不足，家庭资源条件越优越，弥合方式越多样、效果越突出，所以这种情况下在资本满足需求的流动过程中催生了一大批学业教辅班是一种必然结果。而没有条件或条件不够好的家庭则只能被动“放任自流”或者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学习管理问题有所妥协，采取差强人意或较为折中的方式对待此问题。

减负政策对私立学校的影响与公立学校相比小了很多，其原因在于不同发展形势与不同激励机制影响下的教师、家长、学校之间的关系差异。首先，公立学校的招生主要由学区划分决定，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不存在生源竞争压力。其次，其教师的待遇水平主要由职称决定，而职称评定在较为固化的运转模式下倾向平均主义及常规化，在指标分配时要“论资排辈”。

此外，公立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整体来看，公立学校对教师存在激励困境，在学校卸责时，他们出于种种考虑也“乐得清闲”，“不愿意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与学校的共谋，加剧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断裂与对立。

而私立学校出于盈利的需求和生存压力，自身生而具有强烈发展的意愿，出于现实角度考虑对减负政策实施较为谨慎。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较大，按劳分配、结果导向的制度设置极大激励了任课教师，使得他们对学生的课业成绩表现极为重视，投入度较高。由是私立学校实现了学校、教师、家长的出发点与目的的高度统一，成为了共同体。这种情况下，私立学校在竞争中自然对公立教育实现了外部挤压。“私学公助”的政府行为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外部挤压。

教育生态的变化与阶层差距的扩大

公立教育的式微体现出了教育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影响是阶层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基础教育作为普遍化的教育是实现过程和机会平等，是减少起点不平等从而实现结果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流动，减少阶级差距的制度设置。

一方面，公立教育内部主动衰退，将公共层面基础教育阶段的责任向家庭转移，将学生所受教育质量的优劣进一步交给个体环境，已经无形中形成了对社会公平的相对剥夺，长此以往必然会扩大阶层差距。

另一方面，政府引入大资本办学，推动教育产业化，增大了私立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发展优势，私立学校的优厚待遇条件下促使一批公立学校的教师精英离开公立学校加盟私立学校，增强私立学校的教学实力，私立学校综合实力远高于公立学校时，趋之若鹜的学生面对准入门槛一般是其价格不菲的学费及其他费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呢？不管怎么说，对私立学校的选择也好，对众多学业辅导班的选择也罢，当作为公共基础教育的效果取决于个体家庭的经济、时间等资源的优劣时，公共基础教育也不能称之为公共基础教育了。

除此之外，国家对相同逻辑催生下的课外培训班与私立学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私立学校大加支持，对任课教师参加的课外培训机构严加看管，这种应付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益之策并不能产生实质效果，在我看来，振兴公共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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