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一晗】

2019年1月26日，武汉市长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受疫情与春节的影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引得声讨一片。从武汉出城人数的数据统计来看，前十名的省外人口流出地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均来自河南省。可以说，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阻击战中，湖北省虽首当其冲，但随着返乡人群的流入，河南省的情况也不可小觑。

笔者的家乡位于驻马店市的Z县，截止到1月31日，全县从湖北返乡人员共计7319人，其中武汉返乡5730人，县内确诊病人6例。就一个武汉返乡人群的视角来看，本县的防疫工作开展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其特点在于，较之其他地区挖路、堵门的简单粗暴，本地的防疫工作刚中带柔，软硬兼备，在打硬仗的同时又“温情脉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硬在效果，软在人心。

河南开封防疫：每户走访发放宣传单，同时问清楚有无疫区返乡人员!每天进行日报告零报告

一、内容：防疫工作的开展

笔者看来，本地县域范围内的防疫运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准备工作中严格的信息登记，二是实践中层次化的管控与非区别化的防控。两个环节分别对应了识别重点人群和具体对待群众的防疫过程，最终实现整体监管，使县域范围内的防疫体系得以有效运转起来。在第一个环节，主要依靠“硬机制”对防疫效果进行保证，第二个环节中，因大量涉及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则在硬机制的基础上体现了“软关怀”。

首先，严格的信息登记系统是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社区排查和以单位为基础的情况上报“双管齐下”得以实现的。一方面，以居住地为基础，由社区工作者对从湖北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进行逐户排查，另一方面，县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员工对自己接触过的及家庭成员中的湖北返乡者进行上报。两套信息登记系统的同时运转实现了对县域范围内防疫重点关注人群的准确筛查。

其运转有效的原因在于，制度自身与县域社会的特点具有高契合性。县城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管辖单位，兼具城市与农村的特点，又与标准的城市农村不同。首先，从居住特点来看，县域居民的居住具有聚居特点，但其聚居不像城市一样以商品房的开发小区为基础，也不像农村一样建立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民小组中，这种情况下，社区单元十分重要。

以社区为单位的排查可以保证穷尽性，实现县域住户筛查的无遗漏，且可为后期采取措施提供抓手。但这种操作方式的弱点在于，受属地范围影响，其排查的时效性难以保证，所以需要引入以单位为基础的情况上报系统进行弥合。后者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从就业性质上来看，与乡镇范围的大量非正规就业不同，县域的就业以正规及半正规就业为主，几乎各家各户都有在各企事业单位及县直机关上班的人员，以他们为结点，可以有效的将武汉返乡及其密切接触人群找到。

江苏省如东县人居环境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农村管护员发放防疫物品

另一方面，从社会特点看，县域社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区别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存在将人们进行勾连的可能性，所以即使少量的家庭没有家庭成员在单位上班，其更大范围的亲友关系网络依旧可以将其纳入其中，所以几乎不会存在遗漏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以单位为基础的情况上报系统更方便监管，出于对自身工作稳定性的考虑，各单位工作人员对防疫工作的配合度极高。笔者的信息就被家庭成员多次报给了自己所处单位，当问及“不报会怎样时”，他们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会怎样，但是这种大事，万一有事被查出来，那就牵连一片，大家都是党员干部的，还是按单位要求做比较好。”由是，数据统计工作可以较好的完成。

完成数据统计工作后，就要进入具体措施的实践环节，在这个环节，本地主要是通过非区别化的防控和层次化的管控实现的。非区别化的防控是更为普遍的措施，如设置防控卡点，对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对专业市场、宾馆酒店、交通运输、文化娱乐公共场所的整治；对疫情防控进行宣传等。层级化的管控则主要针对的是重点人群。

按照要求，本县疫区人员或者疫区返回人员需要居家医学隔离，14天内无发热、干咳症状的即可解除隔离；如出现不适，则就近到社区医院进行初步筛查，不能排除的，由社区医院送到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并留观进一步检查，如若符合疑似病例，采样送市疾控中心做核酸检测，如果结果阴性，一天后做第二次检测，如果结果呈阳性则按确诊病例收治；与此同时，发现疑似病例即报县疾控中心进行网络直报，判定密切接触者，并通知所在社区医院协助测量体温。

将判定的密切接触者报告疫情防控指挥部，并协助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在这套完整的疫情处理流程中，实现了对重点关注人群的层次化处理：即清晰且科学的划归了居家隔离群体、集中留观群体，以及收治群体——绝大多数的返乡群体进行居家隔离，只有少数身体不适且与不能初级排除肺炎的才进行留观，这样既减少了防疫运行的成本，也可以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以本县为例，全县7000多返乡人口中，发热就诊的有226人，但最终被留观病人只有15例。这种层次化的规置下，既可使大多数返乡人群在家享受较好的生活保障，也可使被留观的人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医疗看护。

四川松潘县开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处置应急演练

据笔者了解，河北、四川多个县市都出现了不加区分的将所有武汉返乡人员集中隔离的情况，但事实上这些武汉返乡人员身体并未出现问题，完全可以居家隔离，对他们集中隔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说，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不能提供集中隔离条件也要强制隔离，消毒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不仅不安全，反而增加了风险性。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硬核”，不如说是懒政和乱作为。除了疫情处置流程的科学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对占绝大多数的居家隔离武汉返乡人群的相关措施，相关安排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关怀。以自身经历为例，返乡后，因为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对武汉返乡群体不友好的资讯，身边也有同学返乡后信息泄漏被陌生人骚扰，笔者一度纠结是否应该将情况上报。

但在情况进行上报后，并没有出现被歧视和被打扰的情况。这一方面得益于工作人员明确的责任划分——本县实行的是四包一责任制度，但四个负责人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不用重复汇报，极大减轻了隔离人员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府的工作态度取向。工作人员在对待返乡隔离人员时采用的是关心的方式，而非问询，如每天社区医生打电话时说的都是“今天量体温了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而不是强硬的要数据。

再比如说，作为返乡人员，虽然楼下也被贴了红纸，但“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需在家静养，请勿打扰，谢谢配合”的内容与其他地区“此处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大家远离监督”的效果有天壤之别。

河北故城县，县医院门口处，醒目位置标注有发热门诊位置及路线。（@新京报）

前者在达到隔离效果的同时也对其他人员的社会行动进行了潜在规制——“不要打扰”，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对返乡者的尊重。后者则无形中将返乡者放在了人们的对立面上，并赋予了普通监督者的身份。而且，在舆论的引导下，“恐鄂排鄂”的情绪被充分释放，这种所谓监督权很容易被外溢成“执法权”，普通民众打着监督的旗号，做出暴徒的行径——如封锁返乡人群的大门、对返乡者进行电话骚扰辱骂等。看到这些情况倍感心寒的同时也禁不住要多问一句，这种“正当性”是谁赋予的呢？

二、反思：基层治理如何开展？

在笔者看来，随着大量返乡人群的流入，围绕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的中心工作如何开展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如何处理社会心理问题；第二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防疫的有效性问题。

社会心理问题主要指的是人民对疫情的心态问题，其心态问题对防疫开展具有重要作用。面对疫情最好的社会心态即为畏惧但不恐惧。换言之，民众既要对疫情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小心谨慎的按照政府规范做事，尽量不外出，最大程度的配合政府行动保证疫情不扩散，又要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被大量的信息冲垮心理防线最终产生道德失序。

要让群众面对疫情时“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基层政府发挥着引导舆论的关键作用。此番工作开展的核心在于，在整体上严抓，在细节上缓冲。一方面，县域范围的居民自主防范意识较弱，对疫情难以达到清晰的认知，且在春节的特殊阶段，疫情极易发生扩散，所以整体上要重视疫情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各家庭情况不同，对信息的接收能力也不同，所以也要进行一定的灵活处理。

北京延庆，儒林街道儒林苑社区工作人员（右）对进入社区的人员进行检测登记（@新华社）

方法上可由各社区工作人员作为主体，在其进行信息登记及回访时对情况自主把握，当居民不够重视时对进行再劝导，当居民产生恐慌情绪时进行舒解。由是，通过工作人员对居民心态进行的引导，给防疫留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最终实现居民心态的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可消除普通群众的“恐鄂排鄂”情绪，对完成对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控制。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防疫的有效性问题则涉及资源分配问题。在笔者看来，除了进行医疗后勤保障及社会治安卡点投入外，其关键在于要建立分级诊疗系统。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进行居家隔离，无需政府出资进行集中观察，既安全又减轻了财政负担。

身体出现问题时则针对不同的情况从社区医院向定点中心医院进行筛查，在过程中使普通病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疑似病人被准确界定出来，并客观上实现患者分流。分流后，因就诊数量大幅减少，可将资源向后两者倾斜。这样既可以保证留观群体的隔离条件，避免交叉感染，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又可以降低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最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防疫。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