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占领中环的香港激进反对派，手中高举的是要“真民主”的旗帜。他们心目中的真民主典范自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然学习西方，就不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要知道，英美西方国家是渐进式民主的模范，理论界的主流向来秉承经验主义的传统，对奉行理性主义的激进民主持批判的态度。

民主理念的核心，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从这一核心理念看，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正是这一为多数人造福的美好理念，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追求。然而，理想归理想，西方作为民主理念和制度的起源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民主实际运行中的利弊可谓相知太深。早在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弊端，已引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先驱的反思。从17世纪发端的现代民主经历了500年的发展历史，其中不乏法国大革命演变成恐怖主义、民众投票选出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惨痛教训。从柏克、托克维尔到哈耶克、萨托利，诸多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对民主的异化有批评。

可见，英美国家对民主的态度，往往是忧喜参半，爱恨交加，于是有了丘吉尔的那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东西”。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为民主订制了各种各样的框架，小心翼翼加把锁，将之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又审时度势，不断加以修订改装，笼子的容积扩大，民主在步步推进，但是民主始终没有被释放出来。至于休克疗法、颜色革命、广场运动之类的激进做法，他们更愿意鼓动非西方国家去做实验。

对待民主这一好东西，即便是英美这样的模范都不敢轻易开锁、放开闸门

对待民主这一好东西，即便是英美这样的模范都不敢轻易开锁、放开闸门，让民主理念一举主导国家和社会。这是为什么？归结起来，重要的有几个担忧。

一怕民主滑向民粹。民粹是一种非理性的民众意志，是民主运作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的公众集体情绪。民粹与民主相伴而生，经常呈现出短视、暴戾、自大等特点。在西方民主起源地的希腊雅典城邦，贝壳放逐制度就颇有代表性。当时，民众每年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一位将军，将之放逐到外地十年。曾经有一位被不幸选中的有功将军，问何罪之有，一名参与投票的人回答说，你没有错，错在你太有名了。

对雅典民主民粹化的担忧，也被同时代的政治观察者敏锐地感知到了。生活在雅典的柏拉图，亲眼目睹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因思想获罪，被民众组成的法庭赐死。因此，他特别怀疑民主政治的判断能力。他发表了著名的航船论，将城邦治理比喻为驾驭一艘航船。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船长的地位被剥夺，丝毫没有航海知识的水手却争先执舵，这艘航船会驶向哪里？

如果我们撇开先验的精英与民众对立的二元分析框架，平心静气去理解柏拉图的比喻，政治治理是否也是一个很强的专业性领域？也需要十分专业而又理性的政治治理人才？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格认定和严密科学的选举流程来保证高素质政治人才的胜出，是否会大大加大政治治理的风险？

民主的理想要照进社会现实，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总是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扭曲或折射。民主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二战前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被战争狂人煽动和利用，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从德国的选举中胜出，让全球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正是出于对民主运行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针对民主制订了种种制度的规范和补偿性措施。比如，选民资格的全面开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参议院和众议院两级议会的设计试图为民主的热情降温；法官终身制、公务员制度为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机制的运作范围划定了边界；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分散了政治决策者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限制了民选政治领导人的权力。

尽管，西方国家对民粹主义有明确的认识，也制定了种种制度加以防范，然而在当代的民主运作过程中，还是常常出现竞争性选举脱离了理性公民的预设，选举出来“不靠谱”政治领导人的现象。当年，小布什为何当选总统，原因很多，不过有一个原因会让人啼笑皆非。小布什面对竞争对手的凌厉攻势处处被动、常常尴尬，但却因此显得憨态可掬。这反而赢得了许多民众的加分，因为小布什更像是身边值得信赖的邻居。事实上，小布什果然像普通邻居一样平庸而鲁莽，这为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美国背负上沉重的财政和道义的包袱。

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正在遭遇民粹主义短视自利的困扰。在民意的直接推动下，福利政策单向度发展，越做越大，国家债台高筑，破产危机屡屡上演，“竭泽而渔”的政治后果日益显现。如何设计更加科学理性的民主机制，防范民粹主义的泛滥，对西方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命题。

二怕民主对国家主权冲击和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

现代国家主权和边界的形成，必然要经过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往往经历了一个暴力和流血的过程，期间卷入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它很少是由民主协商缔结的，也很难由民主协商和平分手。这些特质虽然决定民主机制在解决国家主权领域难有作为，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些人将之打扮为合法性的“装饰品”。

 

 

对西方先发国家来说，多半遵循的是先建国后发展民主的渐进式路径，这意味着民主对主权的风险冲击大大减小，但是即便如此，这些西方精明的政治家早早地备下预案，防止分裂分子借助民主的外壳来冲击国家主权。像美国的那些建国之父、宪法之父，多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没有在宪法中为各州以民意投票的方式，分裂国家的空档。当南北矛盾激化时，解析问题的方式只能是诉诸武力，而不是民主“公投”。

然而，进入当代，由民主理论发展而来的“公投”，却经常沦落为西方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利益运作的利器，科索沃就是这样被拉进入西方阵营的。不过，他们也越来越发现“公投”是一把双刃剑。普京以“公投”的同样手法，将克里米亚并入了自己的国土。这两次著名的“公投”都是以民主的名义，却都是对民主本身的最大的讽刺。如果说普京“东施效颦”，狠狠地刺痛了西方国家，那么苏格兰公投，更是让民主典范国家的英国心有余悸，“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看起来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加拿大这些为地区分裂运动所困扰的西方国家，同样看得心惊肉跳，通过立法堵漏，反对地区的民主公投，是他们一贯坚定的选择。

在国际社会尚处于丛林状态的时代，民主机制被分裂分子利用，对一些国家主权的稳定形成了挑战。披着民主外衣的自我消解的力量是可怕的，即便是西方国家自己也在警惕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利益，在一些政治浪漫主义者中被刻意消解着，但是国际竞争的残酷和压力真正存在的。幼稚地忽视，只能是悲惨地叹息。对此，西方理论界的现实主义流派人士始终有清晰地认识，并且实际上主导着国家外交的走向。

在西方国家，为选举服务的多党制度，有收纳不同政见者，促使他们从致命的敌对走向容忍性对抗的功能。但是西方国家也清晰地意识到，多党竞选制度，有演变为党争，进而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对政党制度及党争的弊端，早期的西方领导人多有批评。针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党争之祸，西方发展了“忠诚的反对派”的治理理念，也就是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之上还应该有一个国家安定的大局意识和遵守法制的底线。失去限度的对抗，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对任何一个国家将是灾难。党争引发的内耗在当今的民主典范国家比比皆是。近年来，在美国频繁上演的财政悬崖，就是一例，但是，美国两党制度大体上运行稳定还得以博弈双方对国家的忠诚与对游戏规则的遵守。

三怕民主原则延伸到经济领域。西方国家最为担忧的是，民主的原则拓展到经济领域，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逻辑。将民主原则禁闭在政治领域，是西方国家为民主编织的不可逾越的牢笼。

民主和资本主义是调控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体系。美国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资本主义主张“以各种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而民主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两者的优先性”。在西方，民主的渐进性，体现在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结构相互调试的漫长过程中。

最终民主和资本主义如何达成妥协，其中的关键就是，西方将政治与经济切割开来，前者作为公共领域、后者则视作私人领域。民主原则只能在政治圈子里运作，不能进入经济领域，尤其不能触碰私有产权。二战前后，西方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总结了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实践，明确将民主限定为竞争选举政治领导人这样的一个狭小的范围，一举框定了当代西方民主的发展路径。

“民主需要一种社会的而不是离群索居的观念” （查尔斯·S·迈耶）。脱离了社会抽象地空谈民主，不去正视民主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西方经验主义者们一贯反对的对待民主的态度。在历史上，英美等国以务实的做法为民主加锁，制定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融合的基本规则，避免了社会出现大分裂、大动荡、大波折，他们能成功崛起为全球霸主，与其稳妥地民主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不过，剥离了经济的政治，成为了空巢政治，这是西方大资产持有者放心让民主运作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永远得不到遏制的根源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抨击西方选举民主偏离了民主的实质的核心。将民主推进到经济领域，实现彻底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观点，然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却表明，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非但没有实现理想，反而使民主走向了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主形式的探索都没有成功。民主原则的范围和合理的切割线在哪里，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西方国家对民主的上述几种担忧，归结起来，还有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儿“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语本来是由托克维尔等人提出的，他们反对多数人权力的绝对化，指出民主权利的实践同样要受到社会法律的约束和规定。因为，民主是一种依托的是多数的政治，如果不对多数人的合法行动范围加以明确，民主也可能演化为暴政。后来，在冷战期间，这个词被西方国家某些人士频频拿出，批评社会主义民主的激进化倾向。蹊跷的是，冷战结束后，当激进民主的大旗被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对派接过来挥舞时，西方国家的同样一批人却一反审慎的姿态，变得异常兴奋起来。他们将民主包装为一吃就灵的特效药，对外推销，让民主不幸地成为其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遮羞布”。

纵观西方民主发展历程，它自然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相，特别在利益撩拨下，西方民主的面相更是显得斑驳难辨。但认真清理下来，其发展主线无疑是清晰的，在英美的经验主义流派的主导下，他们着力推进的是一条务实的渐进的民主发展路线。“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香港激进反对派，不知能否及早穿越迷障，看到西方民主发展的真实的底色，像宽容地看待西方一样，看待自己身边的环境，让民主探索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平稳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