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不仅到期的巨额债务拒还，反而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否决了欧盟提出的通缩救助计划，现在又面临最后通牒——欧元区领导人将本周日（12日）定为希腊就新的融资计划框架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这样一场任性的闹剧吸引了全世界聚焦的目光。始终有这样一批人，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民主”，而当希腊几乎坠入深渊，经济濒临崩溃之时，他们却集体失声，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质问——为什么有了西式民主，还是救不了希腊？

希腊民主的幻象

虽然现代希腊与古希腊的继承关系十分微弱，但谈到希腊民主，恐怕还是绕不过古希腊。两千多年前，在希腊首都雅典发源的民主体制，近代以来一直被奉为“西方民主的摇篮”。

必须要承认，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雅典公民就能普遍参与到政治讨论和议决中，并维持了200年左右，在古代世界政治治理经验中独具一格。然而，我们的目光不能只聚焦于政治层面，必须联系其经济基础，才能真正认识雅典社会。

全面考察古代雅典就能发现，雅典社会是“民主其外，‘自由’其里”。在民主平等的政治逻辑之下，雅典还有一套更为本质的逻辑对经济社会发生作用，即将自由逻辑发挥到极致的，以至于强者可以将弱者视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制。

统计数据显示，在当时之雅典，实际能享受到公民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口大约只有10%，而奴隶则占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奴隶制是雅典城邦社会的基础，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讨论城邦各种政体之前，首先是使出浑身解数来论证奴隶制的合法性。

人们对雅典历史上梭伦改革的意义经常有曲解，梭伦下令废除债务奴隶，被解读为要解放奴隶，而实际上此举切断了公民和奴隶之间因为财产变动而流动的隐秘通道，化解了公民因债务问题下滑到奴隶阶层的风险，从而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同质的一小撮精英团体，民主平等的逻辑就限定在这一范围内运作。如果我们将公民团体内部的民主视为第一性的东西，无疑就大大偏离了雅典社会的真实面貌。

自从罗马帝国兴起后，雅典等古希腊城邦就归属于罗马帝国的疆域下，长期处于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区域内，在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后，希腊地区又陷入伊斯兰文明的统治下。到19世纪上半叶，希腊掀起独立运动，后来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引进了一位外国君主，建立起了君主制的国家。所以，现代希腊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至今不到200年，政体则持续动荡，经历了君主制、共和制、军政府等变更，现行的西式民主制度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才新近建立的。

新希腊受西方国家的扶持，向西方国家学习，也向自己古老的历史学习，但是它的重点不是放在建立作为社会根本的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上，不通晓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诀窍，而是本末倒置，不顾经济发展可持续的要求，滥用民主权利，将国家福利分配建立在举借外债的泡沫上，最终酿成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走偏了的“民主”不仅没有救希腊，反而埋下了定时炸弹。

“民主其外，‘自由’其里”

那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诀窍到底是什么？虽说细究起来，西方将希腊称为“民主摇篮”只是“托古”，但两者的本质倒还真有些相似——那就是“民主其外，‘自由’其里”。

美国民主，可以说是西式民主的经典样板，但如果只看其“民主”外表，忽视经济发展形态而夸大政治制度的力量，对社会状况极易误判。这一道理看似浅显，但是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大名鼎鼎的托克维尔也未能作出正确预言。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预言说：

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

但是，对照今天的美国的社会，无疑让人大跌眼镜。美国社会的富丽堂皇和享乐主义远非欧洲的封建贵族所能想象，科学成就之突出也远远超过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总和，但是纽约贫民窟问题依然触目惊心、基尼系数30多年来不断升高、普及医疗保险的改革步履艰难、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背离民主精神的种族歧视顽疾难除。相信托克维尔若是能活到今天，也不会相信这真的是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

在托氏访美的1830年代初，摆脱了欧洲封建社会的移民们在新大陆已成功创建了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全新政治模式，民主平等的原则第一次比较彻底地击败了古老的血缘等级制，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然而，托氏看到的美国，整体上还处于开疆拓土的初级阶段，是一个移民们普遍拥有地产的社会分化不激烈的农业社会，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此时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面对这种景象，托克维尔由于时代的局限，欢欣鼓舞于民主平等原则在政治领域上的广泛应用，而低估了自由竞争的资本经济力量对美国社会进程的主导作用。

事实上，托氏访美之后，美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速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南北战争则使国内市场实现统一。进入20世纪初，建国才一百余年的美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洗礼，美国成为了显赫全球的经济霸主。

在这一历史巨变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托氏当年看不到的场景，民主平等的原则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上虽然站稳了脚跟，但是在经济领域上却止步不前，不得不让位于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原则。正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主导了社会的进程，它让社会充满了活力，在收获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和科学成就的同时，也必然制造了在竞争中完胜的优势群体和败北的弱势群体，产生了巨额的贫富差异，并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政治，使之沦为“金钱民主”。

由此，在美国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民主平等原则不敌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原则，最终使托氏依据民主原则推演出的民主社会的图景化为幻影。因此，美国样本的真正秘诀在于，“民主其外，‘自由’其里”，这样安排的好处之一就是平衡了社会发展所需的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内在冲突。

解决希腊问题，不能再借“民主”火上浇油

无论是观摩雅典的民主与社会，还是细察美国民主与社会的发展历史，都能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一般将民主原则限制在政治领域的特定圈子里发挥作用，对社会的整体性质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

民主平等的原则听起来很美，为什么不让它成为经济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导理念？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有一点恐怕很重要，就是我们至今还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民主原则进入经济领域后，其内含的平等主义对经济效率的巨大抑制作用，或者短视的民粹主义与经济长远利益的内在冲突。

在西方攫取对“民主”的解释权、话语权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冲在激进民主意识形态的第一线，将民主推入经济领域，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民主实验，最后付出怎样高昂的历史代价，相信众人皆知。

值得庆幸的是，30多年前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从反思政治意识形态僵化起航的，我们果断放弃对某种政治信念的一味迷思，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先进的核心精髓。30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发达健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才真正抓住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和里子。

希腊债务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只有正本清源，勒紧裤腰带，将失衡的国民经济体系扭转过来，致力于做大做强社会财富的总盘子。但希腊却在债务危机来临时，依然陷于恶性循环，借助政府轮换的民主机制，行不断逃避责任之实，退无可退之时又煽动民粹情绪，借助全民公投走集体毁约赖账的道路。

令人遗憾的是，当全民公投的否决结果出来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不顾此举给希腊经济与整体福祉带来的更深的灾难，仍旧陷入意识形态的胜利——当然，也很可能是作茧自缚，在面对笃信“民主”的公众时，不得不做姿态。他宣称：“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民主也不能被敲诈，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前进之路。”

然而，公投能救得了希腊经济吗？在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中，民主所能承担的功能是有限的。自豪于“民主摇篮”称号的希腊人，该醒醒了。那么，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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