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台湾高雄监狱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带头者是竹联帮尊堂高雄分会会长郑立德。这个身份一下子又将台湾黑帮的台前幕后搅了出来，媒体纷纷盘点，让这个本该神秘的组织在暴露的同时又增添了一层神秘。

黑帮在台湾一直是个独特存在，其历史踪迹、与政党的关系、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两岸“源文化”，也许会让你一改对台湾“小清新”的刻板印象。读台湾黑帮，也是在读真实的台湾社会。

从戒严到解严：威权生态下的“黑帮”概念

事情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进行了一整套党制改革，在日据时期和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基础上，努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使台湾一度成为不少学者眼中“列宁主义威权体制”的一个样本。亨廷顿在《第三波浪潮》中这么定义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党制：“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1]

1950年起，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改造计划，其目标是：“建立普遍深入群众的组织，使社会每个角落都有党的组织，以掌握大多数的群众，一方面可以因深入渗透而监控群众，一方面则籍此吸收群众成为支持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个目标部分来自从与中共交手中吸取教训的蒋介石本人，部分来自其子蒋经国。蒋经国旅苏十年，对苏联体制熟悉得紧，由他着手实在是法国厨子做红酒烩牛肉——得心应手。日本学者若林正丈说：“……几乎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列宁主义统治机构中的权力组织的实际分配运作情形。拥有一个精通此务的长男，是战后败北的蒋介石的一大资产。”

上层的体制改造包括把在大陆实行的“戒严法”搬至台湾，以“行政院”令的形式沿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国家总动员法》。这样一套严格的戒严体制在台湾实行了38年。加上蒋介石修宪当上“万年国代”，台湾上层政治是基本稳定的，直到1975年蒋介石逝世。

而下层，在蒋经国的努力下，到五十年代中期，乡镇一级都设立了国民党党支部，在社会团体——如地方农会中，国民党员占有垄断性的优势。另外，军队也第一次建立了总政治部和政工系统。同时，推行本土化，力图稳固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但至少有三种因素阻碍了国民党扩展其基层动员能力。第一是“民主宪政”、“地方自治”等孙中山政治理念遗产；第二是冷战中美国的干预—美国不乐于见到岛链中台湾成为潜在的薄弱一环；第三是省籍纷争，外省人和本省人在文化、地区组织等方面的差异，给国民党的推进造成麻烦，使之无法将党组织深入到各个基层，以实现在其他列宁主义国家常见的基层“原子化”。因此退而求其次，将代表地区利益的社团、角头组织等纳入体制内部，在地方推行“体制内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以有限的派系政治为其表现。但结果是，在推行本土化政策后，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化程度不降反升。

随着解严、党禁以及强人政治的结束，国民党内部很快出现了派系之争，导火索就是关于本土化路线的分歧。事实上在本土化过程中，国民党在基层本省人中的号召力并没有提升，省籍造成的敌对也一直没有消失。黑帮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高雄监狱人质事件发生时，“白狼”张安乐曾应邀去监狱外

岛内黑道与政治：“一片玫瑰忍字衣”

“黑道”与政治密不可分，以至于要对不同阶段“黑道”的发展下定义，离不开分析各个时期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赵永茂将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社会性帮会（1945-1960），经济型帮会（1961-1975），政治性帮会（1976-至今）。早期的帮会类似互助组织，一个地区的外省人联合起来，免受本省人的欺负。而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这些社团不断渗透进地下经济，寻求跨区域的发展。

这一时期各个帮派蓬勃发展，最终竹联帮和四海帮发展壮大。这两个帮派都是外省人组建的，最初的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外省第二代学生组织的暴力社团。在60年代，吞并其他眷村帮派势力，将帮派做大。1970年，竹联帮前帮主“旱鸭子”陈启礼（最早的竹联帮堂口分为狮、虎、豹、凤、鸭）指使手下公然在警察面前捅死携款外逃的“赌博郎中”陈仁。随后陈启礼入狱。

六七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社团的态度颇为强硬，四海帮也遭到过压制，但到了80年代，态度就暧昧起来。据陈启礼自述，七十年代时他曾一度退出帮会，但是到1980年又复出担任帮主，因为有一些情治机关拜托他为“国家”“做一点事”：

“如果（党外）政治人物或台湾独立人士要挑起暴动而且聚集地方流氓，我们可以事先得知，以便政府防范。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发展了竹联帮，使它成为台湾第一大帮，实力凌驾任何其他的帮派。”

陈启礼复出以后制造了“江南案”。江南是美籍台湾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因为里面透露了对蒋氏父子不利的内幕，惹怒了国民党当局，所以派黑帮将他杀害。但因江南是美国公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导致此事曝光。

但这段蜜月期并不长。1984年“一清运动”中，一千多名黑帮分子被捕入狱。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方式，显示了国民党政府列宁主义的底色，也让帮派们意识到政府的不可靠。但很快，台湾的民主进程猝然加速，地方选举重开，公共工程公开招标，不断上马，让帮派们又找到了再就业之路。

1990年政府推动“八兆公共工程计划”，让竹联帮赚的盆满钵满，工程弊案频出。90年代晚期，台湾媒体先后揭发出野柳隧道工程案、十八标案、四汴头抽水站案、台湾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案等“黑金工程”。其中既有“白道绑标”，即“民意代表”积极游说有关预算案的通过，又有“黑道围标”，用暴力威胁的办法“劝退”其他的投标者。

与之相比，本省人的帮派多为地方组织，他们不愿意招纳外地成员，也不愿意跨地区行事，如万华之芳明馆、花莲的沟仔尾帮、被竹联帮打败的牛埔帮。他们的地缘性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本土人际网络的威力。在国民党推进的土地改革中，大量地主被改造成小企业主，他们在六七十年代逐渐成长为本省人中的中产阶级。当时这些人不多，“大约8.5万人左右”。[2]

70年代，台湾中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增长很快，到1979年已从1968年的13.7万人增加到26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占当年就业人口的4%；1988年更增加到33万人，占就业人口的4.2%。1987年戒严解除之后，中产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这些人中，按照后来赵永茂对台湾地下经济的估计，大约三分之一与黑社会有关。

依照一位台湾人类学者的调查笔记，“地方黑道大致分为三类：上焉者是H这种以开赌场为生的‘正派黑道’，这一类的内部也有分级，像H据说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从赌场、电玩、弹子店等等而来，但绝对不在自己村内开设这些场所，也拒绝别的黑道进入A村营业。中焉者则包括所谓‘做黄的’，就是经营色情行业，以及卖毒贩毒者。而民间公认为最下等的黑道，则是靠恐吓店家摊贩、收保护费为生。各类黑道之间经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挡外来赌场，也守护着该村的市场与夜市，让第三类黑道无法进来收取保护费。”他们往往极端维护地方权益，比如这里提到的H，在抵制污染企业落户本地的环保运动中，他是出力最多的一位。

正因为这种情况，地方精英比政客在地方要有面子的多。他们因此有了充当桩脚（中介）的资质。一位民进党县议员的助理这么概括桩脚的作用：“候选人基本上得依赖桩脚赢得选举，假如你没有桩脚，一定不会当选。选民并不是喜欢特定候选人，而是给桩脚面子。”一位资深记者也说，“票通常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特定的桩脚。”

桩脚，除了行政基层组织中的现任或卸任的村里长，或乡镇农会的农会代表与乡镇代表外，还包括各类社团负责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委或委员、中小企业主、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家长会长、宗亲会理事长，也包括了地方上的黑道兄弟。他们通过买票、流水席宴客等方式，确保候选人的票源，如果需要，也不排除暴力手段。对于普通本省民众来说，他们对从戒严时期延续下来的政治叙事并没有兴趣，他们更相信本地人的“人情”，实际上，他们就是管桩脚的流水宴和礼品叫“做人情”。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并没有强到足以撼动这套民间逻辑，有学者估计，到90年代，国民党号称的280万党员，其中的核心玩家（Core Player）不到170万，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党支部处于闲置状态。从中可以看出合法性和认同基础在悄然发生变化。

台湾黑帮老大葬礼现场

有学者将台湾的选举比喻为政治市场。在台湾，选举更像是促销，候选人就是滞销商品，桩脚是街边发纸巾填问卷的杀马特，选民则是消费惯性极强的大爷大妈们。因为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党外无党局面一去不复返。台湾在向两党制进发的途中，是否变得更民主不好说，选举促销力度更大是真的，因为产品多了嘛。据赵永茂统计，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里）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下同，约合人民币10-20万元——观察者网注），乡镇（市）民意代表需要100-200万元，乡镇（市）长需要1000-2000万元，县议员需要3000-8000万，立法委员需要5000万到1亿2千万，县长需要1亿5000万。而台中市的“价格”一般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出500-2000万不等。2001年的另外一份访谈数据显示，在当时的高雄县，乡镇长选举的花费约4000万至8000万不等，小乡镇（如旗山地区）约4000万，大乡镇（如凤山地区）则起码要8000万，甚至更多。平均一次乡镇长选举要花5000万以上。

这样的投入必然涉及复杂的资金运作，而为了保证促销广告的1+reach（指实际收看广告人数占目标人数的比例，1+表示至少收看一次——观察者网注）和uc转化率（指收看广告后转为真实客户的比例——观察者网注），有时不得不把大爷大妈们按在屏幕上。有时客户太烦太面，代理机构就自己上了。1996年，台湾当时的“法务部长”廖正豪指出，全台858名县市议员中，286人具有黑道背景。全台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民代不是帮派份子就是有过犯罪记录者。许多人的估计远比这要高，有学者认为，这一比例超过一半。

这是某种妥协。党派第一要务是保证候选人当选，至于背景倒在其次。黑道担心自己的钱花出去打了水漂，也担心政客们上台了不能兑现承诺，最后溅自己的阿玛尼西装一身血。同时黑道们发现，一个对敌方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不论黑白，总比空口白话的政客们要受欢迎。因此很多黑道人士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嘉义县九成县议员牵涉黑道。云林县，“天气一热，脱掉上衣，各民意机关一片‘花衣服’，有龙有凤，有玫瑰和忍字”。

台湾县市黑金排行榜1995-1999[3]

黑金政治成因与两岸“半熟人”文化

到2000年时，国民党的形象已经和黑金政治脱不开干系。具体到基层乡村，有研究发现，“黑道出身的人士在经由选举成为地方民代或乡镇市长后，为回馈选举桩脚，常结合派系财团集体向县市政府或乡镇市政府施压，八大行业违法取缔，工程围标与开采特权，垃圾清运特权，校舍兴建与器材采购，道路桥梁与排水工程围标，公营行库超额贷款，主管调动与约聘人员任用……”都是回馈的方式手段。而因为有了政治保护，他们使用的手段往往多样，成功率很高，所以继续促销的愿望很强烈。

而之所以地方行政对黑金束手无策，甚至甘愿被其腐蚀，除了跟台湾各地区的区域文化网络有关之外，还与台湾乡镇机制缺陷有关。按照台湾地区的《地方制度法》，台湾乡镇市公所有权决定人员数量，但其依据的标准仅仅是人口，并没有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社会民众的公共需求偏好、行政区划面积以及地方发展的总体规划等因素，加上乡镇市长对手下的公务人员极少任免权，所以同在一个办公室，其身份、收入、乃至性别比例都各不相同。以桃源县为例，其公务人员的收入高低相差可达近五倍。

2010年桃园县各乡镇市约僱及临时人员人数总量与待遇

同时，台湾行政区划也不甚合理。各乡镇市人口分布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台北县板桥市，人口总数达531899人；人口最少的是莆田县乌坵乡，仅为407人，其中常住人口仅为60人，两者相差1307倍。在台湾各县市内部，人口分布也不均衡，如在台北县，板桥市人口多达531899人，乌来乡人口却只有5337人，两者相差近100倍。同时，各乡镇市也显现出人口与地域面积不相协调的问题，如台北县板桥市人口多达531899人，面积仅为23.1607平方公里，而面积最大的花莲县秀林乡，为1641.8555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15265人，两者地域面积相差264倍，而两者人口密度相差2468倍。两种因素相加，地区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政治操守可想而知。

另外，在台湾和在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等地一样，存在所谓半熟人社会的现象。所谓半熟人，就是外来的官员因为缺乏实际影响力，往往不得不借助当地有些声望或能力的“大社员”演戏给村民看，在私底下再通过正式非正式渠道给予“大社员”好处，以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如果一个村的村支书、村长和村民小组组长关系搞僵，这个村的行政动员能力几乎为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贺雪峰教授，就曾写到过湖北一个村因为这种局面导致税收完全收不上来的情况。同时他也写到，现在的中国基层跟台湾的情况越来越像，换言之，有了黑金政治的土壤。

台湾地区各乡镇市人口总数区间分布

究其原因，在于华人社会的原子化问题。从秦律看起，那时的法律遵从法家论点，其核心是打破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组织连接。妻子告发丈夫不仅可以拿回自己的嫁妆，还可以得到丈夫财产的一半。而儿子告发老爸也很有赚头。所以有中国历来是大国家小社会的说法。中国没有西方发达的公共组织平台，血缘、地缘在中国语境中就非常重要。但在长时间的朝代更迭中，一旦基层动员能力不足，就会引发动乱。吴思《血酬定律》所谓官匪民的互动模型，就是在说这件事。

再举个例子，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的很明白，明朝税收九成在江南，但江南究竟有多少地，到明末也没弄清楚。人类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对建国之后的大陆基层组织研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建国之后的基层动员能力是在加强的。清末中央政府的力量只能触及到县，但如今可以自由出入村级。其结果是史无前例的“原子化”，尤其是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宗族的清理。比较有趣的例子有《神堂记忆》所写“五反”时针对孔家家田的措施导致中华道统之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写道文革时河南道州的男村、女村、儿童村现象，其结果是自治基础阙如。这一点上，大陆比台湾彻底。

而现在改革的方向是加强基层自治，导致毛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又在衰弱。笔者在碧山村田野调查时，对此感受颇深。碧山村学校被撤，信用社被撤，笔者连着去了村委会一周，只有周三下午临近下班，才看到一位办事员，整个村落的公共产品几乎没有。这也是为什么碧山村人希望本村也可以被旅游开发的原因，因为相隔十几公里的宏村旅游收入的一半归村民所有，宏村村民因此可以享受较好的医疗和退休金，而碧山村人的退休金只有55块钱一个月。村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迫切渴望资本。但资本家们却很谨慎，因为事实证明，村民们其实是极其喜欢花钱的，只要不花自己的钱。

综上所述，之所以台湾的村镇会集体陷入黑金政治中——根据一位台湾农运人士的估计，85%以上的村镇涉黑，是基层组织溃败，地方本土文化网络和新富联合，选举成本的恶性循环等多重因素造成的。

在中国大陆，也在出现同样的问题。关于中国村镇的黑化究竟有多严重，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尚没有成形的研究。但媒体报道和书籍也多有涉及了，各地的土地财政，村长联合村干部强卖村中土地，污染企业林立。在“原子化”的中国村镇，人际关系在变得更为复杂，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列举了十三类村镇中存在的关系。但同时村镇同当代中国的很多叙词一样，变得越来越“轻薄”，因为村镇正在变成可以随意抛弃的东西。村落消失的速度是惊人的，在2003到2013年的十年间，消失的自然村不下百万。而村落中的有些问题（单身汉问题、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也几乎到了非迁徙无以解决的地步。比如河南某村，全村男女比例达164:100，如果哪一天这些村民摔了碗，“鳖孙，俺要砍人”，那剧情的走向就不知道了。

[注]

[1]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39。

[2]潘晋明，台湾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特征，台湾研究，1990，2：15。

[3]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