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詹戟】

前不久，观察者网转发了赵燕菁教授的“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一文，也激起了一轮关于互联网资本、大数据产权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热烈讨论。

最近关于互联网垄断资本的舆情，反映出我国民众对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担忧。贫富两级分化不仅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从经济运行上看，也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抑制生产力发展、压制创新要素、阻碍国民经济内部“大循环”的实现。

纵观世界各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后，贫富两极分化伴随经济增长愈演愈烈。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

中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变现有初次分配方式中资本“特权”，消除两级分化扩大的土壤，是摆在中国经济体系健康运行面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新自由主义加剧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的贪婪、无序的竞争时常引发经济危机，加剧了民众的灾难。

上图源自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所著的《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显示了美国产业工人生产率和收入发展的不均衡：40多年经济发展，生产效率净增141%，但半数美国人收入增长几乎为零，增加的财富都给了上市公司股东和富人寡头阶层。

2016年，美国最富10%人群坐拥总收入的50%及全国财富的80%，而底层50%人群的相应份额却分别为13%及1%，贫富两极分化可见一斑！

面对经济危机和分配危机造成的巨大危害，社会主义者确信：所有危机皆源自人民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将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诠释了资本剥削的来源，唤醒了无产阶级大众共同反对极端不公的分配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改革。

二战后，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新潮流，约1/3国家为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的左翼社会党人也引入社会主义政策因素，全面改善劳工薪资、安全和福利，甚至连右翼保守党人为拉拢选票也会提出福利政策。

自上世纪70 年代，随着民众生活水平和福利制度的改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模糊，西方各国贫富差距也有很大改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得到缓解。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民生的改善均源自社会主义原则，而非资本变得更有爱心，资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进入90年代，随着民众的温饱类刚需被解决，中产阶级进一步增加福利的压力变小。尤其是苏联帝国体系的突然解体，使得资本在面对社会主义曾有的恐惧荡然无存，更加缺乏提高福利的动力。

西方政治家趋向于顺从资本的诉求。在“经济全球化”、“资本无国界”的大趋势下，资本不再主动分配给员工更多利益，政治家们更不会主动为民谋利！“奶头乐理论”道出一个事实：资本会用娱乐和感官刺激的商品来麻醉被边缘化的民众，使他们娱乐至死，丧失思考能力，从而无心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披露，“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91%财富都流向了财富最多的前1%精英阶层。”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也没有挡住富人聚财的脚步。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税收公平协会报告，2020年3月以来，美国亿万富翁们拥有的财富增加了1.1万亿美元，同时有800多万美国人陷入贫困。

彭博社的下图披露，美国最富50人的净资产在新冠疫情中净增25%即4千亿，总额达2万亿美元，这种财富的更快积累与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发放的数万亿财政刺激不无关联。

德法日及北欧等国家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号称高福利社会，相对公平。从表面上推论，这些国家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福利等社会主义成分，因而比美国社会显得公平。

它们在最新一波全球化时代的情况如何呢？欧洲的两极分化虽不严重，但也在不断恶化。在作为西方最成功样板的德国，劳工部2012年报告显示，最富10%人群拥有全国净资产53%，比10年前增加8%；收入阶梯底层50%人群也仅拥有1%（和美国的比例一样），远低于1998年的5%，可见贫者加速走向更加贫穷。

贫富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引起美欧民众强烈不满，对精英阶层和制度丧失信心，民粹主义浪潮随之兴起，出现了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这类黑天鹅事件。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民众长期不满，引发了“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底层民众还发起了“黑命贵”的BLM（Black Live Matters）运动。

为拯救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有部分美国精英进行了深刻反省，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纲领和改良诉求。比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就认为，美国的症结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主张通过10%的数字智能企业税，给15-64岁的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红利，让每个人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稳定生活。

民主党大佬桑德斯声称要发动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主张实现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创造一个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代表所有人而不只是1%富人的政府。

斯蒂格利茨显然对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建议失去信心，他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说：“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的经济体制。”

贫富两极分化溯源

为何“马太效应”——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是成立的？其一是资本对收入分配拥有绝对支配地位，因技术进步而增加的利润归资本家所有，而员工收入只沦为随生活成本和供需关系波动变化的人力要素成本。

若生活成本（与物价指数）基本未变，资本家绝不会主动提高薪酬，这是美国长期通货膨胀率极低、底层收入40年基本不增的原因。

其二是财富有快速增殖的渠道（特别是金融市场），即高收入者能积累更多资本，资本又会带来更多财富。所以，财富的两极分化比收入的两极分化要加倍严重。

上述观点可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得到佐证：

1）近40年来，美国底层50%人口年均收入增长为0%，丝毫未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顶层10%的年均收入增长2.1%；中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4.5%和7.4%，显示出在中国的制度下，即使位于底层50%低收入者也从经济增长中大幅获益。

2）各国的底层50％收入增速都最低，且低于经济增速；而顶层 10％收入增速最高，且高于经济增速，说明资本助长了富者更富。

皮凯蒂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自1700年起，全球资本纯收益率是4%～5%，远高于近百年来2%~3%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员工收入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

因此只要仍是由资本主导的分配制度，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就不会改变。垄断竞争下的美国，基于收入和财富的基尼指数分别为0.48与0.87，而“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德国则为0.3与0.67。资本-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不对等是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资本的高获利进一步加速了财富聚集。

资本高获利有两大主要途径：一是投资经营实体企业、驾驭更多的劳动和技术成果来获利，二是投资金融类资产，比如股市、债市、房地产、私募等等。前者很好理解，后者在经济学家向松祚所著《新资本论》中有详细剖析。书中披露，多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增速为12%，远超实体经济增速，而且金融类资产规模更大，是实体经济的3.5倍，在美国甚至是11倍！

资本作为金融市场高速增长的推动者获利至丰，由于大资本在金融领域有垄断优势，金融资产暴涨的收益主要被少数富人获得，如此维持了富者恒富、富者愈富的格局。

成功避税也是资本家和高收入者增加财富的手段。据皮凯蒂在书中披露，法国底层50%人口的平均税率为40%～45%，而顶层0.1%人口的税率只有35%。去年《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富豪前总统特朗普身家几十亿，过去15年中有10年没有纳税，上任后的2016年和2017年仅仅付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几乎为零！

综上所述，资本靠主导初次分配的优势取得最大收益，拉大了收入贫富差距，同时，资本投入并主导了虚拟经济，并通过高速增值获利，使财富差距变得畸高。普通民众无力改变劣势地位，而资本可通过家族传承不断加强优势地位，形成阶层固化和贫富极化。

从学理上驳斥资本超高获利

虽然资本主义有过野蛮积累的“原罪”，但是资本主义市场方式的出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人类的物质文明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资本主导下的劳动效率最高。资本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获利手段，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伦理上，合理合法的“分配权利”。

依照马克思理论，利润是由劳动者所生产，且被雇主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资本对劳动者的“不合理”剥削。

但依照主流财产权理论，利润为扣除所有其它生产要素成本后的剩余部分，而资本家是“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无利润分割问题，因此对剩余部分拥有完全的索取权（Residual Claim）。

主流经济学家还十分贴心，为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找出了各种解释，比如资本稀缺性补偿、延迟消费的心理等待补偿、机会成本价格、通胀补偿、流动偏好，最后还有等待过程的风险补偿。

而稀缺性理由当年就遭到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无情鞭挞，他在《通论》中写道，“资本稀缺性的内在原因，从长期看，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食利者阶级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后便消亡。食利者阶级一经消亡，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将会有重大的改变。”他还提出“可由国家举办集体储蓄，使储蓄维持在一定水平，从而使得资本的增长达到一点，在该点，资本不再稀缺。”

经济学家凯恩斯。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凯恩斯的论断如今已实现，资本不稀缺已成现实。2010年，中国国民总储蓄率高达51.5%。2019年国内储蓄总额达200万亿，超过GDP的两倍。

与黄金脱钩后，各国货币成了国家信用货币，都在不断扩大举债。这些国家的实际利率为负，不再鼓励储蓄、而是鼓励投资和消费。笔者认为，在资金充裕和零利率的前提下，那些延迟消费、机会成本、通胀补偿及流动偏好等理由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在笔者看来，资本成本和风险金与利率也并非直接相关。资本成本即筹资和用资的费用（利率），一般不会为零，否则银行就难以为继了。自有资本应以相应的资本成本为回报，但这些只是成本，没有额外获利的理由。

实践中，资本家往往会以各种或然因素为由，放大极端风险因素，造成资本有理由获得“超额”补偿的局面。可是，若能共同设立一项社会项目的风险保险，再有“国家队”作为鲶鱼参与，风险补偿其实就转化为一项宏观上的可控成本，不应额外获利。

如何让初次分配向劳动倾斜

既然资本的超高获利是贫富两极分化的主因，而资本超高获利又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那么，是否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控制之道，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果呢？

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干预资本主导的初次分配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效率。政府通过税收获取收入，将财政支出主要部分用于民生，则二次分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

由于是平均分配、人皆受益、且向穷人倾斜，就可以部分抑制贫富分化。为此，各国纷纷扩大政府支出：以GDP占比计算，美国从早期的3~4%跃升至36%，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西欧及北欧则从早期10%~20%增至平均48%。中国也从2000年16%，增至2019年35%，力度可谓巨大。

二次分配的确在中国发挥了作用，加上最低工资制、全面扶贫和多项民生政策的效果，中国的贫富差距趋势基本稳定、不再扩大。

中国社会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十四五”规划的讨论中提出，收入分配解决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若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来改善，得进一步提高二次分配份额，这不仅会给企业和民众加重负担，拖累经济的发展（二次分配的税金多源于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过高则会影响经济运行、企业运营和民众消费），而且效果有限，欧美的二次分配结果显示，美国贫富分化江河日下，欧洲高达GDP48%的二次分配支出份额，也未能止住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可见二次分配作用有限，只能延缓，但不能将两极分化的趋势彻底扭转。

笔者同意很多学者的呼吁，只有在初次分配中控制资本超额获益并向劳动倾斜，同时通过税收调节，并在虚拟经济上控制资本垄断性获利，才是根治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行之道。

控制资本超额获利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其中既有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也有凯恩斯等改良资本主义者。

凯恩斯在《通论》中宣称，资本主义的突出缺点，一是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二是未能提供充分就业。为控制资本超额获利，他还提出了实际可行的具体建议：

1）增加资本数量，直到不再稀缺为止，资本若不稀缺就没有理由获利；

2）建立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企业主、创新者等取得合理的报酬下，为社会服务。

早期资本家往往同时扮演三个角色：资本拥有者、企业家及管理者。如今，企业变得大而复杂，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时代，都认定“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最重要的三个角色分别是投资家、企业家及科技创新家。

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中，企业家须臾难离、最有价值，其次是决定产品未来价值的创新家，投资家对价值创造并无实质性贡献，可被银行的企业贷款服务团队取代。

初次分配中向劳动倾斜参照按劳分配原则。在员工劳动分配这一段，企业创业家和科创家的角色是高级复杂劳动，依照资质和贡献理应获得高额收入，而投资家仅应获得市场价的资本成本。

对于利润分配这一段，应依照全体员工的劳动贡献，企业创业者和科创家的贡献应高于普通员工。如此一来，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到了提高。

控制资本超额获利，是否就无人愿当企业家了呢？当然不会！

依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类依次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5个层次需求。财富只是满足需求的物质基础，既非直接需求，亦非充要条件。

企业家还有其它动机：如服务社会、悬壶济世、荣誉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等等。

若能降低资本借贷门槛，无资本有能力的新企业家就会成长起来，不但会增加新企业和就业数量，而且对企业发展和产业创新更有利。

传奇人物马斯克出自普通单亲家庭，属于无资本有能力的企业家兼创新发明家，其项目全靠外部资本的风投。

笔者建议，社保基金等国家资本应该联合民间的风险资本基金，组成国家队来进入支持创新的风投领域，这样才能参与打造行业规则，培养无资本企业家，参与引领创新领域的发展，让国民分享发展的红利。

政府做风投亦不乏成功先例，比如合肥政府成了风投赢家，挪威主权基金也已经多年收益翻本。

资本无“超额利润”是否会导致资本供给不足呢？也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超消费能力，资本增速远快于资本需求。

当今全球需求疲软、生产率普遍降低，零利率已是普遍现象。投资项目相对缺乏，更加剧了全球资本供给过剩。再加上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而大幅举债，增加了流动性，进一步造成资本累积。

尽管多国实际利率为负，却也未能阻止储蓄总额持续增加。因此，中长期内不会出现供给不足。将来的项目只要能带来收益，项目本身的价值就可还贷，即便由国家央行承贷，也只是个先贷后还的次序问题。即使部分项目失败，成功项目的价值将超过投资损失，不会影响大局。

控制资本超额获利的“特权”是个大手术，不宜骤行。首先是要学界和企业界人士中充分讨论，形成广泛社会共识。在政策制定方面，摸石头过河、逐步试点，使得社会有充裕时间调整适应。

笔者建议展开以下问题的讨论：

1）能否在实际利率逐步趋零的情形下，对资本获取利润幅度设定某些社会指导规范？

2）能否落实开征遗产税及房产税，规范家族企业基金的运行？

3）能否对虚拟经济交易获利，开征累进税，如何设置上限？

4）能否剥离企业家的“资本供应者”、“企业创建者”、“产品创新者”的“三重身份”，并在分配中区别对待？

在学界讨论之外，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展开社会试验，摸索出孵化无资本的企业家群体的路子。这也涉及到我国的国资系统中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科技创新者的“初次按劳分配”完善设计与试验。

当然仍会有许多问题，比如无资本企业创建者是否对资本使用的责任心不够（典型的代理人问题！）？为项目融资的主办银行方面是否会干涉太多等等，都需要在试验中探索应对办法。

以上思考和建议，其实不分国界。德国法律规定，企业须设职工委员会，并工会有权指派一半企业监事会成员，资方指派另一半。若遇争议不决，则由一名政府代表居间协调，亦可投下决定性一票。

监事会是企业董事会的上级（监事会任命董事会成员），可在企业运营和收入分配的重大事项中保护员工利益。这样在管理和决策上试图将劳资合二为一，照顾双方利益。就欧洲而言，德国人极少罢工。

笔者认为，中国也很需要这样一个劳资共治的法律，不但有国际先例和认同，还能协调一些法外之事，对阻止两极分化也能发挥重要影响。

美国也有类似法案讨论，比如美国参议员沃伦的“负责任资本主义”法案，在超10亿美元大企业中由员工任命40%董事，并要通过“巨富利润税”把2.75万亿美元直接分给员工。

民主党大佬桑德斯提出要将20%企业股本转给员工基金，并由员工推选45%董事会成员。这些也都是旨在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员工所获“过低”比例的问题。

但这些建议因党派相左，议会一直在征与不征、税率忽高忽低间徘徊，最终一事无成。由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笔者对于美国的改革前景极不乐观。因为两派间有相互否决的政治文化，而且改革与美国笃信至今的自由经济理念相悖。

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就是由资本主导整个社会。如果要控制资本获利，不啻于一场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等于是改变了性质、动摇了根基。

控制资本超额获利，严格执行遗产及赠与税法，进一步推进货币数字化以提高透明度。这些措施共同起效，将能堵住导致阶层固化、能力与责任良心下降的财富承袭之路。

财富就会像汉武帝的“推恩令”削藩一样被逐渐分散消耗，先辈财富渐失社会身份的重要性，不再是值得炫耀的“标签”。

反而是那些无资本有能力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奋斗既可得到高收入，还会得到自我实现和精神满足，更受青睐。

在经济学意义上，企业赢利依照不同性质的劳动贡献来分配，资本的获利份额高低逐步用社会规制来调整，马克思所痛斥的资本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现象被彻底扭转。

普通员工在体现劳动成本的薪酬之外，还能分得一份因为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带来的新额度。这表明，员工和企业家共同具备企业主体地位，而非仅仅作为劳动工具或市场化的成本要素。

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凭能力和劳动贡献获得利益，资本仅得到社会成本补偿，这就是向劳动倾斜，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样才会彻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与共同富裕的双赢。

中国已进入的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调整“初次分配”的战略意义非凡，它明确了“按劳分配” 是通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吹响了冲锋号，要打赢消除“贫富两极分化”这一世界级别的攻坚战。

中国此前的发展重在发展经济生产力，现今的发展重点则要推进共同富裕、兼顾生产和创造，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放眼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这样定义自己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的到，但笔者坚信，有中共领导，我们的2035年社会主义目标能够初步实现！

汤因比曾预言说：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实现那天，便是此预言成真之日。

文献资料：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01月

2)（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1月

3) 向松祚，《新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

4)（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5)（法）托马斯•皮凯蒂等，“中国资本积累、私有财产与不平等的增长：1978—2015”， 《财经智库》2019年第3期，

6)（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6月

7)（美）罗伯特•莱希（Robert B. Reich），《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

8)（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美国该行动起来拯救资本主义了”，观察者网：2016-04-04 08:05:37

9)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图表：1978-2015中国收入和财富占比不平等，

1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DATAMAPPE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世界各国政府支出和国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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