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秋运】

第一部分 编制“十四五”规划：“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倾向于从现象出发，寻找现象背后的一系列本质原因，这次我希望分析一下“中国崩溃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五次“中国崩溃论”。

第一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当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再加上价格双轨制、物价闯关等，让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百姓不管有用没用，反正见东西就抢购——食盐、暖水壶、电风扇，等等。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甚嚣其上。中国当时并未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所设计的“休克疗法”进行改革，而是采取了渐进双轨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第二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1998年。

当时，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各国货币贬值、外资逃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了“东亚奇迹”。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受那次金融风暴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则出现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遭遇重创。

“中国崩溃论”再度兴起，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屯资聚集香港做空港币。当时中国政府力挽狂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从那时起，国企深度改制，国家动用千亿外汇保卫了港币……中国安然度过那次危机，“中国崩溃论”再次破灭。

第三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01年前后。

当时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少数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健全，大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遭受国外资本和产业的侵袭，尤其是地产、金融、汽车、农业等行业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可事实是，中国借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把国际贸易做得风生水起，并成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

第四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08年后。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未能恢复，而中国再次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通过加大基建、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中国经济不仅没崩溃，反而在高铁、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领先于世界，让西方羡慕不已。

第五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15年。

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经济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额有所下滑，经济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中。中国政府当机立断，随即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应对政策，其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反而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崩溃论”再一次落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一路走来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出现所谓的崩溃，还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1979—2019年，40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

其中，1979—1993年，我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7%。从1978—201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0多倍。1979—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3%增加至16.3%。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1978—2019年，中国有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过去40年来，全世界减少的贫困人口70%来自中国。

1978—2019年，中国的年均贸易增长速度为14.1%。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95%的出口产品为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贸易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35%左右，在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大国中，中国现在是贸易占经济GDP比重最高的国家。

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新兴经济体。1994—2019年，即使在内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汶川大地震等不利因素，外有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我国仍维持高达9.9%的年均增长率。

中国1994-2019年GDP增速（资料图/世界银行）

事实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增长奇迹，是因为我们坚持立足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科学制订发展规划。

在这里，我们以部分五年计划（规划）为例进行说明：

“五五”计划（1976—1980年）提出以重工业促轻工业发展，同时，探索引进外资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提出加强基础设施支撑作用，例如建设完成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提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未来五年中国将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包括航空航天装备等八大行业。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产化替代的推进，高端装备国内外市场需求逐渐扩大。

“十四五”（2021—2025年）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进入新时代之后所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为此，编制“十四五”规划，对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意义重大。

唐代诗人王之涣曾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要承接新使命、确立新定位、实现新发展、达成新突破，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必须以兼具高度与深度的思维编制“十四五”规划，实现高层次谋划、高起点开局、高质量发展。

第二部分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探索

根据世界经济历史图景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两个部分：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后。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19世纪中叶至今，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

在前现代社会（即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农业社会）的1000多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在26%以上，1600年为34.6%，这一占比在全球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中国始终未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需求之间的矛盾，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中国古代以来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每次出现天灾总有大量人被饿死，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导致的结果。英国通过推进工业与技术革命以及开展对外贸易，安全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英鸦片战争本质是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富国强民之路。

第一代知识分子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技术好。先是以“自强”学习西方发展军事工业，再以“求富”学习西方发展民用工业，最终宣告失败。

图为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火炮（资料图）

第二代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体制和制度好，提倡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废除科举制度，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军阀混战开始。

第三代知识分子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文化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学人家。”

第四代知识分子以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为代表，从学习苏联攻打大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列宁主义模式，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第五代知识分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他们认为别人的好在于别人的先进产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时的国情是劳动力多、资本少，劳动力价格廉价，而资本价格较为昂贵，理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当时却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奠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为此我国前四个五年计划应运而生。

“一五”计划（1953—1957年）提倡以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五”计划（1958—1962年）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能够接近美国；

“三五”计划（1966—1970年）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四五”计划（1971—1975年）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

1840—1978年，经过前五代知识分子强国富民的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系列的成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体，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也可以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但由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有限，传统体制的表现较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当年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不足其1/3。1978年，中国有8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以下。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1978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那时的中国有90%的生产活动与国际不接轨。在出口的产品当中，75%以上是农产品及农产品的加工品。

第三部分 中国的奇迹与工业化的顺次启动

根据中国经济历史图景，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部分：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

如图所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GDP增长基本保持不变，而改革开放之后，人均GDP才出现快速的增长，并且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1840—1978年，五代知识分子一直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他们一直认为西方的技术、制度、产业等是最好的，未能从中国的国情或者要素禀赋出发，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论的实验主义和“白猫黑猫”论的实证主义。不管别人的理论，从国情或区情出发发展自己。这正好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即应该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现在有什么出发，规划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现在能做好的事情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目标。

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五个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轻工业启动阶段（1978—1995）。

1978年，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劳动力丰富廉价，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为此，我们选择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该阶段的发展目标主要是解决吃和穿的问题。

1995年，我国取消粮票，从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逐步实现供需平衡，标志着该阶段基本完成。1995年，城市居住人口超过30%，中国人均GDP约为600美元。实现了国内衣食供应无忧，解决了温饱问题，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但中国依然是贫穷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启动轻工业革命，主要在于我们主动发挥比较优势接纳了全球产业转移，同时实施了双轨制改革。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全球纺织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来进行观察。

英国的纺织业起步于18世纪，19世纪中叶以后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出口值的比重不断上升，1819—1821年为66.6%，1844—1846年上升到71.49%。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棉纺织制造业生产效率停止增长，工资成本持续上升并逐渐转移至美国。1900年英国棉花消费量和生丝消费量都被美国超过。

大约1835年前后，英国兰开夏郡的一个棉线生产工厂（资料图/historic-uk）

美国的纺织业起步于19世纪末，而到了1913年，在世界棉纺织总产量中，美国已经占27.5%，英国只占18.5%。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的纺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下降趋势并且逐渐转移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由纺织品出口大国转变为纺织品进口大国。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纺织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其纺织制造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纺织品出口额在1925年占商品总出口额的67.3%，成为二战前后二次经济起飞的“助推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纺织制造业也趋向衰减。1961年，日本的纺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11.3%，出口比重也降为16%。

中国大陆抓住本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纺织业转移的机遇（天时），扩大对外开放（地利），设立经济特区，创造局部条件来突破硬件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人和）。中国大陆的纺织业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95年中国成为最大的纺织服装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2008年，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纺织业开始转移至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可以说中国启动轻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通过下图可以看出，1978年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占比呈现上升态势，1995年开始缓慢下降，这与我们的预测相符。

同时，我们坚持双轨渐进式改革：所谓市场轨，即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而计划轨是对改革前形成的违背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干预市场、价格扭曲的方式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

最终，双轨渐进式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市场轨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同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快速积累，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及遗留的扭曲改革创造了条件；计划轨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因大型企业的倒闭而导致失业人口激增、社会不稳定甚至崩溃等问题。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通过“五五”计划到“八五”计划来看轻工业是如何启动的。

“五五”计划（1976—1980年）的后期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八字方针），以重工业促轻工业发展，使不少轻工业品增产，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进入了发展的起步阶段。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探索引进外资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民营经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六五”计划（1980—1985年）提出继续改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粮食基本实现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许多轻工业产品，特别是呢绒、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端产品产量急剧增长。

“七五”计划（1986—1990年）提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和领域，大幅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发展自己，在全国形成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区别不同产品的具体情况，通过并轨、缩小价差等措施，逐步取消一些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八五”计划（1991—1995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挥，粮食和食用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就在轻工业阶段即将结束之际，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出版了《中国的奇迹》一书，该著作大胆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15年超过美国，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怀疑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美国学者多次预言中国经济崩溃在即，在当时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条件下，能够有此预测实属难得。事实上，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社会科学中能够预测准确的原因在于：（1）知成一体，实事求是；（2）一以贯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第二阶段为重工业发展阶段（1996—2010年）。

由于第一阶段按照符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剩余最大，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快，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同时，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并迅速发展。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在于解决住和行的问题。同时，汽车、船舶、通信电子、通信等代表性制造业爆发式增长。

在重工业发展阶段，我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铁路、公路、航空以及电力能源等均发展迅速。

该阶段在2010年基本完成，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工厂，在2011年成为最大工业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钢铁、水泥、玻璃、有色金属等中间产品的产量剧增，农业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工作，城市居住人口达到50%左右。201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4500美元，超过发展中国家收入均值，跳出低收入国家陷阱，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通过“九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来看国家是如何推动重工业发展的：

“九五”计划（1996—2000年）对未来十五年进行战略布局：一是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等重工业，使之尽快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

“十五”计划（2001—2005年）提出加快以“五纵七横”为重点的公路国道主干网建设，全面贯通“三纵两横”。起步建设西部公路的八条新通道，完善路网结构，提高路网通达深度。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建设要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环境保护。以煤炭为基础能源，提高优质煤比重。推进大型煤矿改造，建设高产高效矿井，开发煤层气资源。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例如建设完成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汽车工业水平，壮大船舶工业实力。

第三阶段为高端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2011—2030年），即重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随着后来者优势逐步消失以及劳动力工资价格的上涨，资本要素禀赋的逐步积累，技术作为一种禀赋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密集型行业越来越重要。一个国家发展到此阶段有可能面临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境况。在这一阶段人力资本、创新创业、独角兽企业等事物涌现。生产制造工具（生产母机）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装备制造业或装备制造集团）、高技术创新企业等大量涌现。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范围包括机械、电子和兵器工业中的投资类制成品。产品主要为生产母机，生产机器的机械。其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装备制造业被视为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甚至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被直接用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少的。”而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一类专门生产制造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工业设施设备的行业。它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脊梁，也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

世界机械500强企业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格局基本稳定。美国、日本分别有138家、101家企业入选榜单，中国大陆有95家，位列第三。在前10强中，德国占3家，美国占2家，日本占2家，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各占1家；前三强由日本、德国、中国大陆占据。我们可以看到,老牌机械强国的竞争力仍然突出，德国、法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总数虽不多，但进入百强的企业占三成左右，并均在行业中具有突出优势。

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存在四个主要差距：一是技术创新能力急需提高；二是产业基础薄弱，基础元件、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瓶颈”；三是产业结构不平衡，高端装备产业亟待培育和发展；四是产业集中度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少，国际知名品牌少。

总体而言，2011年至今，我们一直处于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提出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推进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装备制造行业要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动装备产品智能化。以掌握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为目标。

“十三五”规划（2015—2020年）提出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我们通过下图可以看出，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衡量标准，中国专利数量在2010年左右逐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出现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奇迹。下面一组惊人的数据足以作为中国工业化奇迹的证据：

中国目前的工业产能可以用一年的时间生产500亿件T恤衫（世界人口的7倍）、100亿双鞋、8亿吨粗钢（美国的8倍）、24亿吨水泥、40亿吨煤炭（占全球的一半）；

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高速列车、轮船、机床、手机、计算机、机器人、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化肥、粮食、鱼、肉、蛋、棉花、铜、铝、电视节目的制造商，建设了全球最多的桥梁、隧道和高速公路；

2011-2013年间，中国消费的作为最基础工业和建筑材料的水泥达65亿吨，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使用量的50%。

第四阶段为数据科技创新阶段（2031-2050年）。

数据自古有之，在互联网出现、普及之后，因为数码化而被记录、积累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数据。近几年来，它被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成为并列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新的要素禀赋。

这一新禀赋的出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将不亚于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值得社会各界认真研究和关注。预计该阶段将会于2031年正式开启，在2050年前完成。将数据禀赋与完整产业供应链相结合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2050年，我们预测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超过美国。

数据作为一种要素禀赋，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就中国而言，数据禀赋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第一，大量：我国网民数量高居世界第一，这不仅提供了大量使用数据（数据生产要素），同时也表明了大数据行业旺盛的潜在需求。

第二，高速：中国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堪称神速。2019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了最新榜单。中国境内有219台超级计算机上榜，在上榜数量上位列第一，美国以116台位列第二，后面依次是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自2017年11月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上榜数量连续四次位居第一。

第三，多样：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行业，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医疗行业大数据应用、电信行业大数据应用、交通行业大数据应用、政府大数据应用、教育行业大数据、能源行业大数据应用等不断涌现。

就我们对工业化进程的四个阶段的分析逻辑而言，一个社会不管GDP总量有多高，只要不能实现工业化，这个社会就无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1978年的改革开放，真正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是按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借助后来者优势，以渐进双轨制的改革方式，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工业化进程先慢后快，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启动阶段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阶段，再到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顺次展开，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

其间，政府在软硬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逐步完善，以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4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同时拉动中国城市化建设高速发展（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约17%增长到2018年的约59%）。

我们预计在2030年前中国将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开始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即数据科技创新阶段。随着数据科技创新阶段的完成，中国将实现全面追赶，进入现代化强国行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成为现实。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增长，而且是在人口这么多、这么穷的基础上实现。人们把改革开放这40年取得的成绩称为“中国的奇迹”。

由于改革开放这40年的成绩，我们才能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整理自《论中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王勇、赵秋运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