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扩大内需不能只靠“发钱”,而是要靠创造更多钱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3-14 08:12

赵燕菁

赵燕菁作者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采访、编辑/观察者网 李泽西】

受国际局势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2022年中国零售消费下滑了0.2%,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消费前景的担忧。

在观察者网推出的“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专题中,多位经济学家都谈到了消费对于提振今年经济的重要性。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要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近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赵燕菁就提振消费问题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提出,消费需要贷款将未来收益贴现,从而创造货币,因此获取贷款所需要的抵押非常重要。此外,他还分享了自己对于中美脱钩,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政府发钱等问题的看法。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未来工作重点部分中,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被列为第一条,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优先位置。这是为什么?

赵燕菁: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改变。一直以来,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心都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以前的政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那就是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投资过剩了,低端制造业过多了;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供给过剩,而是需求不足。这次两会提高需求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比以前只强调供给侧改革更进了一步。

观察者网:需求相对不足体现在哪里?

赵燕菁:制定宏观政策,首先需要判断的是经济的短板到底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一侧的过剩乃是通过另一侧的不足来定义的。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劳动。如果一个经济就业充分,甚至招不到工人,那就可以认定是供给侧是经济的短板。体现在货币上,通常是通货膨胀;如果失业率很高,大量工人找不到工作,就可以认为是消费侧出了问题。消费不足是经济的短板,体现在货币上,通常是通货紧缩。

按照这个标准,显然美国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中国主要是需求侧出了问题。所以这次两会把扩大国内需求列为最优先的位置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以往政策的一种纠偏。


中国失业率百分比(仅青年失业率为右轴),较疫情前均有所上升(图源:财经M平方)

观察者网:根据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刺激经济的最佳思路是给穷人发钱,因为穷人会将手中更大比例的钱用于消费。您认为这也是当下中国应该采取的思路吗?

赵燕菁:消费是由集体消费和个体消费两部分组成,集体消费就是机构为主的消费支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比如教育、公交、治安、消防等;个人消费则主要是家庭部门为主的消费。给穷人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减少集体消费,那么总消费没有增加,如果公共部门支出降低,消费的效率反而可能下降。如果是负债给老百姓发钱,那么就要有相应的回报。而一般发钱给老百姓是不产生稳定收益的。给老百姓的钱,可能又直接或间接流回银行,并不一定会导致总需求的扩张。

政府支出和个人支出的关系有点像公路和私家车的关系,如果没有公路,私家车再多,消费效率也不会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好学校、好医院,家庭或私人就必须花钱请私人老师、找私人医生,这时你有再多钱,也不会享受高水平的教育和医疗。这就是为什么给穷人发钱并不一定能扩大消费。当然,也不能全部都是集体消费。如果所有消费都用于电厂,结果大家买不起电器,电厂也不可能生存。好的政策不应强调一边、放弃另一边,而是要认识到两者本质上都是消费,应寻求集体消费和个体消费最佳的比例。

观察者网:就您刚才举的车和路的例子,您自己此前也多次发文指出,现在全国各地已经通了路,再修路产生的效率也比较低了。考虑到政府过去持续较大力度投资的因素,您觉得现在公共和个人消费应该采取怎样一个比例,怎样权衡?

赵燕菁:这里要进行一个区分。政府修路的钱虽说过剩,但这是资本型投资,不能用于给老百姓发钱,因为它是借款、融资,如果政府不投资修路,这钱根本无法借出来。只有建成项目后收来的税收才能够用于发给老百姓。因此,投资的钱是没有办法发给老百姓用于个人消费的。相反,政府投资花掉的钱,会成为承包商、工人的收入,间接扩大社会的消费规模。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投资已经过剩了,有回报的项目已经没有了,一个城市也不需要更多的机场、地铁、大剧院、立交桥。政府投资的减少,无法把钱从银行里借出来,社会的总消费反而会减少。这就是我们当下遇到的困境。

政府投资基建,间接扩大了社会的消费规模

观察者网:不知以下逻辑是否正确:假设政府把这笔钱发给了老百姓,大家就会进行消费,带动当地经济,也就会提高税收,提高当地的长期经济增速;我们是否可以慢慢通过额外税收把贷款给还回来?

赵燕菁:这个逻辑要是能成立,经济管理那就非常简单了,可惜这个逻辑是错的。在现代经济里,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一开始基本没有消费所需的“钱”。政府自己没有钱,也就谈不上发给老百姓了。现代货币是在银行贷款的一瞬间出造出来的,而贷款必须有相应的信用作抵押。如果政府借钱发给老百姓100元用于消费,那么政府从老百姓消费里获得的税收就要大于100元和利息的总和。显然这是不可能,因为政府创造出来的货币总共只有100元,不可能全部转化为税收。

所有的贷款,所有的债务都必须形成现金流。想要到银行去借钱,必须要告诉银行一个切实可行的还钱计划。政府的项目投资也一样要有回报,要不就是收过路费,要不就是导致土地价格上升,要不就是产生税收增加。没有现金流获取的贷款,只能借新还旧,进入庞氏循环。政府当然可以用税收发给老百姓消费,比如收了100亿的税,拿50亿发给老百姓,但是这样和减税效果一样,结果就是前面所说的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如果政府跟银行说,我给老百姓每个月发1000块钱,很多年以后从消费赚回来1200块钱,这就等于用税收做抵押,未来政府必须增税,不可能既减税又发钱。有人说银行是政府的,政府可以不还钱给银行。如果是那样,政府就不是借钱,而是抢钱,没有未来现金流支持“货币”,本质上就是一张纸。

发钱就等于减税,这个逻辑如果行得通,就意味着每减少一元税收就可以获得大于一元的新增税收,拉弗曲线成立的前提,就是公共服务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减税会不成比例的扩大税基,从而带来总税收的增加(观察者网注: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总额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较低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总税收收入,但超过一定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

现实中,高税收和低税收买到公共服务水平是不同。把钱发给老百姓意味着集体消费也就是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这反而可能导致招商引资困难,税基不增反减。

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经济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状态。在通货膨胀的时候,老百姓钱一到手马上就会花出去,但会进一步加剧通胀,这就是美国发钱的效果。在通货紧缩的时候,老百姓则将钱存在银行里,发多少钱也不会形成消费。因为在通货紧缩的时候,存钱是最能保值的,其他的通通不保值。这就是我国面对的现状。我们国家现在并非没有钱,M2货币世界第一,但绝大部分是存款;政府发1000块钱,人们就往银行里再存1000块钱。政府要发1000元消费券,大家就会把原计划用于消费的钱存起来。

M0货币(左轴蓝线),即流通中的现金,不及GDP(右轴黑线)增速(图源:TradingEconomics)

老百姓在2022年间往银行里多存了18万亿,说明现在缺的不是钱,而是消费。此时还不如政府集体消费更能带动需求扩张。

与其发钱让老百姓消费,不如创造一个货币扩张的环境,老百姓自动就会把储蓄花光,因为那种情况下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时发钱才能真正扩大需求。在中国发钱和在美国发钱是不一样的,两国是对称的关系;美国是通胀的环境,中国是通缩的环境。

观察者网:您认为可以通过哪些具体方式刺激消费?

赵燕菁:两会报告中说的,必须把消费给提振起来。但是消费提振不能用撒钱的方式,而是要靠创造更多钱。这就需要有人能通过负债把钱从银行借出来。消费取决于市场上的货币总量;货币多,消费能力就强,假设成本不变,所有行业的收益都会提高,市场扩大,最后利润会增加,经济会增长,形成一个正循环。

货币不是印出来的,不是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是通过银行贷款贷出来的。即便是在现在货币宽松政策环境下,因为投资的效益都很差,潜在贷款就一直在银行里待着。这个时候,只要银行的债务不断萎缩(即大家都在还钱),市场上的货币量就会萎缩。消费就会进入下行循环。

贷款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信用作抵押,中国目前消费萎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本用来抵押的信用突然消失了。中国的商业信贷,最主要的抵押品就是土地和与土地相关的不动产打压房价的系列政策,使得原本安全的不动产失去了流动性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三大部门的信贷能力同步下降。大家同时处置资产的时候,资产价格就会下降,资产负债表一起萎缩。在货币萎缩的情况之下,市场上仅有的货币也会变成储蓄,谁也不消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如果消费不足,所有的投资都不能产生回报,钱就更借不出来。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2022年,居民存款大幅攀升了18万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让居民将这笔存款花出去?

赵燕菁: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缩表并跟我们脱钩,使得美元计价的外部需求受到冲击。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被政策打压,使信贷最主要的抵押品失去流动性;家庭、企业、地方政府都要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尽快还钱,市场上的货币迅速干涸。抵押品失去信用后,银行就会加紧催债,新的钱也不敢贷。所有的银行集体这么干,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萎缩。中央这次抓的很准,问题就在消费端——债务的急剧萎缩导致货币减少;我们生产侧根本没问题。

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种信用危机?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恢复大家的信心?

赵燕菁:这肯定是信用危机了,没有支撑信用的抵押,不会生成贷款,也就没有了消费的工具——货币。怎么解决?首先,现有债务不能再减少,否则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会缩减。因此,对到期的债务,银行应该予以延期,还了的钱银行也难以贷出去;即便要还,也尽量不要让地方政府把债务集中在这个时候都还掉。

其次,要尽快恢复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房价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流动性,这决定了每个家庭财富是否能保住。近期,政府应该把严控新增供地作为房地产政策的核心。

另外就是创造新的贷款需求。家庭看到通货紧缩,肯定不贷款,企业不知道投什么,也不会贷款。现在真正能够大规模投资的只有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负债很低,可以用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成本的国债。有人说这会带来今后的道德风险,恶化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央出台了打压地价的政策,在分税制里面也分走了不少地方税收,因此中央政府用自己的信用帮助地方政府承担部分债务不仅可能,而且合理。

分税制推行后,地方财政收支失调

其实地方政府的很多资产并非没有价值,特别是没有足额按照成本收费的公共服务设施,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价值的升值和招商引资带来的税收上。只要放开地价闲置,很多债务的本金都是能够通过卖地偿还的。如果税收增加能覆盖利息,很多资产其实是安全的。中央在接手债务的同时,应当同时接受对应的资产。只要这部分公共资产的收费稳定并大于国债的利息,就可以成为非常安全的优良资产。一旦市场上有充足的货币了,消费自然就会回来。

美国家庭部门通过信用卡找银行贷款,同时创造出货币和消费。我们国家的家庭部门是通过买房借款,创造出了货币。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吸走了本来用于消费的货币,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市场上的钱因为家庭部门买房,银行才把这笔钱贷款出来,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货币。中国房地产一垮,就跟美国把个人信用卡垮了一样,没有了信用,货币也创造不出来了。由于房地产是很多贷款的优先抵押品,房地产丧失流动性,等于没有银行抵押品,家庭部门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消失,也就不可能新增消费需求了。

观察者网:为什么中国的家庭似乎除了买房,基本上不会进行贷款,但美国人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贷款?

赵燕菁:任何人去银行贷款,都需要信用。一个社会里创造信用是非常难的;房子是个非常好的信用,因为房子跑不了。

在美国,个人财富相对中国更透明,更可执行,信用卡违约的成本极高。要想赖账,税务局、银行等等马上将你锁定了。中国的信用卡为什么做不到?因为银行征信成本特别高,假设有一个人赖了200块钱,调查的成本都比200块钱多,所以小额贷款根本贷不出去。但互联网上的交易和财富很容易追溯,监督个人的成本非常低;如果违约或赖账的话,你在虚拟世界里面马上就会“社死”,今后什么也买不了,所以赖账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人使用信用卡的习惯并没有建立起来

观察者网:根据瑞士信贷集团发布的《2022全球财富报告》,2021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财富最高的国家,与波兰、捷克的东欧发达国家相当。

赵燕菁:中国老百姓的资产70%左右都是来自房子。由于高房价,中国大城市居民财富甚至堪比发达国家,是家庭信用最主要的来源。而一旦不动产失去流动性,家庭财富相当一部分就不复存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资本,因为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是非常难建立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股票、债券和期货把未来的收益贴现,但是发展中国家相对缺乏这个能力。

中国的家庭财富增长非常快,是因为中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不动产能够通过房地产市场把未来收益贴现过来为债务进行抵押,债务越多,消费能力越强。这是中国过去十几年消费增长这么快的主要原因。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远高于工资性增长,仅靠挣工资,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快的财富积累。

在发达国家里,资本性收入占比很高。中国拥有不动产的家庭,其财富结构非常接近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是人均财富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财富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发达国家相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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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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