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自2018年以来，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这是由国家之间实力此消彼长、日益接近的客观态势决定的。当前出现国际竞争转变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俄乌冲突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意味着国际产业链合作格局面临着逆全球化倾向带来的安全冲击。

在安全冲击下，产业链面临的不仅是纵向风险，还有横向风险的挑战。

从2000年、2019年以及2021年的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变化可见，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与美国、德国并肩的全球三大产成品贸易中心节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为一头独大。

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图

资料来源：《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王直等，2015年），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注：产成品是指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最终商品出口。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可以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产成品出口、中间产品出口等部分。贸易流向图中任意一条曲线代表按顺时针方向的上游节点出口商品至下游节点。节点大小代表产成品总出口金额，曲线粗细代表双边贸易量的大小（仅保留了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计、超过50亿美元的贸易流）。】

逆全球化下，美欧近期出台政策，希望摆脱对中国这个产能中心的依赖，去中心化的横向风险由此产生，应对的关键在于引领式创新能力。

一体化的大企业（集团）虽在追赶方面拥有优势，却无助于解决引领问题。以“VLSI计划”为例，日本凭借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实现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赶超，甚至发生英特尔“被迫”退出DRAM市场的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追赶乃至反超并未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再次回到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日本也再次沦为追赶者，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开辟了市场规模堪比DRAM，同时利润空间更大的算力芯片新赛道。

换言之，在美国开创的赛道上，集中化的大企业（集团）固然有助于日本追赶，但想成为真正的引领者，需要有不断开辟新赛道、新领域的能力。从产业组织角度看，美国雄厚的引领式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分散竞争、蓬勃发展的小企业群体。

因此，在安全冲击下，仅是存在“卡脖子”风险的领域需要集中化变革，应对去中心化风险则需要分散化，有利于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的“中国–周边”连横合作。

区域连横：分散到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强化区域产业链合作

思考如何应对去中心化风险，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需要留住全部产业链。尤其对于严重供过于求的产业链（例如占全球产能比重82%的空调产业、77%的光伏产业、49%的洗衣机产业和41%的纺织服装产业）而言，是否意味着将全部产能集中留在国内就可确保中国的产业链安全。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存在有限资源约束下的安全和效率权衡问题。若将产业链安全理解为本国产能占全球产能的比重越高越好，或本国在全部产业、产业链的全部环节都自给自足，则会面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产业链安全，并非一味求大、求全，而是在于提升一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对于我国纺织服装、家电、光伏等产能严重供过于求的成熟产业链，没有必要保留所有产能，主动引导向外分散反而是有助于化解横向风险的举措。

那么分散到哪些区域对中国更有利呢？

首先，由“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图”可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远超其他经济体，而东南亚等大部分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比与美国的联系更紧密。即便是对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经济体而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量也比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2021年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不但中国流向各国的线条普遍明显变粗，与东南亚的联系也更加深化，图中首次出现中国与马来西亚产成品贸易的连线。

其次，在过去70余年全球化铸就的各国紧密的经贸联系下，逆全球化下的横向风险并非所有国家间的相互联系都会很快断开，而是三大区域中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联系可能弱化，意味着区域内部其他经济体对于区域核心节点的重要性相对提升；更重要的是，即便三大中心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弱化，也可能通过各自加强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而形成间接联系。无论哪种机制，均意味着逆全球化下三大区域中心与本区域内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可能“代偿性”增强，凸显了加强区域合作在应对横向风险时的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是基于中国与东南亚经贸联系不断强化的现实，还是横向风险意味着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对核心节点重要性上升的逻辑，或者出于对地缘政治的考虑，东南亚均应作为中国主动引导成熟产业链分散外迁的首选地。更重要的是，以对制造业非常重要的人口因素为例，2021年越南和东盟总人口分别是中国的6.9%和47.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是中国的7.0%和47.2%。即便东盟作为整体且全民劳动也仅有6.7亿劳动力，而中国仅劳动年龄人口就高达9.7亿。这意味着相比将产业链分散到其他人口庞大的国家，中国向东南亚诸国分散成熟产能，在较长时间内不用过于担心因双方经济总量快速接近而由以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

接下来的问题是分散哪些产业链。

从横向风险的角度看，“主要工业制成品的国别消费占比和生产占比”一图中严重供过于求的行业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它们大多也是逆全球化动向下去中心化的目标。以家电、纺织服装行业为例，自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它们的横向风险就已经显著暴露，直接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相关产能的依赖度较高。

主要工业制成品的国别消费占比和生产占比

即便在贸易摩擦爆发3年后，2021年美国占全国产能比重25%的服装行业、43%的制鞋行业依然从中国进口，中国占据这些行业的庞大产能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过去的人口红利。但中国要素禀赋正由“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转向“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即便没有来自去中心化的横向风险，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不再支持中国继续保持大规模的产能。

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应对方式是将本国资本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国外，在海外实现本国资本与国外劳动力的结合。近两年快速发展的越南纺织业印证了这一逻辑，外资企业贡献了越南纺织业约60%的出口金额，而中国约占越南外商投资金额的24%。

因此，对于正值人口红利期的东盟而言，与其坐忧他国资本与东盟劳动力结合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不如主动引导纺织服装、家电等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较大的成熟产业“顺势”向这些国家分散，推动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这不仅有利于通过区域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下的横向风险，更顺应了中国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增进中国的利益。

另外，需要主动引导分散的还有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在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原本几乎是零成本无限供给的环境要素，越发成为产业布局的新约束。尤其是在化工领域，农药中间体、原药行业的安全环保成本快速提升，炼油、尿素、黄磷、工业硅等部分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存在分散迁移的必要性。

供给方面：分散竞争、优胜劣汰，以小企业促进引领式创新

通过分散到周边来应对横向风险，还需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分散。

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来自外部，即目的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些产能。尤其在绿色转型、环境友好已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即便是发展阶段较中国落后一些的国家也未必愿意接受高污染产业的迁移。

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纺织服装团队的分析，《越南工业废水国家技术规范》《柬埔寨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中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的标准分别为COD（化学需氧量）≤150mg/L（毫克每升）、COD≤100mg/L，比我国《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的间接排放标准COD≤200mg/L更为严格，越南等国曾多次叫停污染严重的项目。

因此，除提供“量”的增长机会外，若要提升他国对中国产业链迁移的接受度，进而通过产业链合作来强化区域合作以实现共同应对横向风险的效果，还需要有助于提升他国经济增长的“质”。

换言之，随着这些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先进的技术转移对后发国家更有持久吸引力。

这意味着如果仅转移产业链的所谓低端环节，而将技术含量较高的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可能是一种短期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的做法，因为后发国家终将不满足于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但若将先进技术倾囊相授，G-2技术合作模式走到如今似乎意味着在两国技术水平接近后难免走向竞争。

事实上，这种认识可能并不完整。中美之间“量”的差距远小于技术差距，若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甚至可能已超过美国。因此，促使G-2由合作走向竞争的首要因素是“量”的快速接近，正是因为两国“量”的规模已然接近，才凸显了科技竞争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鉴于中国与周边的东盟国家在人口、领土面积等方面差距较大，从“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博弈策略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基于技术扩散的产业链合作模式，将比G-2技术扩散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

但超大经济体选择以中小经济体为技术扩散的合作伙伴，仅能确保双方不至于最终走向激烈竞争，不能保证后发中小经济体长期愿意承接大型经济体的产业链迁移。一旦后发者学到先发者的全部技术，与先发国家进行产业链合作的动力也会下降。

基于技术差距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给出了有益启示：

当一个全新的产品刚被创造出来时，新产品仅在进行引领式创新的发明国被生产和消费；

随着新产品不断改进，国外需求开始扩张并带动产量大幅增加；

当新产品在发明国完成标准化时，授权给国外厂商进行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方式，处于追赶地位的模仿国开始生产该产品以满足本国部分需求；

进入衰退期后，原本的新产品变成老产品，模仿国凭借要素价格较低的成本优势，以较低价格向其他国家出口，在老产品赛道上甚至可以实现对先发国的追赶乃至赶超，发明国则将资源投入利润率更高的另一种新产品的研发中，在全新的赛道上继续保持引领地位。

可见，要构建可持续的“中国–周边”技术扩散新模式，需要不断开创新产品、新技术乃至全新领域才能持续居于引领国家地位，使中国的技术对他国有持续吸引力。这意味着中国在通过追赶式创新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从而为区域产业链合作打下坚实的可持续基础，以更有效地应对横向风险。

而引领式创新能力的构建，需要倚重分散化的小企业，而非集中化的大企业，这涉及大、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方面的差别。从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累积来看，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无疑优于小企业。然而，诺基亚“首创”了触屏智能手机却被苹果凭借智能手机弯道超车，柯达拥有数码技术的许多初期专利却最终被数码技术颠覆。这些经典案例均表明，创新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也是一种主观意愿和组织变革能力。

iPhone诞生后，销量迅速赶超昔日手机霸主诺基亚（图/纽约时报）

引领式创新微观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区别于当前主流产品的新产品。

大企业之所以是大企业，恰恰是因为其产品是当下的主流产品，引领式创新天然具有颠覆大企业现有产品的属性。而企业规模越大，与现有产品绑定的内外利益共同体越多，企业主动拥抱引领式创新的阻力就越大。

小企业则正相反，其内部组织成本较小，更有意愿通过引领式创新颠覆大企业的主导地位。同时，创新的正外部性以及苹果公司在巨人肩膀上成功进行引领式创新的案例，意味着小企业即便技术不够领先，也不妨碍其将引领式创新的意愿落地为引领式创新的产品。

因此，从应对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风险来看，大企业在加速追赶式创新上更有优势，适合应对纵向风险；小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推动引领式创新的概率更大，是应对横向风险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对光伏、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很重要。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在新能源的成熟技术路线上占据技术与产能优势，但人类社会的绿色转型仍任重道远，新能源发展也方兴未艾，相关技术在快速演进，为防止大企业对相关成熟技术形成路径依赖，在主动分散外迁成熟产能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精神，让分散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来筛选未来的技术路线，以提升中国持续引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可能性。

需求方面：从过度依赖集中投资，转向提升分散的消费潜力

分散化对引领式创新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供给侧的产业组织结构以小企业为主，也体现在分散化的需求更有助于诱导引领式创新。

研究表明，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能刺激企业不断进行差异化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若企业更早地发现差异化的市场需求，并通过研发与生产响应这些需求，则有望收获更多的创新绩效。因为差异化创新的成功很可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正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发动机。

供给侧的差异化策略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侧是否有足够多样性。需求越分散、差异越大，越有利于诱导更激进的引领式创新。

对于应对去中心化的横向风险而言，分散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充分释放大国消费潜力。

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训表明，若任由产业链过快外迁，可能会带来“中产塌陷”问题。一个自然的应对是把握好外迁节奏，以兼顾就业市场的承受能力。但以拖累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进步为代价维持就业可能得不偿失，应该扩大内需以解决产业链外迁形成的劳动力再就业问题，这需要扩大内需政策的支持。

关于需求，虽然内需与外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均能构成GDP，但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类型需求对于产业链安全的含义是不同的。

首先，关于内需与外需。

如果说中国产能是用于满足本国需求的，那么无论他国对中国产品施加多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也很难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地理位置决策。但实际上我国部分产业链之所以面临横向风险，他国关税等政策仅为触发因素，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依赖的是对方庞大的内需。

其次，关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

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居民消费占比更高的经济体对生产者区域布局决策更有吸引力，这对处于逆全球化转折点的国家尤为重要。只有居民消费能力上升，才能真正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总需求下降压力。目前我国外需及投资需求占比较大，居民消费占比过低。从2019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来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约为40%，在G20位列倒数第二。

更重要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之低超过了人口红利决定的趋势水平，例如，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比远低于由G20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散点图所决定的趋势线。可能的原因包括消费场景受限和消费能力受限。

消费场景受限是指有消费能力但无法自由释放消费需求。典型体现是汽车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构成，消费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汽车团队的分析，截至2021年底，美国民用汽车千人保有量超800辆，日韩超400辆，中国仅约200辆，说明我国汽车消费的上涨空间较大。

要释放我国汽车消费的潜力，需要消除一些场景性限制因素。例如汽车限购及路权政策的放宽可以释放北上广等限牌城市的需求，道路规划、停车便利性及用车环境改善可提升高人口密度城市的汽车承载力。对于销量快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覆盖率不足等产业链下游配套问题成为新能源汽车需求进一步释放的障碍。

与消费场景受限相比，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更重要原因是消费能力不足，地方“锦标赛”、分税制与土地金融结合形成的“强制储蓄”效应不容忽视。

理论上，刺激投资和消费均可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地方“锦标赛”的角度看含义不同。同样一笔财政支出，若直接分发给本地民众用于刺激消费，则分散的居民消费可能外溢到其他地方；若集中用于刺激本地投资，则绝大多数可形成本地固定资产。“锦标赛”模式意味着成绩不但体现为自己的绝对表现，也体现在与其他地区的对比上。因此，相对于分散化消费，“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更偏好集中地刺激投资。

同时分税制下，地方可用于集中投资的资金需要依靠土地财政获得。事实上，这并非土地财政而是土地金融，是地方将土地资产变现或以土地为抵押品进行加杠杆的金融活动。土地金融模式下，地价高低直接决定了地方自主财源大小，而地价能涨到多少又取决于房价。土地金融化意味着房地产通过决定地价“绑定”地方资产负债表，土地金融化进而演变为地方对房地产行业提供的隐性担保。

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高于G20国家房价收入比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散点图所决定的趋势线，高房价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近年来越发明显，房价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性自2012年后已为负相关。高房价收入比背后的土地金融模式，形成了抑制居民消费的“强制储蓄”效应。

总之，在过去的人口红利年代，无论是为快速增长的劳动人口配备基建等生产资料还是住房等生活资料，均需要大规模投资，“锦标赛”模式下的集中投资偏好正好满足了该需求，土地金融化也为集中投资提供了有效融资支持，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今中国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分税制下的“锦标赛”叠加土地金融，通过“强制储蓄”效应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能。为应对逆全球化下的横向风险，亟须改变过于依赖集中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以财税改革缓解“强制储蓄”效应，以构建橄榄型社会释放居民部门看似分散、实则庞大的消费潜力。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的新书《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经济与行业趋势》，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