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赞比亚当地一家小报KACHEPA的头版出现了一则题为《中国向非洲提供人肉以食用》的新闻，称中国制造的“人肉罐头”销往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对这则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我外交部表达了强烈谴责并要求彻查。

赞比亚，那个中国在自己困难时期援建过坦赞铁路的国家；非洲，这个曾经“抬着中国进联合国”的兄弟——这些固有印象，在这则谣言里被颠覆了。是过去的“兄弟”走远了，还是我们的印象出错了？观察者网联系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局长钟伟云，他和非洲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到过数十个非洲国家，希望借由他的视角了解一下这块土地。当然，本文也只是对这片3000万平方公里、10亿多人口、包含54个国家的广袤大陆的“一瞥”。

观察者网：我们曾经就这条新闻征询在非企业家，他回复的语气好像已经见怪不怪。您得知这条新闻时，是怎样的感受？

钟伟云：我也从国内媒体的转述中得知赞比亚报纸的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起不可思议的炒作。国外媒体以夸张的方式炒作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这已是家常便饭。但赞比亚媒体的这则“消息”，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是“新闻”的标题及内容没有任何可信度，大凡精神正常、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二是这样的“新闻”居然刊登在赞比亚这样被中国人认为是友好国家的报纸上。三是该国的媒体从业人员是如此不负责任。KACHEPA虽说是家小报，且以报道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为生，但在头版刊发这样的“新闻”，只能表明该报从业人员素质的低下与政府媒体监管部门的失职。

观察者网：我们印象中，中国与非洲一直有着“兄弟情谊”，对赞比亚更是如此。但这则新闻让人困惑，多年后的今天中赞友谊还一如既往吗？赞比亚目前的国情如何？

钟伟云：在中国，年纪稍大一些的人一提到赞比亚，首先会想到坦赞铁路、卡翁达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卡翁达总统的友好交往，中国在自身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援建坦赞铁路并支援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以及赞比亚等国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奔走呼号，都是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赞比亚是中国的好朋友、铁哥们。

然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会经历时与事的考验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经历一些坎坷。今天，卡翁达老总统仍然健在，但赞比亚已不是当年那个赞比亚了。

过去几十年间，赞比亚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政权几度易手，两位总统先后病死于任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赞比亚在国内外压力下将政治体制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结果在1991年举行的选举中，长期执政的“联合民族独立党”败于成立不久的“多党民主运动”。卡翁达也失去总统宝座并一度沦为阶下囚和“无国籍人士”。“多党民主运动”执政20年后，又于2011年在选举中败于另一政党“爱国阵线”。原来卡翁达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已经销声匿迹。

其次是经济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赞比亚按照西方开出的“药方”进行“结构调整”，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但改革并未带来预想的效果，经济仅维持了低速增长。前些年因国际市场铜价上涨，赞比亚经济一度实现年均约7%左右的增长，但这几年又因铜价下跌而陷入低迷。

赞比亚国家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中赞关系。在实行多党制后上台的“多党民主运动”政府中，一些人经不住台湾当局的诱拉，险些促使政府与台湾“建交”。或许是中赞友好的基础坚实，再加上新政权内另一些友好人士的努力，中赞关系才又转危为安。在后来“多党民主运动”执政近20年间，中赞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的规模突飞猛进。

然而到了2011年选举前，中赞友谊经历了又一次考验。反对党“爱国阵线”的领导人萨塔急于夺权，拿中赞关系说事，出言不逊，说中国人剥削赞比亚，夺了赞比亚人的饭碗，扬言一旦上台执政就与台湾“建交”，“把中国人赶出赞比亚”。萨塔果然胜选上台，但他并未兑现他在竞选时的那些“诺言”，中赞关系有惊无险。

可能是萨塔切身感受到中国是真诚帮助而不是“剥削”赞比亚，他的对华态度在他执政以后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赞比亚。萨塔在会见李源潮时当着赞比亚媒体的面说，谁想伤害中国，就等于伤害我。萨塔不幸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伦古总统继承了萨塔的对华友好政策。

由此看来，中赞关系虽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友谊小船”并没有翻，也不大可能翻。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赞比亚所有人都对中国友好，“人肉罐头”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些杂音和插曲改变不了中赞友好的主流。

观察者网：在别的非洲国家，有没有“妖魔化中国”的事情发生？

钟伟云：按照我的理解，“妖魔化中国”应是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抹黑、打压中国的一种策略。在非洲国家，并不存在有系统、有预谋地妖魔化中国的事情。但非洲国家的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并非总是报道好的、正面的事情。非洲媒体可能关注中国，但囿于人力和技术手段限制，它们刊发的信息，大多转载自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许多在中国人看来是正面的事情，到了西方媒体那里都成了负面的东西。再者，媒体生存规则决定了报忧不报喜。因此，非洲媒体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有失偏颇的中国新闻。这在非洲的私营媒体中比较常见，官方媒体就要客观公正得多。

不过，从有关部门对几年前坦桑尼亚媒体涉华报道的调查来看，大部分报道都是正面的或者基本正面的，故意抹黑中国的报道很少。对于像“人肉罐头”这样的报道，外事部门确实应该进行交涉。作为公众，我们也不必太过认真。在我看来，这则报道中真正损害的，是这家媒体的自身形象。

观察者网：有读者看过文章后留言，猜测谣言背后有别的“势力”使坏。也有人说，是“中国威胁论”扩散到非洲，污染了传统友谊。您认为发生这样恶意造谣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钟伟云：我倾向于认为，“人肉罐头”报道事件是孤立的个案，是不负责任的媒体从业人员做出的极不严肃的事情。

但“中国威胁论”在非洲确实有一定市场，尤其是在NGO圈子里。非洲的NGO，大多具有西方背景，要么是西方NGO的分支，要么接受西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资助。它们呼应西方，在非洲散布“中国威胁论”。常常会编造一些虚假消息，或对一些事情进行歪曲、过度的解读，确实会误导非洲民众的对华认知。

值得庆幸的是，非洲国家的政党之争总的来看并未牵扯到中非关系。不像有些发达国家，政党为了得到选票故意拿中国开涮。前面提到的2011年赞比亚大选前后，“爱国阵线”拿中国说事是个罕有的例外。在今天的赞比亚，不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坚持对华友好的立场，相信今后它们在党派竞争中也不会拿中国说事。

不过，非洲大陆不是铁板一块，非洲社会各阶层的对华认识、对华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比民间积极，执政党比反对党积极，上层要比低层积极。这一情况也就决定了“中国威胁论”在非洲仍会有一定的市场。

莫桑比克岛的黄昏（照片由作者提供）

观察者网：非洲有54个国家，普通人习惯性或者说偷懒地，把它们都称为“非洲兄弟”。在您工作中，接触到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差别？

钟伟云：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非洲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对某个局部的判断当成是对整个非洲的判断。按照这个逻辑，贫穷、炎热、疾病、战乱、饥饿等就成了非洲的代名词。

其实，非洲是一块有着3000万平方公里、54个国家的大陆（包括近海的一些岛国），南北最长超过8000公里，东西最宽超过7500公里。这片广阔的土地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是千姿百态。这里既有在自然和气候方面堪称“天堂”的国度，也有沙漠、半沙漠、气候极其炎热的国家；既有在资源禀赋上极具优势的国家，也有资源贫乏的国家；既有和平与稳定的乐土，也有动荡不止的国家。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非洲，很难给非洲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几乎每一个论断，都可以找到相反的例证。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其一份非洲专刊的开篇处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非洲，不论你对它的印象如何，不妨重新思考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绝不能凭自己的印象给非洲下结论，因为非洲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

俯瞰维多利亚大瀑布（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习惯于将非洲人称为“非洲兄弟”，这在政治上并没有错。非洲也有不少人也把中国人称为“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非洲各国、各阶层的人士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非洲国家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非洲有54个国家，一些国家与西方走得比较近，在制度与价值观上比较接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感情总体上比较冷淡。

此外，由于地理相隔的遥远和语言文化的差异，非洲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对华认知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许多非洲人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迷一般的国度。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媒体的选择性宣传，更增加了非洲人准确认知中国的难度。我在国内接待过许多非洲朋友，他们如果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大都会感慨地说，亲眼看到的中国与他们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一些人对我说，由于受西方宣传的影响，他们脑海中的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个样子。

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人感知中国的途径开始多了起来，但是他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认知，也还是支离破碎的。毕竟，到过中国的非洲人数量只占非洲人中的少数，而中国又实在太大，很难通过一个短暂的访问形成准确的认识。

观察者网：每次中国宣布援外计划，舆论总是有很多杂音。说中国以政治优先、不在乎收益、工程常常烂尾……等等。但我们也采访过长期驻非人员，他们表示中国援外的方式、经验丰富了，控制风险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很少替人家“白干活赚吆喝”了。您能谈谈您对目前中国援非工作的印象吗？

钟伟云：国内民众对国家援外计划有不同的议论，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常有人批评政府的外援政策，以致一些发达国家一度出现“援助疲劳症”。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中等大国或地区性大国，要想发挥大国作用，提供对外援助都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政治优先、不在乎收益、工程常烂尾”。正确义利观要求在做援外工作时讲政治，不讲政治绝对办不好援助工作，贯彻正确义利观就是最大的政治。这里说的“讲政治”，并非狭义上的“政治优先”，即援助项目不讲经济效益。相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评估援外项目时，既要评估政治效益即政治意义，也要评估项目本身的经济意义即经济效益，尽可能做到政治经济效益兼顾。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未来3年中国对非合作的“十大计划”，并为此提供600亿美元的配套资金。许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或许会感慨，“哇，那么多！”甚至有人认为是在“撒钱”。中国政府商务部、外交部的有关负责人已经反复讲得很清楚，这600亿美元资金由3部分组成，一是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二是35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和200亿美元的基金安排。我的理解，无偿援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贷款和投资基金，而贷款是需要偿还的，基金也投向有经济收益的项目。据我所知，中国有关金融机构在审查评估贷款和投资项目时，有一套严格乃至严苛的程序和标准，可以确保相关项目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确保资金能够有效回收。

关于对非援助，需要强调的另一点是，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外交上对中国的支持就不必多说了。经济上，中国也在多方面从中非合作中受益。比如，中国对非的贷款带动了中国对非出口。2000年以来，中非贸易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长速度，这其中就有对非援助的带动作用。再比如，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中非合作学到了国际化经营的知识，掌握了国际规则，积累了经验。像中兴、华为、四达时代这样的企业，与非洲共成长，成为知名的跨国企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一些经济条件比中国困难的国家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美国政府仅向中国捐赠了区区5万美元，而非洲小国赤道几内亚却派其外长送来100万欧元，相当于该国人均捐款1欧元。可以说，中国在帮助非洲国家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

亚的斯亚贝巴远眺（照片由作者提供）

观察者网：这则新闻下的留言，很有趣，说“非洲有食人传统”、还有调侃“人肉罐头成本高，赞比亚买得起吗？”多数人想到非洲印象多是：穷、黑、热、瘦、野蛮、田径特别好。您说起过随团去非洲，团里的领导常震惊于非洲原来这么美、气候那么宜人。在您20多年对非工作中，有没有类似这样“颠覆三观”的时刻？

钟伟云：我第一次到非洲，是在1993年，而且是去当时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工作。此前，我已经从事了几年的对非洲友好工作，阅读了一些关于非洲的书籍和材料。但是抵达埃塞俄比亚后，还是感慨于这个国家的困顿。

持续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十多年军政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试验和连年的内战，使这个古老的国度破败不堪、民生凋敝。破旧的房屋、成群的乞丐，对人的视觉和感情产生巨大的冲击。在埃塞俄比亚连续工作4年后，我又多次回到这个国家，或访问，或路过，每一次回去，都感慨于它的巨大变化。即使是到了偏僻地区的城镇，建设的速度也是如火如荼。这个国家的经济自2003年以来，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增长。其势头，有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

我第一次去南非，是在1997年。那时，中国和南非还未建立外交关系。长期种族隔离统治的南非，给人的印象自然是黑暗一片。两个星期的考察和参观后，我写在感想里的南非同样有着不同的侧面。

当时的南非已有高度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要知道那时候高速公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概念，而南非的一些战备高速公路，据说在战时可供战斗机起降，可见其等级之高。赞叹同时，黑人聚居的城镇索韦托让人痛惜，成片成片火柴盒似的铁皮房强烈地冲击我的视觉。可也就是在这里，一对野鸭刚孵出一窝小鸭子，就在我每天活动必经之地的池塘边觅食，没有人去惊扰它们，它们对路过的人们也没有丝毫害怕。人与自然的相处是这么和谐。

乞力马扎罗山（照片由作者提供）

还有第一次去纳米比亚，是在2003年随一个代表团去的。代表团团长是一个省的领导，他在考察了首都和外地的几个城市后感慨地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我们中国应该向人家纳米比亚学习，应有长远考虑，注重细节。这位领导后来在他任职的省会城市建设了一条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当时有些人认为太超前，把这位领导戏称为“陈八道”。今天如果再问问那个省会城市的人，他们一定会说这一举动太有长远眼光。这件事说明，非洲国家并非什么都落后，而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

在非洲，可能还有一点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意外，那就是旅游设施的干净与卫生。即使是最落后的国家，像是马拉维、尼日尔，旅游景点内的厕所大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全然见不到国内旅游景点厕所那种惨不忍睹的状况。非洲还有号称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卢旺达。这个从1994年大屠杀中浴火重生的国家，在卡加梅总统的治理下，不仅经济快速增长，而且城乡面貌也焕然一新。不管是首都还是外地小城镇，大街小巷都看不到任何随手丢弃的垃圾。据说为了保持环境干净，卢旺达政府下令全国禁止使用塑料袋。当局会因为厕所卫生条件不达标而关闭学校。这大概也是许多中国人所无法想象的。

观察者网：我们不时会在媒体上看到，中企在非洲经营有困难，说工资不能月结，不然钱没花完之前找不到人——和中国人专心致志奔生活的状态很不一样。不同民族有不同国民性，我们当然不能将本民族的价值观强加在非洲人民身上。您认识的非洲人民是怎样的？

钟伟云：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与非洲人的人生哲学确实有所不同。我们中国人在一个相对孤立、大自然给人类带来挑战常常比较大的环境中生息繁衍，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非洲从自然条件来说，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上天的特殊眷顾，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

就拿对工作的态度来说，许多中国人觉得非洲人“懒”，而非洲人却觉得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下仍坚持工作不可思议。一位在非洲工作的中国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下雨，在工地上的非洲工人纷纷躲起来避雨。这时这位中国朋友将一只皮球往草地上一扔，非洲工人一拥而上争相踢球，完全忘记了是在下雨。我认为，这不能简单地用“懒”和“勤快”来解释非洲人与中国人行为的差异，而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有时形容非洲人“穿衣一块布、吃饭靠大树”，意思是说，一块布就可以解决穿衣问题，树上的果实足以维持生存，哪里还需要艰苦的劳动？在非洲的热带地区，由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基本生存问题确实比较容易解决。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人生哲学。

埃塞俄比亚儿童（照片由作者提供）

再拿非洲人的储蓄观来说，尽管政府想尽办法加以鼓励，但非洲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较东亚国家要低得多。非洲人不太愿意为将来储蓄，而更愿意在当下享受。一次我出访非洲某国期间与一位为我们提供安保服务的警察聊天，他说，工作一天，最大的享受就是下班后到酒吧喝上一杯啤酒。在他看来，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但自己的享受可不能少。这跟我们中国人下班回家做饭的习惯形成鲜明对比。

应该说，中非关系在政治上不存在什么大问题。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官方交往与民间交往还没有形成合理的格局。近年来中非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但与官方交往相比，仍然很欠缺。例如，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非洲村庄，但在非洲还很难发现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身影。

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遵守当地劳工、环境法律，不尊重当地生活习惯等问题。中国出口非洲的商品质量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问题，已经对中非合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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