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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八十年前,中共做出两个重要决定

周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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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6-30 12:03:28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建明】

八十年前的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通过了《关于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接连做出的这两个决定,对党的建设起着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在建党前20年的时间里,我们党经历了与外部敌人的严酷斗争,也因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遭受过巨大损失,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全国仅存不到5万名党员,主要集中在红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这与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任务相比极不相称。

因此,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的队伍快速发展,到1938年底,已经扩大到50多万。

但随着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的巩固问题就凸显出来。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巩固党的组织的任务。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1在那段时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为巩固党的队伍所做的理论建设。

但是,党内还是暴露出许多问题。1938年,已经到达延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陵而脱党投敌。在基层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刘力功的问题。

刘力功是19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从中央党校训练班毕业时,拒不服从组织分配去基层锻炼,坚持要回马列学院或原籍工作,否则扬言退党。组织上七次找他谈话,他仍拒不服从组织的决定。最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这件事反映了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1940年以来,因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长期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遭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促使中共中央就增强党性问题专门做出决定。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图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之间的斗争进入胶着状态。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败后,便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一方面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企图用谈判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把50万人压缩成10万人。10月,在苏北韩德勤部企图消灭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部队。经黄桥一战,新四军歼灭韩部1.1万人,巩固了苏北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又集结部队准备进攻孤悬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驱逐到黄河以北。

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据理力争的同时,多次指示和命令皖南的新四军主力撤到江北,在敌后发展。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丧失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决心的警惕,一再拖延。结果1941年1月6日,9000多名新四军在北移路上遭遇国民党顽固派八万余人围剿,奋战7昼夜。除约2000人突围出来,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史称“皖南事变”。这是抗战以来我军遭受的最大损失。

1941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皖南事变,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缺乏党性是关键。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中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检查党性,干部的党性巩固了党便巩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一个有关增强党性的决议。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图片为局部内容)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首先强调了增强党性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织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决定》深入分析了党性方面的问题与原因:广大农村的环境,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

《决定》要求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坚决肃清对一切决议、决定阳奉阴违的现象;加强党的纪律,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每个党员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倡大公无私,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和党性;从中央委员起,领导干部都必须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2

归结起来,增强党性主要是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严守党的纪律。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这个《决定》的意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3党性教育和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以后党的建设中始终坚持的重大课题。

与党性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党内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作风。在复杂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这种不良作风也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在1941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3月,毛泽东重新出版了1927年到1934年期间所做的农村调查材料,并在序言中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设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决定》首先指出问题所在:许多同志并不了解20年来党内因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幼稚无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不了解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了解情况,势必导致政策错误。

《决定》从党性的高度剖析了这些问题:“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5《决定》把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把能否加强对历史,对环境,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与研究,看作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从我们党所肩负的使命和党性的高度,提出了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

在对各级党、政、军部门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中,《决定》体现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必须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关,专职从事调研工作,并对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包括收集研究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情况;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作一地、一单位、一问题的典型调查;在农村、在城市着重对于各阶级、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责成地委、县委写当地名人列传。凡财产五万元以上的地主、资本家,敌、伪、友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县内外闻名的新闻记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传记,同时注意搜集照片;专门进行个别口头询问,包括干部、官吏、文化人、商人、工人、农民、俘虏、流氓、同情者;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中共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之强调,对对象和内容规定之详细,都与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及丰富的经验有关。1927年到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和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结论,确立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对调查研究,毛泽东要求担任负责工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从事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让群众把你当朋友,才愿意讲真话;要做系统的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调查前列出详细提纲,在调查时口问手写;要由点到面,深入解剖典型。

在调查时,毛泽东既找基层中下级干部,也找农民、落魄穷秀才、旧衙门的钱粮师爷、狱吏、破产的商会会长,并称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时必须采取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8

在延安向妇女生活调查团介绍经验时,毛泽东讲到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了笑容,说得也比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9

《决定》既体现了我们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脚踏实地工作作风的决心,也反映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丰富经验,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最后,《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决定》下发之后,极大地推动了党内调查研究的风气,各界别、各部门都纷纷下去调研。具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考察团到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在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的农村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调查,写成《出发归来记》,整理出多分调查报告。

在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这两个决定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延安整风,开展了一场全党马列主义学习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进一步走向成熟,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11,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运用经验的历史进程。我们今天回望八十年前中共中央所做出的这两个决定,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理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的原因,也更坚定了我们下大力气搞好党的建设的决心。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一卷下册,5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568页。

2. 参看:《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来源:湖北省档案馆,https://www.sohu.com/a/329126892_556544。

3.《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375页。

4.《<农村调查>序言》,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76页。

5.《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80页。

6.《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80—82页。

7. 参看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53—59页。

8. 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75页。

9. 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89—90页。

10. 以上关于《决定》的介绍,参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79—82页。

11.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出版,606页。

1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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