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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周天宇:有多少人被“层层加码”逼得回不了家?

周天宇

周天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2-10 07:26:0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天宇】

疫情之下怎么回家,成了传统节日里的新难题。

一如往常,刚刚一月初,妈妈就开始询问我今年寒假何时回家。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本打算在武汉写作到月底再回,可妈妈不无担心:“你还是早点回来吧,万一到时候疫情又严重了,像去年那样封城,你回不来了咋办?”

说实话,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担忧,无论是疫情后回武汉呆的这大半年,还是期间外出调研,尽管常常仍要扫码,但随着疫情好转,往日那种极端严峻的防疫政策形势,明显宽松了许多。我只好安慰道:“老妈,没事儿的,肯定能回去。”

谁知没过多久,国内多地出现疫情反弹,情况一下子严峻起来,妈妈的催促电话也变得频繁起来,我心中难免升起一丝隐忧,将原本29号返乡的车票提前到了23号。

此时恰逢中央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按照规定,武汉是低风险地区,我也并非是文件中规定的“特殊”工作人群,想必返乡应该没什么太多的“特殊待遇”。

我心中稍定,打电话给妈妈准备给她个提前回家的小惊喜。妈妈一开始很高兴,我无意中提了一嘴——“要不要问问社区?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要求和规定?”妈妈几乎瞬间便忧心忡忡起来。的确,从去年开始,回家先“请示”社区不知觉间就成了我们家关于我回家的首要考虑事项。我安慰妈妈:“不紧要的,国家政策都出来了,我回去没什么事儿。”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来了电话,言语里满是丧气味儿——“社区说,23号以后就得提前七天和社区报备,你去先做个核酸检测,回来要这个证明,而且回来后14天居家隔离,每天向社区医生上报早晚两次体温,每七天要做一次核酸检测。社区让你回来了就呆在房里,我们也不能见面,每天给你送饭,你就在房里吃。”

我听了很是忿忿不平,抱怨道:“明明国家也没这样规定啊,国家说28号以后返回农村的人员需要先检测啊,地方上却提前了日期又要回家这么严格地隔离,又是好几次检测的,有点太严苛了吧。”

这样的劝返点,在去年疫情期间非常普遍。图片来源:大众网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犹豫道:“要不,你别回来了?”我心里着实不好受,妈妈常常打来电话说想念我,又时不时说她买了我爱吃的菜,又说晒好了被子,我回来盖着肯定暖和,下这样的决断她肯定不好受。我自然是不肯,只是一切返乡的期待和喜悦都荡然无存了,不知道自己和家人会被怎样的“折腾”,不知道今年过年门口会不会又被贴上类似去年“武汉返回人员”的大红字。

返家后,小区物业又让我登记了一遍,社区医生很快又在微信上向我重新宣讲了一遍地方防疫政策,所幸没像前几天那样要我“闭关于一室之内”,只是当提到每隔7天自费去做一次核酸时,我质疑道:“这样不也是出门了?难道没关系吗?”她只是强调上面政策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经历了这一整年疫情防控,也能理解基层防疫的不容易,眼下又是春节返乡,防控压力陡然加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成了基层管理者的基本心态。

但这样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不仅增加了基层工作,也让民众无所适从,甚至有些怨气。

尤其是那些在外工作的人,他们往往大年二十九或三十才能回家,但地方要求14天隔离,意味着一旦回来可能返工就要耽误,这些人往往就只能选择不回来了。

在论坛里,有网友以国家不准地方政府防疫加码和文件里所提及的“返乡人员是返回农村地区人员”的解释,质疑地方政府的举措过度,而当地政府又拿出一份国家发布的政策答疑文件,说自己做得没什么问题。这样的帖子每天都有,各方援引的文件让我眼花缭乱,但地方政策依然如故。

那么,层层加码之下,执行的如何呢?

隔离期间,我被要求每天早晚上报两次体温,但期间有两三次忘记上报,刚开始社区医生还会催促并早晚主动向我收集体温信息,但逐渐催促和主动收集都没了。虽然说这政策是有加码之嫌,但怎么就变成自律活动了?

我想可能倒不是社区懒得管,而是地方政策和中央政策存在出入,中央要追责加码,地方原先是要在防疫上避责,两种责任集中到一起,颇有点进退两难,自然在执行上显得摇摆。

而我两次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也发现,尽管核酸检测窗口前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严阵以待,但门庭异常冷清。的确,在这样松弛的执行之下,他们的确是能够不去遵守规定的,大家之所以意见那么大,争执和反应那么激烈,更多的是争个道理。

2月6日,我刚刚做完核酸检测,社区医生就在朋友圈通知,返乡人员需要14天健康检测,但两次核酸检测被取消了。虽然这样的纠正是不错的,但总觉得地方政府决策成本之低,低到不仅显出随意性,甚至有点娱乐化。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层层加码,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能够理直气壮地在春节防疫政策上层层加码?不同于网络上对此的懒政解读,我认为,这还是源于治理工作的一系列贯彻和治理责任的下沉之间的矛盾,如果真是懒政,反而照搬中央政策是最轻松的。通过查阅近期国内防疫追责的相关信息,不难发现,基本近期地方防疫出现问题,追责到的都是区及区以下领导干部。这意味着防疫这一整体性社会治理任务,在工作上自上而下一以贯之,但相关责任却沉淀在执行层。

换句话说,问题发生则必然是执行不力的问题,纵然有些通报中显示追责了区一级干部的领导责任,但说白了依旧是执行问题。因为无论实际的问题如何发生,文件是不会错的,追责的领导责任是局限于执行层面的领导责任,所以现实是治理体系中,有些层级的责任止步于文件发布的刹那。倘若真出现了大范围的大问题,基层干部肯定还是脱不了干系,不过至多再向上处理一些大点的干部,但这样的大问题的发生概率却极低,因此,治理责任的确是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基层。

这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认为治理出了问题必然是基层没做好,因为“房子要是盖得丑了,那便是地基没打牢”。但实际上,地基决定了建筑可以盖多高,但不能决定盖得是否好看,因而房顶漏雨认为是地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治理一旦出问题就找基层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治理体系中,治理责任的界定是不明晰而且不合理的。在此情形下,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防疫任务上实行分类治理策略的责任成本就很大,一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下级部门有限,治理责任难以再向下有效分担;二是受制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制特征,地方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划,治理责任难以向上和横向分担(一地防疫出问题,不可能有效使得治理责任由周围城市和省份分担)。

因此,地方政府以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形式,构造出一种稀释治理责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以地方防疫政策的发布作为“治理行为”的免责或减责背书,同时将治理责任分担到更为广泛的群众身上。

但这种责任分担,不是源于良性的群众主动参与治理,而是政府直接“一刀切”式地以政策给个人责任“标明价码”,使本不必要担责者承担本不必要的责任。如今,治理责任总是“因地制宜”,而地方政府却不敢“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展开治理了,基层治理呈现的是“以责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政府和媒体在去年常常提到一个词——“防疫常态化”,但这种常态化到底意味着什么?防疫本身并非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其呈现方式却会使其失去合理性。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防疫这件事情本身一直以一种特殊的“运动式事件”呈现。

其实,防疫的常态化理应是一种防疫意识的常态化,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渐变,而不是实践领域中的突变。防疫只有成为人们生活认知的一部分,才能常态化为生活正常的一部分,才能使人们自然地将防疫结合进生活之中,而不破坏原有的生活惯例和节奏。

相反,目前地方政府的很多加码防疫政策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做不到分类治理,反而轻而易举地在家乡群众间制造出分化和分裂,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得安全防疫距离不仅成为物理上的距离,更是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

因为防疫程序过于繁琐,今年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回家。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改变,包括对传统习俗的改变,今年应该有很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地过年,留守当地也推出了很多就地过年关爱活动。政府“以人为本”赢得民众配合,这也正是我们这一年来能够取得抗疫胜利的法宝,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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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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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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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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