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天宇】

疫情之下怎么回家，成了传统节日里的新难题。

一如往常，刚刚一月初，妈妈就开始询问我今年寒假何时回家。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本打算在武汉写作到月底再回，可妈妈不无担心：“你还是早点回来吧，万一到时候疫情又严重了，像去年那样封城，你回不来了咋办？”

说实话，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担忧，无论是疫情后回武汉呆的这大半年，还是期间外出调研，尽管常常仍要扫码，但随着疫情好转，往日那种极端严峻的防疫政策形势，明显宽松了许多。我只好安慰道：“老妈，没事儿的，肯定能回去。”

谁知没过多久，国内多地出现疫情反弹，情况一下子严峻起来，妈妈的催促电话也变得频繁起来，我心中难免升起一丝隐忧，将原本29号返乡的车票提前到了23号。

此时恰逢中央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按照规定，武汉是低风险地区，我也并非是文件中规定的“特殊”工作人群，想必返乡应该没什么太多的“特殊待遇”。

我心中稍定，打电话给妈妈准备给她个提前回家的小惊喜。妈妈一开始很高兴，我无意中提了一嘴——“要不要问问社区？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要求和规定？”妈妈几乎瞬间便忧心忡忡起来。的确，从去年开始，回家先“请示”社区不知觉间就成了我们家关于我回家的首要考虑事项。我安慰妈妈：“不紧要的，国家政策都出来了，我回去没什么事儿。”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来了电话，言语里满是丧气味儿——“社区说，23号以后就得提前七天和社区报备，你去先做个核酸检测，回来要这个证明，而且回来后14天居家隔离，每天向社区医生上报早晚两次体温，每七天要做一次核酸检测。社区让你回来了就呆在房里，我们也不能见面，每天给你送饭，你就在房里吃。”

我听了很是忿忿不平，抱怨道：“明明国家也没这样规定啊，国家说28号以后返回农村的人员需要先检测啊，地方上却提前了日期又要回家这么严格地隔离，又是好几次检测的，有点太严苛了吧。”

这样的劝返点，在去年疫情期间非常普遍。图片来源：大众网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犹豫道：“要不，你别回来了？”我心里着实不好受，妈妈常常打来电话说想念我，又时不时说她买了我爱吃的菜，又说晒好了被子，我回来盖着肯定暖和，下这样的决断她肯定不好受。我自然是不肯，只是一切返乡的期待和喜悦都荡然无存了，不知道自己和家人会被怎样的“折腾”，不知道今年过年门口会不会又被贴上类似去年“武汉返回人员”的大红字。

返家后，小区物业又让我登记了一遍，社区医生很快又在微信上向我重新宣讲了一遍地方防疫政策，所幸没像前几天那样要我“闭关于一室之内”，只是当提到每隔7天自费去做一次核酸时，我质疑道：“这样不也是出门了？难道没关系吗？”她只是强调上面政策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经历了这一整年疫情防控，也能理解基层防疫的不容易，眼下又是春节返乡，防控压力陡然加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成了基层管理者的基本心态。

但这样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不仅增加了基层工作，也让民众无所适从，甚至有些怨气。

尤其是那些在外工作的人，他们往往大年二十九或三十才能回家，但地方要求14天隔离，意味着一旦回来可能返工就要耽误，这些人往往就只能选择不回来了。

在论坛里，有网友以国家不准地方政府防疫加码和文件里所提及的“返乡人员是返回农村地区人员”的解释，质疑地方政府的举措过度，而当地政府又拿出一份国家发布的政策答疑文件，说自己做得没什么问题。这样的帖子每天都有，各方援引的文件让我眼花缭乱，但地方政策依然如故。

那么，层层加码之下，执行的如何呢？

隔离期间，我被要求每天早晚上报两次体温，但期间有两三次忘记上报，刚开始社区医生还会催促并早晚主动向我收集体温信息，但逐渐催促和主动收集都没了。虽然说这政策是有加码之嫌，但怎么就变成自律活动了？

我想可能倒不是社区懒得管，而是地方政策和中央政策存在出入，中央要追责加码，地方原先是要在防疫上避责，两种责任集中到一起，颇有点进退两难，自然在执行上显得摇摆。

而我两次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也发现，尽管核酸检测窗口前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严阵以待，但门庭异常冷清。的确，在这样松弛的执行之下，他们的确是能够不去遵守规定的，大家之所以意见那么大，争执和反应那么激烈，更多的是争个道理。

2月6日，我刚刚做完核酸检测，社区医生就在朋友圈通知，返乡人员需要14天健康检测，但两次核酸检测被取消了。虽然这样的纠正是不错的，但总觉得地方政府决策成本之低，低到不仅显出随意性，甚至有点娱乐化。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层层加码，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能够理直气壮地在春节防疫政策上层层加码？不同于网络上对此的懒政解读，我认为，这还是源于治理工作的一系列贯彻和治理责任的下沉之间的矛盾，如果真是懒政，反而照搬中央政策是最轻松的。通过查阅近期国内防疫追责的相关信息，不难发现，基本近期地方防疫出现问题，追责到的都是区及区以下领导干部。这意味着防疫这一整体性社会治理任务，在工作上自上而下一以贯之，但相关责任却沉淀在执行层。

换句话说，问题发生则必然是执行不力的问题，纵然有些通报中显示追责了区一级干部的领导责任，但说白了依旧是执行问题。因为无论实际的问题如何发生，文件是不会错的，追责的领导责任是局限于执行层面的领导责任，所以现实是治理体系中，有些层级的责任止步于文件发布的刹那。倘若真出现了大范围的大问题，基层干部肯定还是脱不了干系，不过至多再向上处理一些大点的干部，但这样的大问题的发生概率却极低，因此，治理责任的确是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基层。

这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认为治理出了问题必然是基层没做好，因为“房子要是盖得丑了，那便是地基没打牢”。但实际上，地基决定了建筑可以盖多高，但不能决定盖得是否好看，因而房顶漏雨认为是地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治理一旦出问题就找基层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治理体系中，治理责任的界定是不明晰而且不合理的。在此情形下，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防疫任务上实行分类治理策略的责任成本就很大，一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下级部门有限，治理责任难以再向下有效分担；二是受制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制特征，地方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划，治理责任难以向上和横向分担（一地防疫出问题，不可能有效使得治理责任由周围城市和省份分担）。

因此，地方政府以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形式，构造出一种稀释治理责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以地方防疫政策的发布作为“治理行为”的免责或减责背书，同时将治理责任分担到更为广泛的群众身上。

但这种责任分担，不是源于良性的群众主动参与治理，而是政府直接“一刀切”式地以政策给个人责任“标明价码”，使本不必要担责者承担本不必要的责任。如今，治理责任总是“因地制宜”，而地方政府却不敢“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展开治理了，基层治理呈现的是“以责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政府和媒体在去年常常提到一个词——“防疫常态化”，但这种常态化到底意味着什么？防疫本身并非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其呈现方式却会使其失去合理性。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防疫这件事情本身一直以一种特殊的“运动式事件”呈现。

其实，防疫的常态化理应是一种防疫意识的常态化，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渐变，而不是实践领域中的突变。防疫只有成为人们生活认知的一部分，才能常态化为生活正常的一部分，才能使人们自然地将防疫结合进生活之中，而不破坏原有的生活惯例和节奏。

相反，目前地方政府的很多加码防疫政策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做不到分类治理，反而轻而易举地在家乡群众间制造出分化和分裂，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得安全防疫距离不仅成为物理上的距离，更是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

因为防疫程序过于繁琐，今年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回家。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改变，包括对传统习俗的改变，今年应该有很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地过年，留守当地也推出了很多就地过年关爱活动。政府“以人为本”赢得民众配合，这也正是我们这一年来能够取得抗疫胜利的法宝，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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