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为什么中国总是被错判?

来源:《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

2022-08-05 08:21

周鑫宇

周鑫宇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文/周鑫宇】

西方流行的政治思维

2021年1月1日,《纽约时报》在新年第一天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免费的奶牛?中国对农村贫困发起战争》的文章,称中国为帮助本国最贫困的民众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金钱,但这样的做法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来说难以效仿,中国模式不可复制。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前的2020年12月,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国减贫工作令全球瞩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向世界学习了重要经验,同时中国经验也可供世界参考借鉴。

显然,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当《中国政治的细节》这本书要结尾之际,我们已经熟悉了岢岚脱贫的故事,但是关于中国治理模式的问题恐怕仍然萦绕在读者心中。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当代最成功的治理案例之一。如果中国的减贫之路不能复制或者不应被复制,那么这对于世界的减贫治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这涉及我们怎么看待政治与治理的关系。上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作者显然采用了一种长期流行的政治思维。秉持这种思维的人会用一些刻板的政治逻辑来评价一切治理活动。

英国政治学家格里·斯托克在讨论统治和治理的关系时,使用了一个概念叫作“威斯敏斯特模型”。他的意思是说,当英国人讨论自己的政治时,总是围绕着威斯敏斯特这个伦敦市中心的一小片国家行政中枢。人们的政治思维总是被宏观政治制度所吸引。

威斯敏斯特地区的英国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组成了国家政治机器,政府部门、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主体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开展权力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转,而这又进一步定义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表现为某种政治价值观,比如民主和自由、威权和专制。

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所有的国家治理问题都归结于国家政治制度,并可以用政治价值观来进行评判。比如说到英国的经济发展就归结于其民主制度和有限政府理念,以及这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价值观。

问题是:这种典型的政治思维真的足以解释所有领域的国家治理吗?斯托克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最多只是为具体的治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的背景。仅仅用分析“统治”的方法来理解“治理”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生前资料

“威权主义学说”无法说明中国

不幸的是,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思维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威斯敏斯特模型”的反面,即中国与采取自由民主制度的英国相反,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因而中国的一切国家治理活动就被打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

按照这样的观点,减贫就有“民主的减贫”和“威权的减贫”,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由此可以分为“自由主义的抗疫”和“威权主义的抗疫”。一些人用一套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思维把中国的治理和西方国家的治理割裂开来,仿佛它们是两种语言和两种逻辑。

这套政治思维就像选美比赛裁判桌上的评分表,仅仅由几个简单的标准组成。当国家政治制度的“模特”从T台上走过的时候,她们有的得分高,有的得分低,甚至有的会被政治标准所“淘汰”。不管“模特们”表现怎么样,结果已经预先判定。

例如,当《纽约时报》和其他西方媒体尝试用“威权主义”制度来解释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的时候,会宣称“威权主义”在病毒面前是有效的,但它是以牺牲个人自由的方式起作用的,因而值得警惕。这听起来是一套百试不爽的陈词滥调。无论如何,按照政治制度评分标准中国都是一个“不及格的模特”。中国的成功治理即便是真实的,也是危险的。

这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由洛克和孟德斯鸠等经典政治哲学家所普及的思维方法,在后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历史中被大大强化,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方式。

但很显然,“威权主义”学说无法充分解释岢岚村庄的脱贫,也无法说明中国因何取得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治理成就。近些年来,这种武断的审判已经越来越令想要获得关于中国的真正知识的人感到厌倦。人们会追问,即便用“限制自由”的方式可以减少病毒传播,那么如何用“限制自由”的方式让村庄脱贫呢?又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呢?

考虑到西方政治专制主义在攫取乡村方面臭名昭著的历史记录,以及历史上那些僵化的专制政体普遍出现的经济困境,对中国做类似的政治评价不但脱离了现实,无法真正回答关于中国的问题,反而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疑惑。

西方对华政策陷入摇摆和迷茫

由于不能成功解释中国的治理,西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处在自以为是和不知所措的钟摆之间。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西方对中国的判断和对苏联的判断是相似的。中国固然可以依靠“威权主义”的力量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但这种制度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普遍富裕,更不要说取得“专属于自由制度”的那些成就:活跃的市场经济、大规模的减贫、技术创新应用、人权的保障和社会平等。“威权国家”的力量是危险的,既威胁到别的国家的安全,实际上最终也会威胁到自身的前途。

这种判断使得西方既对中国长期戒备,又不以为然。新中国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迫切的威胁,但它的未来不足为惧。对付中国“威胁”的办法就是限制对华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往来,以免“威权政府”从社会中攫取资源强大自身力量、延续生命。这就是冷战时期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和遏制政策的逻辑。

当中国出现意料之外的市场经济、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时候,遏制政策的逻辑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恐惧逐渐消退,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开始主导对华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战略家相信,私营企业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教育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深化等治理成就既然是自由民主制度所专属的,就必然和中国的“威权主义”制度发生冲突。中国新出现的经济社会因素最终会动摇“威权统治”的基础,让中国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威权政府”则一定会设法压制社会变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应该乐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声援中国社会力量对“威权政府”的反抗,积极促成政治巨变的发生。这种认识构成了最近几十年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接触”政策的逻辑。

由这种思维主导的对华接触政策也没有达到其目标。就在中国开展脱贫攻坚的同一时期,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也展开了反思。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出乎意料的平稳,甚至解决了深度贫困的问题,而这在美国都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政治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政治制度没有发生预想中的动摇,反而动摇了美国继续“接触”中国的合法性。

一些美国政客甚至宣称,中国欺骗了美国,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是上了中国的当。这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声潮,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宣称要和中国开展战略性的、严肃的竞争。中美关系走向何方,成为笼罩在世界上空的阴影。欧洲国家反对和中国走向对抗,但要求和中国竞争的声音也在增加。

问题是:西方政客所宣称的竞争是指什么呢?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在今天更难成功。中国还在继续开放和发展。西方多数企业难以接受和中国市场脱钩的压力,也不认同政客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论断。与此同时,国际组织称赞中国在减贫、气候、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就。就连一贯对中国政治制度发动攻击的西方媒体也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中,中国恢复得比多数西方国家都快。在国际大变局中,中国看起来更有希望。

这一切都是由中国持续成功的治理所带来的。在中国持续取得的治理成就面前,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陷入空前的迷茫。对很多人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什么时候如预期那样走向溃败,而是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为什么会成功,中国治理的成功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美国所说的竞争是指同中国的治理和发展竞争的话,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治理确实有某种成功之道?如果仅仅把中国的成功治理归结为“威权主义”制度的优势的话,那么“治理的竞争”就难免会变成“制度的竞争”,这又会重新回到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图景中去。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平台“蓝鲸2号”喷出双火焰(2020年3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供图)

国家政治制度不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唯一因素

西方在中国的治理成功面前陷入迷思,证明当今世界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政治和治理的关系。国家政治制度不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唯一因素。即便不考虑中国问题,这也是一个事实。

在同样实行西方式选举制度的国家,有的国家实现了好的治理,有的国家却没有。反过来,治理却似乎总是影响着民主制度是否行之有效。

根据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对于发展中国家选举制度的研究,人均年收入在2 700美元之下的贫穷国家开展选举,反而会让国家更加动荡。实际上这个收入数字并不是关键。人均年收入只是有效治理的一种结果。在人均年收入排在前列的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也无法约束特朗普政府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实一再证明,西方理论家把选举制等同于责任制(accountability),这样的理论太过粗陋了。选举制要演变成责任制,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府治理的绩效能够被选民感受和评估。如果没有治理的改善作为标尺,选民就不知道因何而投票。他们的投票行为不会体现出对负责任政府真正的要求,因为他们太久没有感受到或者从来都不知道良好治理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他们可能接受政客蝇头小利的贿赂,也可能仅仅因为族群归属或者在某件事上的好恶而选边站队。

选举制度失败的背后是国家治理的失败。在这一点上,2020年的美国和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失败”国家是一样的。因而对美国来说弄明白治理如何在政治中实现,不只是为了避免和中国的冷战,也是为了避免美国陷入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跳出“威权主义”刻板印象的陷阱,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治理经验也意义重大。

联合国正在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政治承诺。这些目标之所以任重而道远,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不协调。很多隔阂是人为造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克服人为造成的政治对立,在世界各国推广和实践有效的治理经验。

多数国家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提升本国的治理能力,而不是空泛的政论和“战略竞争”。中国成功脱贫的意义不只再次证明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有实现成功治理的机会,更由于中国不宣扬自己政治制度的普世性,而为世界各国研究治理的发展留下了更开放的思想空间。

【本文摘编自周鑫宇教授的新书《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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