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静辉】

湖北是新型冠状肺炎的重灾区，省内各个地级市确诊人数的节节攀升也是意料中的事。而在湖北省千里之外，有一个城市同样引人注目，其感染确诊人数丝毫不亚于湖北下面的各个地级市。

这个城市就是温州。温州在这次疫情中确诊的数量多到让有些人误以为温州是湖北下面的地级市。

我们可以看一些具体的数字。截至2020年1月31日，温州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已达241例，而此前几日，在浙江省所有的地级市里，温州市连续确诊人数都是最高的——1月29日确诊的病例为58例,次日新增55例，1月31日再增14例。曾有报道称，温州确诊人数仅次于湖北的武汉、黄冈、孝感、荆门，排名全国第五。

图片来源：上观

为何温州确诊人数能排全国第五？

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温州为什么一下子会确诊感染这么多人？作为远离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温州经济发展比不上深圳、东莞等地，城市吸引力也不及杭州、宁波，怎么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感染人数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其中原因，笔者试图分析几点。

首先，在武汉的温州人数量庞大。有相关数据统计，在武汉经商、打工与读书的温州人有18万之多。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发达，他们很早就前往武汉进行商贸往来，温州的一些产业也已在武汉扎根经营，如经营眼镜、灯具及电器等买卖的温州人在武汉都有自己的店铺门面。在这次疫情源发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附近就有一眼镜批发市场，温州人在这批眼镜批发生意人中占据了不小比例。此外，温州还有大量的美发美容产业人员在武汉就业。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湖北是一个教育大省，武汉也是很多温州人就读大学的集中地之一——浙江教育资源并不丰富，大多数温州人也不愿意往北走，选择武汉就读大学成为很多温州人的选择。

一个庞大的温州人群规模在湖北武汉聚集，在春节的推动下，这些人员返回温州，因此如之前温州副市长所言，“在温州发病曲线和回温人员的高潮是成正比的”。

或许，还有一点同样值得重视，那就是湖北籍在温州的工作人员。

温州、台州也是湖北籍务工人员的打工集中区域，2019年湖北籍在温州创业、务工的人员就已达46万。笔者在乐清、温岭等地调研时，也发现湖北籍务工人员非常多，温岭大溪地区遍地都是鄂菜馆。这些人有的春节会回家，有的选择留在温州，部分人员还会把子女从湖北各个地方经武汉中转接来温州过年。这部分人员的规模同样不可忽视。

其次，温州的地方人情往来繁多。

温州人在年关时非常注重亲缘、地缘关系的交往网络，其中在年关吃分岁酒是温州的一个固有节目。

几乎每家都会安排分岁酒，把亲戚朋友叫过来凑几桌。而常年在武汉做生意的温州人回家后，如果不组织或参加分岁酒，就与本地的亲戚、朋友一年到头也见不上面。因此，分岁酒成为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回来后必不可少的一顿酒席。

分岁酒主要邀请的是自身家族里的亲戚，温州还有源于村落社区地缘关系的兄弟酒、姐妹酒。在温州各个区县市，因为同一村，所以一些年纪相仿的男性会组成兄弟，一些年纪相近的女性则结成姐妹，这成为当地人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圈子，这些人在每年年底也会组织一些酒会。

从武汉归来与家乡亲友相聚，原是喜庆之事，如今却因接触众多，导致感染人数的数量急剧上升。

再次，初期人们的意识淡薄。

相隔千里，温州普通人刚开始并不认为疫情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生存。虽然武汉的形势很严峻，但未能直接触动温州人的意识。即使政府开始加大宣传与工作力度，大多数人还是依照以往的惯例与习俗安排着年底的生活。

在笔者所居的一栋楼里就住着原先村里的一个厨师，他借用了小区某栋一楼的物业用房，年底时就专门负责烧分岁酒。他还不是个例，小区里与他一般操作的还有两家，在1月17日至21日，几乎天天在摆分岁酒，每天晚上都有好几桌人在吃饭，吃饭时也没见人戴口罩。可见，那时人们对冠状肺炎的事情还是没有在意。

此外，就是基层办事软性。

在浙江，地方干部办事普遍是比较软的，不会采取一些硬核措施阻拦，他们会尽量采用劝告的手段劝服人们不要聚集、聚餐。这点虽显温情，但也给一些已接触过肺炎确诊者的人提供了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这些人自认为身体很好，不会被感染，村干部对这些常年在外做生意、务工的温州人员也非常讲人情、村情，所以没有对他们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

最后，温州是一个以自由贸易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业城市，商业城市从业人员与外界交往的密度较频繁，且内部交往也较复杂。

商业型城市以货物交换为主要特征，彼此之间因为交易时有碰面，事后也难以知道相互之间有感染。以最为典型的温州城南银泰商场传播为例，银泰服务员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在未知的情况下又与商场消费者有接触，导致消费者受传染，这样一种商业交换逻辑导致传播异常复杂。

部分温州人在武汉可能已被传染但尚未出现征兆，回到温州后又不断地进行生意人之间的往来，这样频繁流动的商业圈，使得温州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换而言之，以传统的定点与定人方式进行的公共卫生预防政策，遇到自由流动的商业型逻辑，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很大的不同步。如今温州所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恐怕温州的问题也将是春节结束一些流动型商业大城市即将要面对的问题。

如何补救？

考察从1月27日到31日的确诊患者，他们中大部分人员是在23日封城之前就返回温州的。23日到27日有1.88万人回到温州,正处于观察期或者爆发期，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确诊人数可能还会有较大的增长。

或许是意识到形势严峻，相对浙江其他地级市，温州地方政府较早就开始推行从上到下的动员机制。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政策，加大从武汉来温州人员的排查力度。继停运温州城乡交通之后，市内公共交通也全面停运。如今，为避免交叉感染，政府严控居民出行，甚至规定每家每两天可指派1人出门采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温州或可继续吸取其他地区的教训，借鉴其他地方的优秀做法。

第一，建立以医院医疗人员为中心的关照系统。

在当前防疫的重点阶段，一定要围绕医院医疗人员的需求为中心，给予这些人员特殊的照顾与供给体系。优先考虑医护人员的日常所需与出行，只有建立了以医护人员为中心的防疫体系，才可以解决核心的病人就诊与确诊问题，才可以不让患者到处跑，从而遏制传染源的不断扩散。这也可给医护人员最大的关心，使得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战斗在第一前线。

第二，在市级层面建立医疗资源的统一配置。

目前温州各项应急资源已处于紧张状态，温州市内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资源已告急，正在进行募集捐助，其他一些医院也出现了相似局面，现在不少医院规定限量供应、限量配备，不少医院也在进行自我筹备。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武汉市资源配给中的混乱问题，政府应该提早在市级层面对医疗资源进行统一配备和发放，建立及时又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

第三，围绕感染人员与疑似感染人员的隔离问题，形成从上到下的硬核监控体系。

在重大疫情面前，一切以防止疫情扩散为中心，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可实施封城、封道、封村、封小区等手段，杜绝传染源的蔓延。这方面基层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基层干部一定要树立大局观，不能因为个人人情或者一些村情，而对一些疑似人员法外开恩，或者纵容村里人员进行聚集性活动。在抗“疫”阶段，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只顾及人情恩怨。

第四，动用社会力量推动资源捐助与疫情防御工作。

温州有浓厚的慈善传统与众多慈善组织资源，这些慈善组织在历次温州的募捐活动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可以动员这部分力量积极筹措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卫生资源，为医护人员解决燃眉之急。同时，也积极动员社会组织体系对外来人员进行排查与心理疏导工作——毕竟不能保证每个外来人员都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他们也可能对肺炎病情及相应隔离缺乏科学的认识。除了让他们卸下思想包袱，还应建立良性的互动跟踪机制。

总而言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温州的疫情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离汉返温人员的巨大存量，另一方面则是紧接而来的庞大的复工队伍。

希望温州政府乃至其他省市管理者能在借鉴、吸取其他地方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发挥政府的灵活性与效率性，及时控制住疫情，为节后的春运、复工潮做好准备。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