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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静辉:复工与防疫,我们该如何选择?

2020-02-21 07:30:4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静辉】

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下降和出院人数的增加,各地也接连传出复工的消息。来自江苏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6日,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数达29230家,复工面达65%;复工人数324万人,是正常用工数的57%。

但在当前防疫压力依旧很大的情况下,想要全面复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有些企业老板诉苦的那样:我们的生产是流水线,少了一个工种,是做不了的,必须所有工种都到了,才可以做。……你的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有没有复工?如果整个大行情产业链都不通的话,一路上设关卡,运输都成问题。

其实早在2月9日,我在村里已经闻到了附近工厂复工的味道,尤其是在2月10日村子里走动的人开始多起来了,马路上来往的车也开始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村旁边就是工业园区,在2月10日的早上,我已经听到了很多的鞭炮声,表明附近很多工厂已经开始复工恢复生产。

我是2月11日从老家宁波宁海返回温州的,自驾车从宁海高速入口驶入甬台温高速。事实上,宁海高速有多个路口,但是其他几个出入口基本封闭,只是保留了一个县城附近的出入口。

本文作者在高速路口拍下的画面

可以说,一驶入高速,心理就有点不安,在开了十几分分钟之后,内心更加忐忑不安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开高速的经历,在整个高速车道上竟然没有碰到一辆车,后来,到温州下高速之后,我自己心理算了一下,整个250公里的高速路程,碰到的车辆不超过20辆,而且20辆车当中10多辆是运货的货车。

从作者的驾驶室里可以看到空旷的高速公路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要知道甬台温高速是浙江沿海地区的黄金通道,平时开车的时候,车来车往,货车与轿车相互交杂,高峰的时候经常有堵塞。也正是因为甬台温高速车流量过大,才会有甬台温高速复线的开通。然而,在2月11日,在农历正月十八,按照往年的正常节奏已经车辆开始大规模流动的时候,这条高速竟然空荡到几乎无车的存在。

车子在甬台温高速上行驶所经过的地方,也是浙江中小企业集聚区,几乎每一个县都有规模的企业,例如宁海模具产业,三门橡胶产业,黄岩模具,温岭制鞋等等,但是,在高速上一路驶过来的时候,所有的地方都显得静悄悄,大多数地区的高速路口基本上都已经封闭,一个地区只是保留了一两个高速出口。

高速两旁看到的大多数工厂仍然还是紧闭大门,一些产业集聚区也看不到开工的迹象,整个浙江的沿海产业区还是处于先前的暂停键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按照往年的惯例其实大多数工厂都会在正月初八的时候就陆续开工,往年正月初八早上的鞭炮声绝不亚于除夕,但是现在到了正月十八,工厂复工的迹象还没有确定。

这样一种状态,其实说明了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的矛盾心态,防疫和复工的矛盾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这种矛盾会越来越大。事实上,不仅仅是政府的实践逻辑充满着矛盾,表现在一些专家的观点上也有偏重,例如卫生疾控专家认为疫情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仍然不能轻视,疫情的拐点还充满着不确定,各个地方政府仍然要绷紧防控疫情这根弦。然而,另外一些专家则开始认为,必须尽快复工,必须让生产动起来,长期的不开工会对原本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这种矛盾形态,在浙江嘉兴海宁市的市委书记的一段留言中表露无遗:“虽然已经到凌晨了,但是久久不能入睡。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新海宁人,进不了我们的社区,进不了我们的村庄。这是今天困扰我和市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目前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的实践逻辑来看,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即以防疫疫情为主职的情况下,逐渐放开复工的口子,分批分类型进行复工。这种做法,是建立在全国各个地方严格遵守防控政策的宏观基础上所形成的配套,即今天整个公共交通暂停之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流动渠道被阻断,一方面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严格管控,不允许随便外流或者出走,另外一方面流入地则是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本地,这就是实行高速路口卡口的政策,一有不是本地户籍的人进入区域就采取劝返的政策。

防疫与复工之间的矛盾张力遍及沿海地区的各个县市区,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除了等待时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也普遍进行了一些地方性的尝试:

第一,在杭州等地实行信息化管理的健康码政策,即每一个申请在杭州通行的人必须通过网络健康码的申请才可以。

健康码有黄绿红三种颜色,显示绿码者,市内亮码通行,进出杭州扫码通行;显示红码者,要实施14天的集中或者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14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显示黄码者,要进行7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不超过7天正常周,将转为绿码。

这种网络健康码的政策虽然大大简化了审查与监督的成本,但是同时也客观上为外来人员人为设置了一道屏障,尤其是那些缺失现代手机运用技巧的中老年农民工,他们对于手机的功能只是简单停留在接打电话,对一些APP程序应用的知识是缺失的。

第二种地方性割裂政策所产生的逻辑。所谓地方性割裂是,是地方政权在民情意愿与不出事逻辑疫情压倒一切的基础上,对地方社会所做出的外来务工人员排斥政策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

例如,在江浙沿海地区已经有很多外来民工涌入,但是社区或者村社为了保护自己社区内的居民采取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对外排斥政策,以致于外来民工无法进入自己原先居住的出租房或者进入社区内的工厂正常就业。

第三种,则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开工。大多数地区采取疫情分类与产业分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复工。

例如浙江以及附件等地已经相继对疫情发生地区进行了分类,福建划分为四类,一类是无疫情区,第二类是零星散发疫情区,即无聚集性感染且确诊病例4例以下的县市区,第三类是一般疫情,第四类较多病例疫情区。疫情地区的分类相应的会采取不同的复工步骤,对企业与项目复工复产要适当加快,在第四类较多病例疫情区,则采取分批有序复工复产。

中铁四局在确保防疫的同时复工保证工程进度(图片来源:新华网)

而在浙江采取的五色疫情图方式对各县市区的疫情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所谓的五色疫情图是指红色的为疫情高风险县,橙色为较高风险的县,黄色为中等风险的县,蓝色为较低风险的县以及绿色为低风险县。

虽然,有序分批分工是早在2月初就比较明确了,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压力中,不知道这种有序分批分工怎么进行时间上的把握。作为中小企业的集中地,浙江地区的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着审批申请的困境,即大多数企业都提出申请,但能够获批开工的只是极少数,根据网上资料的材料,截止到2月12日,宁波复工的企业数量只是占到20%左右,还有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等待着上面复工的审批。

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等疫情防控的形势,然而,这种等待无疑是焦虑与备受煎熬的,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应该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上形成一定的战略性思维,即地方政府应该在打赢防控阻击战上有明确的判断,从而为复工复产提供明确的指向。

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在湖北省外疫情已经连续下降十几天的情况,地方政府并不能放松疫情防控这根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中心还是围绕着疫情来展开,应该从早期的防控为主,复工为辅向复工为主,防控为辅的正常化方向扩展。

第一,明确以复工为中心任务,积极帮助企业进入正常生产步骤。当然,这一转变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复工的信号一旦打开,随之而来的人员流动性会不会导致疫情的再次扩散,以及接之而来的问责等等,这些也是地方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放开地方交通管控,不批准大量中小企业复工的原因所在。

国道324线上公安民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在检查车辆(图片来源:新华网)

然而,不复工,不组织生产,接下来的物资供应、家庭生存都会遇到巨大的麻烦,那个时候不是疫情的爆发,而是生存危机的爆发,因此,沿海地方政府必须打破担责问责的纠结心态,积极组织企业复工恢复生产常态化运作,这其中,也一定要落实好政府、社区与企业的疫情防控分工工作。

第二,尽快结束市域之间的交通管制,疫情非常时期的交通管制可以理解,但是现今除湖北之外疫情压力有所缓解之际,应该尽早结束现有的市域之间的交通管制。这个交通管制导致了地域之间的诸多不便,尤其是割裂了较大的流动市场,割裂了工厂复工的原料市场,也割裂了向外输出的产品市场,给企业与劳动力市场都形成了约制。

第三,中小企业复工审核要加快,事实上在社会工分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所有的产业链条都高度市场化与精细化。我们虽然允许一些规上企业或者医疗设备企业复工了,但是他们生产的原料其实都与中小企业息息相关,因此,没有中小企业的复工归位,规上企业的生产也会遇到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

第四,就地吸纳已有存量劳动力。充分发挥本地市场劳动力的调剂作用,雇佣一些本地剩余劳动力暂时就业。

在封村、封路的情况下,一些非正规就业市场已经关闭,而原有经营一些非正规市场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正常的工作途径,再加上一些中老年劳动力的剩余,在本地复工企业急需劳动力之际的时候,可以暂时充分吸纳这部分劳动力进入企业就业,因为这部分劳动力是作为暂时代替性劳力而存在,所以可以适当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薪酬,本身这部分劳动力也不会长期做工,一旦疫情管控结束,这些劳动力就会回到非正规的劳力市场寻求更清闲与自由的工作。

第五,以县市区为单位对企业外来雇工人员进行统计,确定本县市区的外来民工数量、籍贯与来源,通过数据分析哪些地区的外来人口比较多,与流出地当地政府积极进行接洽协商,构建区域之间的包车运输政策,切断盲目流动所造成的疫情扩散等风险。

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用工危机的问题,也没有疫情扩散的风险。政府要对企业进行统筹,单一的企业是无法做成的,以县市区为单位的地方政府可以进行数据分析统筹,费用分担的方式解决用工荒复工复产等问题。

广西南宁平稳村对进村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图片来源:新华网)

第六,及时解决流出地民工内在怕出去的恐慌心理。因为这次疫情在各种媒介的催化效应下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封闭性政策,这些都直接通过他们的感官获得,这使都加大或者加剧了农民工的恐慌心理。在一些流出地区中,农民工形成了怕出去的恐慌心态,观望成为绝大数民工的现实选择。

因此,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在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全面复工的时候,会发现面临劳动力不足的“民工荒”问题。这个时候,应该适时降低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封村封路只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恐慌心理,造成人们的裹足不前,减少地方之间的壁垒,减少区域内部的封村封路问题,形成内部之间通畅的交通运输。

因为对新冠肺炎的一些侥幸心理,我们已经吃了大亏,所以,在新冠肺炎的防控上,各级地方政府务必不能放松心态,还是要高度保持警戒心态,在一些把控上也尽量做到细致化,这也是我们各个地方政府正在做的。

随着疫情防控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回到正常的复工复产的步骤上来,应该在大局上对形势上做出判断,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两手都要抓。从这一点上来说,沿海各级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尝试通过各种政策为企业解困松绑,而在给企业松绑的同时,各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也要适当松绑。总之,在复工复产与防疫的选择上,一定要把握好适度平衡原则,各个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进行轻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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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静辉

朱静辉

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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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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