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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飚:国家与三股势力的博弈——工业化的政治经济逻辑

2019-06-28 07:41:31

【文/ 朱天飚】

工业发展与战略

工业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而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点是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前者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后者保证了专业化生产者可以获得其他产品,包括维持基本生活。因此专业化生产与贸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互相依存,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应该说,资本主义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心专业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边缘专业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相互沟通。

这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可以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全球。专业化生产与贸易的发展驱使着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先是从西欧到东欧,后是从欧洲到世界。边缘如何走向中心的问题应该从资本主义之始就出现了,这也就是发展问题的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业发展是发展的关键点,它反映的是一国经济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结构性转变,是一个国家产品升级的重要转折以及走出边缘的根本保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就成为被经常讨论、并且产生争论的主要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目的都是促进快速工业发展。进口替代顾名思义就是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替代进口品。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需要以附加值低的产品通过贸易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高的产品,如要代替这些附加值高的产品就意味着自己要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也就是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促进产品快速升级的一个战略。这一战略是在经济基础并没有达到产品自然升级的情况下由国家强迫实行的,因此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同时还要提高关税以防止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挤垮自己的新生产品。与进口替代战略的“强迫升级”相反,出口导向战略寄希望于逐步升级。这个战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因为资源禀赋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也就不一样,这样就可以通过贸易达成互利。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贸易会保证收益的产生,而不断带来的收益又会通过提高整体生活水平等渠道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进一步开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势在必行,这也是产品升级的动力。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可谓针锋相对。前者强调一步到位,跨越式的产业发展,后者则稳扎稳打,从自己最基础的产品(也就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开始,逐步发展。前者需要国家通过大量投资和提高关税进行保护,后者则更需要政府做好法规建设等“后勤”保障。国内关税保护对于前者至关重要,而国际自由市场则更有利于后者的实施。

理论流派与争论

关于国家运用何种战略以及如何管理战略来推动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一般可以总结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三个理论流派的争论。

国家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涵义广泛的概念,在这里仅用来代表那些强调国家在推动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观点和理论流派。比如用来描述约从1500年到1750年欧洲主要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就是流派之一。其政策对内强调国家建设和领土统一,对外强调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财富。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Hamilton)以及德国学者李斯特(List)都主张运用贸易保护措施,如补贴和关税等,对本国制造业进行保护,这就是对进口替代战略的直接表述,也被称作“幼稚工业保护”战略。

二战以后又有一批学者根据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归纳出国家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申克隆(Gerschenkron)根据19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发展经历提出了强组织力机构(先为银行、后为政府)随发展时间的后置而越来越强的观点。一系列学者根据东北亚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提出和发展了“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他们指出,东北亚地区的政府是主要依靠选择性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即通过调动国内资源和运用关税、补贴等措施支持战略性产业。当然,选择性产业政策在东北亚经常用来支持出口导向产业,但并不只是顺应资源禀赋,而是积极创造竞争优势。

与国家主义相反,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斯密就指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能够自己创造财富,使每个参与者都受益,进而推动公共利益。从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现代经济学到后来在这个学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关注点直接放在了市场运作规律之上,而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寻租理论则将政治家作为一个行为者加入到只有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并认为,就像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政治家也是自利的,因此当他通过政策干预市场以达到自利目的时,市场的正常运作就必然受到影响。

可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反对建立在对市场自身运作的保护之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倡在国际、国内层面都尊重市场规律,认为劳动分工与贸易会使参与国、参与人普遍受益,而普遍收益的基础就是前文讨论过的比较优势概念。因此,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支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反对突出国家干预和保护性关税的进口替代政策,也不支持选择性产业政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是对发展和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中的主要争论。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会被其他理论流派的崛起与发展所遮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流派就曾一度成为解释发展问题的主流。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强调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经济结构对发展的决定作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属于这个理论流派。这些理论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结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出发,来解释欠发达地区为什么难以发展。这些理论指出,欠发达地区无法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根据国际分工形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发达国家所在的中心地区生产并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欠发达国家所在的边缘地区生产并出口原材料和其它初级产品,后者比前者的产品更易替代,因此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一些结构主义学者指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背后是中心地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动机以及他们通过与边缘地区资产阶级、国家的联合而对中心-边缘不平等交换关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一旦被锁在中心-边缘的结构内,不发展或畸形发展(即不平衡以及贫富悬殊的发展)是必然结果。因此,温和的结构主义学者希望在结构内改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激进的结构主义学者则主张发展中国家脱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中央计划型经济的形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

国际体系与社会力量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市场是必然存在的发展工具。但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它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必然给每个参与国都带来收益,国际自由市场还可以辅助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后者认为,中心国家就是通过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以及进一步的投资将边缘国家锁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上,使边缘国家任其摆布,不但无法全面增长,而且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

在结构主义理论看来,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是贸易、投资的最大受益者,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经济资源转化成政治权力来保护使自己受益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却不一定总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有利。

19世纪初的美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出口棉花等农产品,南部种植园尤其发达,靠黑奴从事生产,成本低、利润高。应该说这是典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特别反映了美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农业出口的蓬勃发展对工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供给上看,那些出口剩余的农产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磨粉业在1859年至1880年之间就是美国最大的产业;从需求上看,农产品的大量生产带动了对国内农具的需求,比如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对农具的国内需求占据了美国大约1/4的机器制造。

但是,当美国走向全面工业化的时候,农业出口却变成了巨大的阻碍力量。为了全面工业化,美国必须制造中心国家制造的那些工业品,但在生产之初往往无法与这些已经成熟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必须对自己的产品实行关税保护,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这一做法却大大损害了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因为关税保护提高了外国农具等工业品的价格,而本国相对便宜的工业品又质量不高,无论怎样,这都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另外,南部的种植园主把黑奴禁锢在种植园里,这也与美国北方工业化对自由劳动力的需要背道而驰。以关税与黑奴为中心的南北方矛盾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北方最终获得胜利,在保持农业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进口替代战略继续发展,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在1820年40%的基础上又有所上升,而且美国在一战前一直都是世界上幼稚工业保护最强的国家。以此为基础,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在二战后则一举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国。有学者指出,美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还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

很明显,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没有因为首先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并在出口中获得极大成功而成为美国北方工业资本集团的朋友,相反,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将出口获得的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力量,试图阻碍美国进一步工业化。因此,结构主义对谁具体受益、如何继续受益等问题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贸易确实可以给各方都带来收益,但结果并不是国家自然会实现整体发展。谁受益至关重要,因为受益者将动员资源来保卫使自己受益的制度、结构和机制。从这点上看,结构主义对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体系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贸易、投资使边缘国家的一部分人受益,而这部分人的利益并不一定就和国家的整体发展利益相一致。

北美是通过内战解决了这部分人的政治力量,而一直与北美有相似贸易结构、相似边缘位置的南美则从来就没有能够解决这部分人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国家政治因此往往被种植园主所操纵,即使后来也实行过进口替代工业化,但种植园主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南美发展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结构主义者认为,在边缘地区基本上没有发展的可能,这点并不符合美国发展的经历。虽然有南方种植园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阻碍全面工业化的进行,但也有北方资本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推动更深入的工业化。贝茨在分析肯尼亚独立后的发展经历时指出,肯尼亚之所以比其他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更快,主要是因为独立之初控制肯尼亚政治的是倾向于生产的利益集团,而其他国家更多是被倾向于分配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因此这些国家独立后首先极力将现有资源进行政治分配,而不是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无论是美国早期的北方工业集团,还是肯尼亚的倾向于生产的利益集团,他们虽然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但至少在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他们的利益是与国家整体发展利益相吻合的,因此也就促进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可见,结构主义的边缘地区无法发展的观点不能完全成立。

社会力量与国家

从逻辑上讲,无论推动发展还是实施战略,国家都要通过社会来进行,因此不同的社会力量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会尽量通过国家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发展过程和政策结果。社会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资源拥有量,资源多,能够生成的政治力量就大。从上文看,对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有以下三支社会力量。从掌握资源的角度看,这里没有包含农民和工人分别组成的社会力量。

第一支是传统社会中最强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现代化转型遇到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这支社会力量。土地拥有者是传统社会的主宰,掌握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这些资源必将在转型的过程中被用来保卫这个集团所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土地改革不仅是平衡发展中国家贫富悬殊的有利政策,更是剥夺或削弱传统政治力量的重要工具。

第二支社会力量是种植园主集团。如果说传统的土地拥有者需要保卫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种植园主的生产模式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了。种植园主集团在早期的移民国家和地区(如美洲、大洋洲等地)尤其力量壮大。但像美国的案例揭示的那样,种植园主集团虽然属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过很容易就变成进一步产品升级以及全面工业化的障碍。

第三支社会力量就是工业资本集团。应该说这是一支可以推动工业化的社会力量。但可以想象,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在土地拥有者和/或种植园主力量强大而工业资本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寻求发展的。因此对于很多结构主义学者来说,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越来越便于跨国经济互动的情况下,边缘地区弱小的工业资本集团就会越来越依附于跨国资本集团,成为中心-边缘这一不平等交换结构的工具。这样促成的工业发展必然仅是为了满足中心国家需求的畸形发展。

应该说,能够推动全面工业发展的最佳预选力量是国家。垄断暴力工具的国家既可以对抗土地拥有者和/或种植园主势力,又可以扶植工业资本集团,而且还可以规划国家的整体发展。埃文斯在比较分析东亚与拉美二战后的发展经历时指出,国际资本、本国资本与国家三角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东亚与拉美的不同发展绩效。前者的成功建立在国家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能够占据支配地位,而后者的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资本对本国资本与国家起着支配作用。拉美的经历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结果,而东亚的经历则是典型的国家主义结果。

国家虽然具有推动全面工业发展与的潜力,但它本身也面临重大挑战。很明显,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结构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马克思主义就特别强调国家背后的阶级力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从国家的微观基础开始提出质疑。国家既是由个体组成,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这些个体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接受寻租甚至主动创租呢?如果都去这样做,国家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去推动发展和管理战略。国家主义学者对这些质疑的回应是,既然利益集团或阶级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行为者,那么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变成政府统治集团。因为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之间,这个特殊的位置给予它国家安全、国家整体发展等的利益关注,而这些利益是与社会力量的利益不同的,它们可以使参与国家事务的人团结一致,使国家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单一行为者。

当然,国家主义学者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单一的政治行为者。比如埃文斯就根据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情况将国家分为发展型、掠夺型和中间型国家。由于发展型国家是最具有凝聚力的国家,另外一位政治经济学者科利干脆将其称作“资本主义凝聚性国家”。而掠夺型和中间型国家则都不同程度地被寻租和创租行为所干扰,很难一直保持其凝聚性。

显然,国家在体系内的角色更加具有挑战性。如果角色太强,就会挤压市场。如果太弱,又很难肩负起推动发展的作用,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一定会自然推动发展。从资源和利益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土地拥有者集团是一支阻碍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种植园主集团的问题是对工业产品升级的阻碍;工业资本集团则不仅本身弱小,又要面对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国家必须不断调节它与社会力量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以达到通过运用市场这一重要工具推动发展的目的。而国家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一系列责任关键在于国家是否能够成为单一行为者,进而获得持续的发展意愿。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工业化

工业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否克服土地拥有者集团和/或种植园主集团的政治阻力的问题,而工业资本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弱小,中心-边缘关系随科技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延伸变得日益紧密,都使得工业资本集团能否推动国家全面发展成为疑问。国家对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但国家既能创造发展奇迹,也能变成阻碍发展的工具。因此,发展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国际体系、社会力量与国家的互动,而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发展战略的基础。很明显,依靠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与依靠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各有优缺点,能否成功推动发展关键在于上述的互动环境。在目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不断蔓延的情况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但是也有研究证明,国家正于传统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方法之外另觅干预经济的蹊径,也许这正是未来政治经济研究的方向。

(本文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观察者网转载自“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

朱天飚

朱天飚

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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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 | 责任编辑: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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