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开始以来，尤其是自从疫情“震中”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之后，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现象即开始出现。

选择之一，正如英国《柳叶刀》期刊近日的一篇社论一针见血指出的，就是“将金钱凌驾于生命之上”：在救人与救市之间，在保护国民健康与保护经济之间，在减少感染和死亡人数与减少停工停产时间之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催促各州尽快重新开放，而此时的美国，全美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00万例，每日新增和每日死亡人数分别为中国2月份最高值的5倍和4倍。

选择之二更为荒诞，可以称之为“将反中凌驾于生命之上”：宁肯承受巨大人口牺牲的风险，也决不照搬中国抗疫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宁肯贻误抗击疫情的黄金时机，也决不停止指责和追责中国；宁肯本国遭受巨大损失，也决不与中国开展合作；宁肯加重疫情对本国的打击，也要采取最终能够打击到中国的政策措施。

疫情之下芸芸众生脆弱的生命，不仅被金钱这个经济考虑所凌驾，还被反中这个政治考虑所凌驾，只排在优先顺序的第三位，结果当然就是残酷的。截至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300万例，死亡超过21万例，西方国家中美国的灾情最严重，接下来第二到第六分别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

截至北京时间4月29日上午，世界各地疫情情况（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官网）

戴口罩本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美国媒体上周报道了波士顿两家医院的观察实例：自从要求医院中所有人员一律戴口罩之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人数下降了一半还多。

获得这个实例并不难，疫情爆发已有4个多月，医院院内感染的情况每天都在大量发生，早一天人人戴口罩，早一天减少确诊病例至少一半。但不知道到底是出于金钱的经济考虑还是出于反中的政治考虑，总之，一律戴口罩这个政策直到今天仍未在西方国家中普遍实行。中国政府发布《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是2月5号，从那时开始一律戴口罩的政策一直严格执行到现在。这个现实似乎恰恰成了西方国家拖延实行或者完全不实行同样政策的一个反面理由。

另据报道，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在中国援萨医疗队的帮助下，全面吸收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措施，结果是，这个全国医生不足百人、只有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岛国，截至4月26日继续保持着新冠病毒无一例确诊的记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未遭受疫情打击的国家。

不敢想象，如果这个资源匮乏的贫弱小国盲目相信欧美国家，亦步亦趋跟着走，甚至也与中国对着干，结果将会是怎样？

看起来西方国家中有这么一股势力，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们就一只眼紧紧盯着经济，另一只眼紧紧盯着中国，偏偏对疫情造成的生命丧失视而不见。当然，他们会将造成如此多死亡人数的责任强加到中国头上，也一定将经济损失的责任强加到中国头上。

4月25日被媒体曝光的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57页备忘录，再次证明存在这样一个隐秘的决策选择。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利用新冠疫情的各个方面来攻击中国，包括污蔑中国“掩盖”病毒导致疫情爆发、指责民主党人“对中国太温和”、宣扬共和党人将“推动制裁中国的计划，理由是后者涉及传播病毒”。

被“黑金中心”操纵的共和党激进右翼黑幕重重，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以自由之名

将金钱利益凌驾于生命之上，将政治斗争凌驾于生命之上，虽然是一种隐秘的选择，但却是在公开的理论之下公然推行的。这个公开的理论不是别的什么，一如既往，还是自由。

自由一词，不得不承认，的确是政治哲学用语中最有魔力的一个词，有点像麻将牌里的“百搭”，可以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意思。

民众们热爱这个词，作为个人，每个人都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例如到目前为止一直坚定推行“群体免疫”实践的瑞典，新冠肺炎的病亡率已经高达12%，位列北欧国家之首；但民众们并不因此而责难政府，反而单方面地沉浸在自己正在充分享受自由的想象当中——阳光、空气、开放空间、自由活动……并不顾及因为扩大传染而导致更多人失去健康这个自由的反面。

当然，精英们更加热爱这个词。如果想要凭借现有特权地位追逐更大的财富和权力，还有什么比不受任何制约、随心所欲地强取豪夺更美好的事呢？例如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顶尖的那1%人口，他们本身不需要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去工作，而且有着最好的安全隔离和健康保障措施，当然最希望各国的劳动力大军都“自由”地接受“群体免疫”理论，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努力维持企业运转，以确保经济正常运行，最后由他们来自由地攫取超额利润。

同样都是追求自由，但很显然，这两种追求的结果却是对立的。现实是，当精英们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自由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时，民众们不要说自由，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将失去。

卡尔·波兰尼是很早就关注到不同自由之间对立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就会出现好的和恶的两种自由。

就恶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他认为，市场经济虽然产生了好的自由——如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但也要为上述那些恶的自由负责。

晚年的卡尔·波兰尼

波兰尼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4年，但后续的发展却转到了事与愿违的方向上。3年后的1947年，哈耶克等人的朝圣山学会诞生了，他们的新学说随后演变成了一种可以为恶的自由做有力辩护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计划和控制受到攻击，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否认。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称为自由的核心。据称，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算不得叫自由社会。由管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波兰尼Karl Polanyi，1954）[1]

这种自由理论有利于谁是不言自明的，借助这种理论的掩护，聚合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企业和私人寡头的“资本国际”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顺势而起。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撒切尔和里根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上台执政，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革命”爆发之初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贯穿着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各种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大行其道，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为恶的自由进行辩护并为恶行提供掩护的各种“黑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成批出现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资本国际”中的激进右翼发明出了一种比亲自参加竞选更为高级的参政方法，即通过设立“政治银行”将金钱投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将政客们当作“表演剧本的演员”，然后由智库和学术机构“为剧本提供题目和台词”。（迈耶Jane Mayer，2016）

巨量金钱持续投入的结果，是一个由三个层级构成的庞大的私人政治系统的崛起，它的三个层级分别是：1）作为“黑金中心”的核心层，由众多私人基金会组成；2）作为“黑论”生产基地的中间层，由得到资助的智库和学术机构组成；3）将“黑论”传播出去并造成影响的外围层，由得到资助的媒体和政客组成。这样一个私人政治系统，隐蔽而且高效，不仅独立于政府系统，而且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政府系统为敌。

撒切尔首相的名言，“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典的“黑论”。里根总统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也是一个经典的“黑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不喜欢社会组织，如此不喜欢政府呢？当然就是私人资本和私权力。资本希望世界上由资本权力控制一切、影响一切，不希望看到民众的社会组织权力和各国政府的公权力对资本权力形成制约。于是，世界各地“黑论”风行，从学术到媒体，从思潮到文化。

但私人政治系统的三级结构却是在幕后运作的，从“黑金”到“黑论”之间的链条是看不见的，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盛行的近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某个权力中心的改造和控制，反倒不知不觉间将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了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常识。大卫·哈维写道：

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通过资助智囊团、投资培养技术官僚、出钱指使媒体。（哈维David Harvey，2007）

“黑论”的要害，就是将自由的理念篡改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以自由之名，行掠夺之实，行压榨之实。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波兰尼Karl Polanyi，1954）从此以后，好的自由迅速丧失，而恶的自由横行霸道。

“黑论”杀人，该当何罪？

恶的自由横行霸道，“黑论”的大行其道，靠的就是“言论自由”旗帜的掩护。疫情灾难之下，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继续在“言论自由”旗帜掩护下，忙不迭地发表各种为了资本利益、为了党派斗争而牺牲民众生命的“黑论”，于是，人们就看到了本文开头时描述的各种匪夷所思。

中国政府一再提醒西方各国政府，疫情当前各国应该携手合作一致对付新冠病毒，但是这些媒体和政客还是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实际上并不代表本国政府，更不代表本国民众，而是属于背后的那个被资本控制的私人政治系统。

对于这个私人政治系统来说，疫情发生之后最大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保护国民健康、抢救民众生命，而是拯救自由企业和攻击中国政府——拯救自由企业是因为这正是私人政治系统得以建立的基本目的，攻击中国政府是因为当今世界只有唯一成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才是这个服务于“资本国际”的私人政治系统的最根本的对立面和最强大的对手，中国的成功本身就构成了对它的最大威胁。

这就是疫情期间“黑论”频出、反中言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反中言论愈演愈烈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很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目标一致地攻击中国。这也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紧张情绪，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成为了全球抗疫最大的物资供应国和经验输出国，另一方却遭到越来越多的追责甚至定罪？难道整个国际社会都变成了非要吃掉东郭先生的恶狼？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表面上声音很大很多，好像代表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的意见，其实根本不是，只要沿着发出“黑论”的媒体和政客背后那条资金赞助链条一路查下去，就不难发现那个总的中心，因为这些机构和个人都在不同形式上（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属于“资本国际”那个庞大的私人政治系统。

所以，真正躲在黑暗中的一小撮是他们。郑若麟老师和边芹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多年来都在致力于揭露这个黑暗系统的内幕，非常值得重视。郑老师认为，西方“自由的”大众传媒，无论是报道本国事务还是外国事务，都有一套自己的“媒体现实”，与真正的生活中的现实相距甚远。“问题是，媒体这个巨大的权力被掌握在谁的手中呢？它所制造的“媒体现实”又对谁有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资本（财团）才是西方的真正主人。”[2]

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被视为“问题本身”，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统统交给了代表私权力的私人政治系统，而这个系统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实际上早已用“媒体现实”代替了真正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民众对于本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正如乔姆斯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政府本来可以介入的，但是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称的那个甚嚣尘上的信条所禁锢了，即“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于是什么事都做不了。[3]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大资本家的政治捐助次数众多、数额巨大的事实举世皆知，当他像复读机一样不断重复着“北京掩盖了疫情”、“没有及时向世卫通报疫情，也没有分享所有信息，隐瞒了病毒的危险性”时，人们能够相信他多少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边呼吁西方社会不能因为抵抗疫情，就完全放弃自身的自由，一边攻击中国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中“存在灰色地带”，强调“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是真的天真，还是要把那个默认的“政治正确”进行到底？

无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实是残酷的，就在这些政客和媒体人连篇累牍重复他们的“黑论”之时，西方国家民众的生命损失，继续以数倍于中国疫情高峰期间最多人数的规模在持续增加。这就无异于杀人了。

不过，历史早有见证，恶的自由一直就是在杀人中推进的。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犯下骇人罪行的刚果殖民地被命名为“刚果自由邦”，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被命名为“自由议程”，当然今天这场应对疫情的“战争”也不例外，无论是出于经济考虑的国内政策，还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对外政策，美西方国家也必定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推进。

而这种并不考虑民众生命和健康的“自由”事业，也必定伴随着杀人。

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种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置于首要考虑的抗疫模式，原本这个世界也就只能按惯例接受西方国家的领导，并采用西方这种伴随着杀人的“自由”模式进行抗疫，无论结果如何，也只能是用轻飘飘的“这就是生活”一句话带过，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是当今时代毕竟不是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了，中国的抗疫“人民战争”通过极为“硬核”的总体战、阻击战为世界展示了另一个可能结果。于是蓬佩奥们惊慌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私人政治系统整体上惊慌了，自从它崛起之后还从未输过的国际舆论战，却很有可能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而被灾难的严重程度逼成一次滑铁卢式的惨败！

他们怎能不惊慌？！

参考资料：

[1]转引自（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

[2]https://www.guancha.cn/ZhengRuoZuo/2019_10_29_523084.shtml

[3]http://www.cwzg.cn/theory/202004/57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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