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

通报中说：

“2月17日，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进一步全面深入调查核查。有关调查人员除在江苏省开展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资料1000余份，对社会关注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杨某侠生育八孩情况、董某民等人涉嫌犯罪情况等问题开展了深入核查。”

通报提到，“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并详细公布了对丰县的县、镇、村三级共计17位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结果。所罗列的责任问题主要包括：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等。

原本并不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在如此力度的调查之下，各方面的基本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再进一步质疑的必要了。

原本只涉及到一个家庭和数个当事人的一件事情，导致了从徐州市一级到丰县三级政府被问责，十多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政府方面的这一行动也属于问责到底了。

至此，事情本身暂时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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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事毕竟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舆论风波，其巨大影响，包括横向的对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有关方面的启示，和纵向的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的推动，还将长时间持续。

事到如今回顾地看，这场舆论风波并不寻常。起源于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涉及某一个家庭的个案，极短时间内成为舆论场上的热点，引发全国乃至海外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持续关注长达20多天，而且贯穿了春节至元宵节这一特殊的时间段，在接连穿破了村、镇、县、市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之后，最终以省一级政府部门动用其雄厚行政资源进行全面处理而告结束。整个过程中的多方面含义仍有待探究。

20多天里舆情汹汹，暂时排除掉那些因拐卖、铁链、性奴、施虐、营养不良、精神病等具体情节而生的情绪因素，归纳起来，社会公众所关注和质疑的，主要围绕两大核心问题：

1）为什么今天的文明社会还会有如此黑暗丑恶的事情发生？

2）为什么今天的政府部门还会有如此失职失责的表现？

仅就以上两大问题而言，无论公众方面的质问，还是政府方面的回应，都属于一个正常社会中随时可以出现的正常对话。如果不是丰县这件事情，其他类似事情引起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也都没有问题，而且都是积极的和正面的。

在今日中国，这两大问题在舆论场上公开提出来并长时间持续这个现象本身，其实不仅不是对中国的形象损害，反而正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的一种反映。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关于本国发展水平给出了越来越高的标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才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两个问题也才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并被持续讨论。

若将这两个问题放到世界上，在那些黑社会长期公开存在的国家里，或者各级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国家里，或者内战内乱持续不断的国家里，或者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国家里，其实连提都提不出来，或者即使提了出来，也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前景和希望。对于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最终处理结果，在以上四类国家中，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而以上四类国家占全世界所有国家多大的比例，读者可以自行统计。

即使是美国这个号称“人权立国”的国家，如果围绕疫情应对、枪支暴力、种族歧视、儿童贫困等现象就以上两个问题发问，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已经接近100万，去年一年死于枪支暴力的美国人平均每天超过110个，另外每10万居民中分别发生5起谋杀案、40余起强奸案、80余起抢劫案和250余起重伤案，每10万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监禁，每4个美国儿童中就有1个饿肚子，面对这种种悲惨局面，关于文明社会中的黑暗丑恶现象和政府部门的失职失责现象的质疑，从哪里问起呢？

如果再将以上人权纪录像“小花梅”事件一样上溯24年累加起来，其中会包括多少人间惨剧？这些惨剧如果都像“小花梅”事件一样在舆论场上持续发酵，恐怕把全世界的媒体版面和时段加起来用于报道也远远不够。

但恰恰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一面背负着本国极为恶劣的人权纪录，另一面还用极为过时的陈词滥调质问中国：“谷爱凌与‘小花梅’，谁代表着真实的中国？”不觉得同样的反问可以用在美国千万次吗？

在今天的中国，仅仅一个“小花梅”事件就可以引起一场大张旗鼓的全民讨论，并导致了空前严厉的问责处理，这种不断向更高标准的大踏步迈进，美国做得到吗？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其他国家可以相比吗？

如此来看，这次持续长达20多天的舆论风波，其中的某部分插曲本不应如此这般地发生。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应出现的问题，各方本可以将这一事件当作在更高标准衡量之下不应出现的偶发个案，从历史演变和客观现实的角度，更理性地看待。

在公众方面，即使事件中包含了令人极度不适的情节，引发了强烈的共情心理乃至激愤情绪，也不构成超越理性判断的理由。尤其是考虑到舆情背后明显有着“谷爱凌与‘小花梅’，谁代表着真实的中国？”这种恶意发问所带动的节奏。

公众方面需要意识到，作为发问者，无论是针对事件本身展开道德审判，还是针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审查，相对于把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并根据基本事实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要轻松容易得多。如果有意利用这种不对称以达到解决问题之外的无论何种目的，显然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在政府方面，除了需要对通报中列举的种种错误进行彻底纠正、进一步高标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一基本要求，还需要在应对舆情方面加以改进。特别要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具有明显的“符号化”、“后真相”和“偏差放大”等特点。

在舆情开始发生的初始阶段，政府部门最初的应对方式往往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最不利的情况就是不仅没有遏制住不利的趋势，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基本事实向传播符号的转变、事件真相向“后真相”的转变，微小偏差向巨大偏差的转变，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通报中针对丰县政府相关责任人所指出的错误包括“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此轮舆论风波过去了，虽然那些带节奏的势力还不甘心，但接下来的动作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自己的那只黑手，不会再有其他效果了。

通报公布的前一天22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在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中央要求“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文件还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凭着中国政府多年来积累的执政业绩记录，没有人会怀疑中央政府在这方面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配套能力。而这一事件以及因此而起的这一场舆论风波，也必将转化成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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