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上一篇说了，“谎言帝国”在国际事务上系统地、成批地造谣生事，其内部机制是一个由媒体联盟“回音壁”、通讯社和公关公司“传送带”以及西方公众“蹦蹦床”组成的三位一体系统。无数的事例证明，通过这个系统，任何一个谎言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

特别是每当西方集团准备对其战略对手进行打击时，“谎言帝国”的三位一体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备战流程”，像一门真正的火炮一样瞄准目标并成批地发射出由谎言组成的“炮弹”。这些“谎言炮弹”的主要功能是给对手国家身上涂抹上各种罪名，让后续的各种制裁包括军事打击看起来合理、合法，并获得“正义性”和“光荣感”。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俄国威胁”论在19世纪初开始大流行，其背景一是俄国在18世纪猛烈扩张了领土，二是俄国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展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间，在受到了强烈震动的欧洲，相关主题的小册子、旅行笔记和政治论著大量出现，其中最迷惑人的一份文件是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资料图/维基百科）

根据这份被法国人1812年公开出版的《遗嘱》，彼得大帝的目标是同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方向扩张，将土耳其人从欧洲大陆赶走，“征服东地中海”并控制通往东方的商路，在欧洲制造内乱，直至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

事后证明，这份文件是一些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但是一个关于俄国的固定成见还是如所预期地形成了：俄罗斯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彼得大帝遗嘱》自面世之后多次重印，作为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证据被广为引用。每次有俄罗斯参与的欧洲战争爆发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这份《遗嘱》都会被提到，直到冷战时期，《遗嘱》还被用来说明苏联的侵略野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的媒体以及英国下议院也援引它来解释莫斯科的扩张行为。（Orlando Figes，2010）

一份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文件，却一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效力持续长达200年不减。这说明它在某种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在与战争有关的舆论准备活动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今年3月，《遗嘱》又一次被提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反驳英国外交部长利兹·特拉斯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的声明时说：这是英国文化、政治和外交的典范，遵循了与编造彼得大帝假遗嘱时“相同的路线”。

俄罗斯与英美互为老对手，对于各自的战略战术都了如指掌。“相同的路线”指的是什么，双方心知肚明。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资料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关于“敌人”的古老规则

在谎言与战争的关系上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战争需要有敌人，敌人需要被制造，制造需要好材料；由于战争必须要取胜，敌人必须被打倒，所以材料的标准是必须要好用，容易让人相信，而真伪并不重要。

1901年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的一位军官说道：“我相信，无论谎言在和平时期多么可恶和低级，在战争时期都不那么可耻。在和平时期如何罪孽深重，在战争时期也容易被宽恕。”（Frans-Johan Pretorius，2012）意思是，战争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正当性足够赋予任何手段以合法性。

这个规则的流行并非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古老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该规则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人类的天性。

心理学家们发现，发明创造敌人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心理活动。首先，人通过反思区别了自我和他者，做出这个区别的同时，在道德观念的作用下会不自觉地将自我定义为好的，而将他者定义为不好的。而随着自我与他者互动的增加，人又会不断地将那些在自我当中发现的很多不好都“投射”到他者身上去，以便在精神上保护自己，结果是：看自己越看越好，看他者越看越坏。

个人是如此，群体也是如此，相互存在于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他者认识都是这同一个心理基础。最著名例子之一，是19世纪的“东方”概念，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发现的，历史上的“东方”是由欧洲殖民主义者发明创造出来的，作为西方一切事物的反面形象，集中了西方人不愿或不敢归入他们万分珍视的自我形象的所有特征。（Edward Said，1978）

作为群体的“他们”的形象被创造出来之后，“投射”活动会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我们”不愿或不敢归入自我形象的反面形象被“投射”到“他们”身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某一部分特定的“他们”就被成功制造成了对“我们”产生了威胁的“敌人”。简言之，敌人的形象其实就是自己的反面形象。（Marja Vuorinen，2012）

这是现代心理学中的新知识，以此来重新检验一下19世纪早期的“俄国威胁”论，即可以明白，关于俄国这个国家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狡猾且善于欺骗、意图征服全世界这一总体形象，实际上就是英法等国自身形象中完全一样甚至更为恶劣的部分在俄国这个“他们”身上的投射，就是英法等国在恐惧情绪作用下在自己心中发生的一个发明创造“敌人”的心理过程。

当然，不仅俄国的敌人形象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既然英国、法国和后来的美国在历史上与他们所定义的“他们”几乎全都打过仗，那么也必定都同时伴随了创造敌人形象的心理过程。而这些不同的敌人形象也无一例外就是他们自己不同反面形象的反映。

应用规则的“备战流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感知到了帝国势力和欧洲的力量均衡所面临的危险，早早就决定了要对德国宣战。

这原本是一场基于帝国利益、商业贸易和粮食供应等现实因素计算的先发制人战争，但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却让英国抓住了一个绝佳的借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一场关于市场的战争突然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的战争”。

制造敌人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了，媒体文章写道：“为了（比利时）这个小小的民族，为了它的自由而不顾一切地战斗，英国将从陆地和海洋出发……她将维护她神圣话语的荣誉，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事业，任何人都可以为之牺牲。”

政客们说道：这是一场“善与恶之精神争夺人的灵魂”的搏斗，“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在进入一场大的战争时……带着更清晰的良知和更坚定的信念，……不是为了侵略，甚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对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

伦敦街头的海报则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英国代表着文明的、民主的雅典，而德国则代表着专制的、军事化的斯巴达。（David Welch，2012）

英媒1914年报道：“英国对德国宣战”

这些话语是不是令人们联想到了什么？是的，这就是拉夫罗夫所指出的英国人一直以来的“相同的路线”。

人们只需要简单地回溯一下此前的英国殖民主义罪恶历史，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那些与它所吹嘘的什么自由、民主，什么神圣的荣誉、文明的原则等恰成对立的专制、好战、贪婪、野蛮等反面形象。而为了制造敌人并发动战争，它却轻而易举地把所有这些反面形象统统“投射”到了敌人身上。

当邪恶的形象被牢牢固定在了敌人身上之后，有口难辩的敌人就瞬间成了“非人”（non-people），而消灭掉这个“非人”就会显得合理、合法，并且是正义的和光荣的。一场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就此摇身一变成了维护和平的“正义”战争，各种极端手段也都自动获得了合法性。一场“猎巫”行动随之展开，十足的罪犯成了“英雄”。而由于英语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垄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形象以及被颠倒过来的战争话语，会在世界各国自由流通，风行一时。

二战之后，英国这一条“相同的路线”被美国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每一次侵略战争之前，制造敌人形象和颠倒是非曲直的流程都会一模一样地重复一遍。制造敌人形象的规则还是同一个古老的规则，只不过美国版的“谎言帝国”更加强大了，运用这一古老规则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了。一管洗衣粉、一段假情报，甚至只需政客们闭着眼一通胡说八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启动这个“备战流程”。

公众对“备战流程”的配合

在美国和英国近现代历史上，“备战流程”已经被重复启动过很多次了，也已经不加掩饰地公开进行了。之所以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天，就在演讲中历数了西方集团策划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各种的欺骗和撒谎并将整个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称之为“谎言帝国”，原因也正在于此。

但是，为什么如此陈旧老套的把戏、如此不加掩饰的造谣流程，却仍然如其所愿地屡屡得手呢？当人们听到西方政客们将西方长期“拱火”制造出来的俄乌冲突说成是俄罗斯的邪恶表现，将西方直接和间接地参战说成是捍卫自由和文明，再一次玩弄起制造“道德战争”假象的把戏时，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大比例的公众，特别是西方公众的积极响应呢？

部分的原因已经在上一篇中讲过了，“谎言帝国”的“传送带”和“回音壁”这一特制组合，长期以来在最高调地宣扬自身的专业、中立、客观、公正的同时，却用最大的强度和密度向民众输送着最荒诞不经的“欺骗性新闻”，很多人都丧失了最起码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因素会在“谎言帝国”的“备战流程”中发挥出特别的作用。

第一个因素叫做“大众帝国主义狂热”，这是在西方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常见的现象。

由于本国在历史上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军事革命同时大大带动了技术革命和社会文化革命，民众对于本国的对外征服战争并不反感，也不厌倦，反而还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新鲜变化产生期待并感到兴奋。

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经过军事胜利一次次浪潮的洗礼，国民的价值观也被一次次重建，帝国的“士兵英雄”被视为所谓“文明使命”的承载者，也成了19世纪西方社会男性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那些“常胜将军”则产生了榜样力量，成了民众崇拜的偶像和民族形象的化身。在这种社会文化中，支持对外战争、积极配合政府的战争动员，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

第二个因素叫做“关于同意的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这是一种在西方社会中被冠以“公共关系科学”之名的操作技术，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宣传，让民众整体上转变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从拒绝转为接受，从不同意转为同意。

上一篇说过，在西方社会，每天提供给媒体联盟“回音壁”的“新闻材料”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各种公共关系公司。而这些公共关系公司所输出的信息产品，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按照“关于同意的工程”或者“公共舆论结晶术”（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中的操作技术精心制作出来的，都通过“巧妙地操纵符号和趋势”内置了影响民众心理过程、转变其观念的各种要素。

当然，正如被美国人尊为“公共关系之父”的爱德华·伯纳斯在他事业起步的初期就发现的，这项技术很快就被某些政治势力拿来作为战争动员的有效工具了。既然几句美妙的广告语就能让占美国成年人口一半的妇女群体喜欢上抽香烟，或者几场娱乐明星活动就能改变美国选民对冷酷且内向的柯立芝总统的不良印象，那么，引导公共舆论去支持一场战争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事实上，伯纳斯在1933年就得知了德国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在按照他在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书中教授的技巧，巧妙地利用符号把犹太人变成替罪羊，把希特勒塑造成正义的化身，并操纵媒体为战争做准备。

以上这些，在当今“谎言帝国”的“备战流程”中都可以算是“标配”的要素了。这一“备战流程”今天应用在了与A国的战争中，明天还会应用在与B国的战争中，这是“谎言帝国”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提前揭露这一流程的进行方式和基本要素，会让人们在“谎言炮弹”袭来之前预做认知上的准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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