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13年，中国碳排放量比原先估计少106亿吨二氧化碳。”这是最新一期《Nature》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

106亿吨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自1994年以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长久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都是由西方机构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出来的，这项由中外科学家合作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中国碳排放量测算提供了新参考。

那么，这106亿的巨大误差是怎么来的？以往对中国碳排放量的测算到底靠不靠谱？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在即，中国的谈判到哪一步了？奥巴马又能否兑现他在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约定中的承诺？观察者网专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为您解答以上问题。

观察者网：《Nature》最新报道，中国碳排放量13年间被高估106亿吨，这是一个蛮令人震惊的数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

邹骥：碳排放量的测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以往中国的碳排放量测算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软实力还没有跟上，有些数据要么还没有统计基础，要么目前还不公开，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数据的了解可能会有偏颇，这是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事情。所以国外机构在研究中国碳排放量时，有些数据能找到，比如和一些中国单位搞合作研究得到部分零星数据，但很多时候他们找不到中国数据，就用一些其他国家的数据来平均估算，这些值和中国实际是有差距的。

这次Nature公布的新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量长期被高估。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差值，和研究者对能源品种质量的理解以及转换系数不一样有关。一般我们估计碳排放量首先是估计能源的使用量，中国则主要是煤炭的使用量。但煤炭也是多样的，山西的煤和安徽的煤，甚至山西大同和太原的煤在品种、质量、含灰量、含碳量上都是不一样的。再加上转换系数的规定热值也不一样，五千大卡、四千大卡还是三千大卡，采用的标准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然后煤炭在燃烧过程中的效率也不一样，有一些会完全燃烧变成二氧化碳，有一些燃烧不完全。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大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过度解读。我们的学者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成果出来，就去多借鉴，我想经过长期努力，这种数据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2008年全球各国碳排放量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以往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数据，由西方研究机构发表中国的碳排放量，常常会导致数据不客观。表面上看这是测算标准和数据的问题，背后是不是和西方国家掌握世界话语权、甚至和他们对中国的偏见有关系呢？

邹骥：我接触过好多国际学者，不能否认有一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但也有一些确实想公正客观，只是限于种种条件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说别人好与不好，准与不准，不如我们自己去做好。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我们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如果正面渠道没有足够透明的数据，别的数据当然就满天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鼓励更多专家自主研究，甚至政府组织的研究，从算法到测量上更系统、更深入地加强研究。第二，加强我们成果的透明度。第三，也要适当加强公布频率。目前我们由政府公布的比较权威的数据只到2005年，距离现在已经十年了，这之后政府没有公布权威的、正式的数据。当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实我们能力还比较薄弱，要让我们公布的太频繁我们做不到，但是得加强这个能力。你没有发布这些数据，别人就会趁虚而入。你说人家高估了，那没高估的数据是什么，我们自己又拿不出来证据。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观察者网：那么这份由中国科学家基于实测数据研发的数据库，会不会成为以后中国碳排放研究的依据之一？

邹骥：以后做这个领域人总是要拿来参考参考，但能不能成为依据现在还不好说，还得有一个咨询的过程，也不是谁发表一篇文章，这文章就成为依据了，还得比较、检验，看实测情况，请专家鉴定。毕竟要确定一个指数还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这次Nature发布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和国外机构的合作项目，我们鼓励有更多这样的项目。尽管专家学者也做不到百分之百正确，毕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但至少又多了一个参照，慢慢就会形成共识。不管是国外的数据，还是国内的研究，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把你的原理、概念、算法、数据来源、监测样本都说清楚，一比较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至少把分歧争论暴露出来，学术就是要争论，有比较才有鉴别。

观察者网：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巴黎举行，这项研究会不会为中国在世界气候问题上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带来积极效果呢？

邹骥：我本人实际参加了这个谈判进程，现在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可能会有一些舆论方面的效应，但对谈判本身不会有太多影响，这些数据上的争论本身就很复杂，现在也过了这样的节奏。从现在到气候大会召开，留给中国的谈判时间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20个工作日，而且有些谈判工作过去已经做了三年，这些发表此时此刻已经不能影响实质的谈判内容，但是舆论上可以让大家有多样化的理解。

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间尺度长达几百年，我们算累积排放量都是从三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算起，那个时候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留存几百年，而且一直对气候变化起作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也是用这些国际数据库的数据，大概到2012年，美欧的历史累积排放量是中国的五倍，预计到2030年，欧美累积碳排放量合起来还是中国的2.6倍。到底是谁引起气候变化，这个其实更有说服力，你光说今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中国排放量是美欧的总和，但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气候问题必须得在几百年的尺度里看才有意义，这些可能是和谈判更密切、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数据。包括今年的巴黎协议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争论很大，历史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累积排放量，这才是影响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谈判不是评价你这十年、二十年多估了多少，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大事在于从1750年以来累积排放是多少，这个对于确定责任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数据都在这里摆着，而且是根据西方国家数据库测算出来的数据。但西方国家有时候就是不认，绕过这个概念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会说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就是世界第一了，人均排放量也超过了欧盟的人均排放量，所以你就应该负责任，他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我们说这个逻辑不对，你不能用瞬时排放量。我的碳排放量是你的五倍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对今天的气候变化影响甚微，累积排放量才是关键。从1850年算起，美欧的累计排放量是中国的五倍，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自己的责任在哪里，你尽到你的责任了吗？这个才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往往避重就轻，西方的媒体也不怎么报道累积排放量，他们的谈判代表也从来不提累积排放量，但我们总得讲科学，得客观，西方科学那么发达，那些谈判代表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面对这个问题。

奥巴马能不能在任内兑现减排承诺，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观察者网：最近几年，为了减少碳排放量，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邹骥：今年6月底，我们国家公布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十一五”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约为21%，经过努力“十二五”预计可达到19%左右。今后三个五年计划的下降幅度仍要保持在18%-19%，其次是加快能源低碳转型，以极大力度部署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三是提升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综合生态服务能力，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中国是目前少数几个提出量化碳汇目标的国家，到2030年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预计森林碳储量将增加25.5亿吨。

观察者网：2014年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达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定，美国承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奥巴马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邹骥：我们和美国气候专家有过多次对话，也问了这个问题，有一批学者认为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约定在法律上是有不确定性的，毕竟它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只是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如果换个总统还能不能继续执行就有风险了。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联邦法院已经把解释清洁空气法案的权利批给了美国联邦环保局（EPA），环保局也制定了电厂计划、清洁计划，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可以执行下去。所以这是一个疑点，我们也在和美方继续交流。总体而言，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约定作为一个总统行政命令，总不如由国会批准的法律要来的踏实，而且奥巴马在政治上还受到一些共和党人、产煤以及排放大州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希望减排的利益集团，加州也有很多实践。

对这个问题，我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认为美国还没有做到极致，还有提升空间，但这毕竟是一个总统行政命令，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只要奥巴马总统在任，或者只要下一届总统不去改变这个总统行政命令，毕竟还是在做一些事情，会取得一些进展，对此我们也在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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