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活着的邱少云”: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新的阵地

来源:观察者网

2021-10-11 07:29

左玮

左玮作者

真写稿,写真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2020年10月,一封特殊的回信从北京送至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总书记真的给我们回信了!”87岁的邓长会赶紧请别人为自己读一读——他在1953年遭美军毒气弹袭击,早已双目失明。

偏僻安静、环境宜人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集中供养了2800多名伤残军人。目前,这里居住着十余名志愿军老兵。

提及写给总书记的信,90高龄的老战士涂伯毅说:“我以前在部队当过文书,所以大家建议我来执笔。”那封信,双手卷曲的他足足写了一天。

涂伯毅,志愿军42军126师战士,被誉为“活着的邱少云”。

那是1951年2月14日,涂伯毅同2名战友组成第5战斗小组,埋伏在汉江北岸一个小山坡上。下午,美军飞机一直在此处低空盘旋,始终没有发现战士们的踪迹。就在飞机升高离去的时候,涂伯毅模糊地看见敌机掷下了几个黑点,“我猜想是炸弹,立刻把手指、脚趾都抠进土地里,想借此减少冲击波对内脏的伤害。” 可是,美军掷下的并非普通炸弹,而是汽油弹。

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没有制空权,装备与美军差距甚大,但志愿军战略战术以及高频次全方位的运动战,让美军先进武器的作战效果并不明显。于是美军使用了多种灭绝人性的武器,汽油弹正是其中一种。这种炸弹在落地爆炸后,燃烧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杀伤力极强,粘稠的燃料中被加入了很多化学助燃剂,使得火焰很难被扑灭。

只听见“嘭”的一声,涂伯毅感到气浪袭来,山坡瞬间硝烟弥漫。“树木、杂草都在燃烧,连石头都在崩裂!我记得左边是悬崖,只能向右边撤离。”火光中他隐约看见一个石洞,立即冲了进去。好不容易将身上的火焰扑灭,剧痛席卷全身,涂伯毅才察觉到脸上身上都是湿漉漉的。

  “双手融化了,手指手掌卷曲粘黏在一起。我想这辈子都不能再扣枪了,部队可能会把我送回国内治疗,我不想离开我的部队,我还想在前线打仗!老谢和小谢现在怎么样?在山洞里那几个小时,我想了很多事情……”

美军的袭击从下午三点开始,持续了两个小时。夜幕降临,意识模糊的涂伯毅被担架队找到。他隐隐约约记得,天气寒冷、战友们赶紧把自己的棉衣脱下给他穿上。

“是战友们救了我!事后我才知道,老谢也被严重烧伤,小谢则牺牲了。那么多年了,我现在做梦都还会梦到他们。”

1951年3月,涂伯毅被转移至丹东医院。住院治疗的一年里,战友和医务人员都不让他照镜子,甚至四周连反射影子的物件都被细心除去。

有一天,涂伯毅躲开医务人员跑到附近的一处水塘,通过倒影看见了自己的脸。“我面部烧伤严重,五官都烧坏了。上下眼皮烧烂了,翻得睫毛往眼球里刺。手也烧得厉害,手指手掌黏在一起。”虽然已做足了思想准备,可真看到面目全非的自己,涂伯毅还是没法接受。他在水塘边失声痛哭,那一年,他只有20岁。

因战致残前的涂伯毅(左)与弟弟涂联

休养院的易如元,近几年最关心的是精准扶贫,并不怎么谈及自己。他8岁时没了母亲,10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从此再无音讯。苦难的生活造就了他独立自强的秉性。

1951年5月,易如元赴朝作战。跨过鸭绿江后,面容清秀、个子娇小的他背着40多斤的干粮和子弹,翻山越岭。

“急行军时,走路都是可以睡着的。有时一天吃不上一口饭,不到紧要关头干粮是不能动的。口渴了就捧河里或沟边的水喝,水里混合着马屎和泥沙。”

易如元生怕战友们瞧不上他这个新兵,拒绝了战友分担负重的建议,一边警惕着敌机,一边谈笑风生、为战友们鼓劲打气,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倔强的小鬼。

刚满17岁的易如元长相英俊、性格开朗,在志愿军65军193师579团从事战地宣传工作。后调入579团高射机枪连7班,进驻板门店铁架山281.7高地。

易如元(后排左一)和战友们合影

作战两年,1953年3月17日早上7点,敌机对铁架山281.7高地发动突袭。“那天我正在阵地进行侦察,忽然感觉天黑了,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没了知觉。苏醒的时候,我是趴着的。我抬起头想看看局势,却发现一片漆黑——我的两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黑暗之中,我感觉到战友们想牵着我走出战壕,我听到自己呼吸声像漏风一样‘呼啦呼啦’的,猜想鼻子可能没了,想用左手摸一下鼻子,啊!左手也没了,挂着一张皮。”

易如元被战友用门板抬着转移到后方,一路上他咬紧牙关、没有漏出一丝呻吟。1953年5月,易如元被紧急送到15军陆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经医生们的努力,易如元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左手和右眼,左目仅存微光视力。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面对如此重大的变故,百折不挠的易如元还是躲开别人,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原本英俊的少年,不到20岁眼睛看不到、手也没了,“作为一个战士,我再也不能冲锋陷阵了,我人生还有用吗?将来又如何生活啊?”这些问题,曾让易如元困惑。

最初的时候,易如元情绪低落、寝食难安,医生和护土们不停开导鼓励他。天性豁达乐观、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易如元很快振作了起来,他说:“在战场上不怕牺牲是勇士,但真正的战士更应该向命运发起挑战。只要心不残废,一样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实现人生价值。”

此外,在荣院里他看到了很多特、重残军人残而不废、自信乐观。陈富君入住休养院时下肢瘫痪,躺在床上学起了拉二胡,复健到可以下地走路后,陈富君立即加入休养院业余演出队。易如元更是暗下决心,也要“永葆战士的荣光、做力所能及的事”。

荣院十分重视伤残军人们的身心健康,除了身体上的治疗,还积极开展学习教育和文娱体育活动。常常与当地群众、党政团体、学校等组织联欢,这使从事过战地宣传的易如元十分激动。他买了一台简陋的手风琴,用仅有的右手反复练习。学成之后,每每有文娱活动,易如元便拿出手风琴为大家伴奏。

“在模糊的微光中,我看着大家载歌载舞。我似乎回到了以前在战地宣传队里的时光,那是把人民的力量、战士的荣光高声歌唱,把杀敌的勇气、战斗的激情高度发扬的快乐日子。”

虽然已经无法再冲锋杀敌,但找到了新目标的战士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易如元又开始学习吹笛子、打乒乓球等等,他笑着问我:“我只有一只手,拿都拿不住笛子,就算5个手指全部用上,也还差一个手指,这怎么办?”

“这个我知道,张宝庆给您定制的笛子!”我抢答道。

易老开心地笑了:“对!多亏了张宝庆。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啊……当年,张宝庆在西南音专附中读书,他来拜访我时发现我对笛子有浓厚兴趣……”

他慈祥而欣慰地看着我,“感谢你们年轻人一直都记着我们。”

1956年,张宝庆反复试验,为易老制作了一支特殊的竹笛。易如元付出了数倍于常人的努力,无数次地磨破了残肢和嘴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便能轻松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

同易如元一样,几乎每一名伤残军人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精神涅槃。涂伯毅回忆:“从朝鲜回来后,国家给我安排了数次大手术,才把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分开,又做了植皮。”在东北、浙江医院多次辗转治疗,经历了十多次大小手术,涂伯毅的伤情略微好转。

谈及痛不欲生的治疗过程,涂爷爷却略显自豪的对我说:“有一场手术十分特殊,将人工培养的皮肤移植到人体上,当年国内几乎没人敢尝试。我知道后主动请缨,我想着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也算是为战友和祖国提供了样本。”

那一次,培养的皮肤移植到涂伯毅脸上后没能存活,又再次手术剥离了下来。谈起这些经历,老战士云淡风轻。

1954年涂伯毅回到四川,1956年正式退役住进了休养院。自强不息的涂伯毅,誓要积极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但却屡遭打击。“有一次上街,我的脸把小娃娃吓哭了,我精神上受了一点刺激。我就想着不要给群众添麻烦,以后还是少出门吧。”

当时他通过努力,已考上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却因这次刺激放弃了就读。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为了避开人群,他主动承担了休养院档案管理的工作。

转机发生在荣院成立伤残军人演出队时。涂伯毅回忆,演出队组建时没人会合唱指挥,“我看到一些战友没了手,有些战友有手,眼睛又看不见了。我还有手有脚,眼睛也能看得到,已经幸运很多。那我凭什么不振作起来去学(指挥)啊?”涂伯毅意识到,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作茧自缚。

涂伯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时报》记者  赵宇  摄)

之后,他不仅在演出队学会了合唱指挥、舞蹈表演、打击乐器,还自学了电工和地震观测,时常为休养院及周边群众修理家电、成为地震义务观测员。

涂伯毅不再惧怕与人交流,甚至坦然地以自身伤残教育、鼓励别人。90年代,涂伯毅在当地工厂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时,一位工人含泪向他求助。

“那位父亲说,他女儿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高考落榜后悲观厌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见人。”涂伯毅二话没说答应了下来,在详细了解姑娘的情况后来到工人家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女孩放下思想包袱,追求积极的人生。

为助女孩自食其力、重燃信心,涂伯毅多次在民政局、残联、妇联奔波,为女孩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涂老说:“只要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哪怕再小我都要去做,而且争取要把它做好。”

1958年6月1日,那一天,北京政协礼堂里,迎来了四川这支特殊的表演队。24岁的小伙子易如元,用仅剩的一只手,演奏出婉转动人的《渠边山歌》。涂伯毅则在舞台上表演了精彩的双人舞。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上台与演出队成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称赞他们不仅是人民的战士,还是人民的艺术家。

易如元竹笛表演

“当时周总理跟我握手的时候,亲切地问我负了几次伤?他说我现在还能够唱、跳,还能够指挥,真不错!又问我现在身体怎么样?叮嘱我要好好地保重身体。我当时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全身暖烘烘的,充满了力量!”涂伯毅回忆。

周恩来总理叮嘱涂伯毅保重身体

在国防部招待宴会上,易如元同彭德怀元帅同桌进餐,彭德怀元帅亲切给战士们夹菜,并介绍说:“这种鱼叫‘江团’、你们都是从四川来的,吃过四川乐山的‘江团’没有?”伤残军人们说:“没有。”元帅风趣地说:“那不要紧,今后你们回到四川后,也到乐山去演一演,让他们也弄点‘江团’尝一尝嘛!”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在国防部宴会大厅里,涂伯毅还指挥元帅、将军们合唱了《社会主义好》。提及这些经历,老战士们眼里满是耀人的光芒。易爷爷看着老照片,陷入了回忆:

“当时我们和彭总等首长合影,首长们让我们坐第一排,他们随意穿插在后面的队列中。我们都不愿意,执意要首长们坐前排。双方相持不下时,彭老总大声地说:‘你们还认我这个司令员吗?如果认,我命令你们坐下!’”

1958年6月2日,彭德怀元帅(二排六)、贺龙元帅(三排右起三)、叶剑英元帅(二排左起一)及谭政大将、肖华上将、张宗逊上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邓华上将、杨得志上将、肖向荣中将、杜平中将等在国防部和易如元(一排右一)等演出队同志合影

那一年,演出队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共巡回演出100多场,受到了热烈欢迎。回四川后,他们又加紧排练,进行了全国25个省市的巡演。“后来我们在全国各地巡演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乐山真的吃到了江团!”涂伯毅高兴地说。

涂老在带着我们前往荣誉馆的路上,健步如飞。他穿着干净的旧军装,衬衣上的风纪扣打理得一丝不苟。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新的阵地。”虽然躯体改变了,但是战士的灵魂从未改变。带着这样的信念,很多伤残军人加入了休养院革命传统教育组,全身心投入爱国主义教育事业中,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2021年,涂伯毅获得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发布的“最美拥军人物”

休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休养院自从1951年建立以来,先后收治了老红军、老八路以及各个战争时期及国防建设中负伤致残的一至四级伤残军人几千名。他们大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不仅安度余生,更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人生价值。

如今,荣院的保障条件日益提高。2019年,新的荣院休养大楼建成,每位抗美援朝老战士都住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配备了优质的医疗保障。

87岁的原警侦连战士周成松喜欢看电视剧,看到客来,他用残缺的双臂熟练地穿好军装外套。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副小朋友赠予老英雄的画,上面写着“愿您吃得好、穿得好,天天笑口常开!”

提起荣院的扩建,易爷爷对我说:“前几年院内扩建,我自持摄影机每天拍摄施工现场,足足坚持了两年。但想考录成碟片时按错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影像资料全部格式化了!哎呀!2年的心血啊,气得我好几天没睡觉。”

他说出了如此懊恼的原因:“现在日子那么好,一切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我年龄大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来报答。所以我花了2年时间拍摄荣院的焕然一新,想整理、剪辑给档案馆,也是见证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们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这些耄耋老战士,是那场立国之战鲜活的记忆。他们带着满身伤痛,顽强地活着;代那些血染沙场、埋骨他乡的战友们见证着祖国崛起、民族复兴。

易如元为“建党百年”创作诗歌

2020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8岁,最小的29岁。他们并非赫赫有名的将帅功臣,绝大多数只是普通一兵。无论是血洒疆场的事迹,还是身残志坚的精神,都犹如一面鲜红的旗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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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抗美援朝 老战士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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