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近日，江西省竹亭镇，一对夫妻在租住的房子里意外身亡，留下了8个幼小的孩子。此事迅速引发网络争议。

孩子总能触碰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孤儿们的悲惨遭遇固然让人心疼，而“事实孤儿”的境遇及救助，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关心。

本文采写的故事，即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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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

提到姗姗，L市的杨警官眉毛拧成了麻花：“破获了一桩盗窃案，得知小偷夫妻有个小女孩。把他们收监后，我们去他家想看看孩子的情况。”

杨警官第一次看到姗姗时，很不愿意相信眼前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已经10岁了。

“出租屋里的状态，真是一言难尽。问她平时谁在照顾她，她说爸爸会给生活费，吃喝拉撒她自己来。我问爸妈对她怎么样？她说不太容易见着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喜欢她。”

姗姗并不知道，便衣警察找到她时，她父母已因偷窃罪入狱、并被查出吸食海洛因，将被送入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而她父亲偷窃得来的4000元，仅留了200元给她用作未来的生活费，其余都买了毒品。

“原本家境殷实，但姗姗爸爸染上毒瘾，很快把家产都吸干了。爸爸害妈妈也染上，又骗了亲朋好友几十万，所以两边老人都不敢认他们。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杨警官叹了口气。

姗姗是典型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即通常所说的“事实孤儿”——父母仍在，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

他们的生存状况，甚至比孤儿更加艰辛。

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将孤儿抚育视为社会支持政策中最优先发展的领域，并随着国力增强而不断完善。12月3日，江西竹亭镇夫妻意外身亡。村、镇、区政府部门及时介入，将慰问金及生活物资送到孩子奶奶手中，并称将拿出相关方案。

但“事实孤儿”们由于父母尚在，且情况复杂，常常游离于社会救助体系之外。缉毒警察告诉我：“如果没人帮助姗姗这样的孩子，他们稍大一点，也会被逼着卖淫代孕换取毒资或帮着父母运毒藏毒。而他们的下一代又会重演他们的悲剧，形成了犯罪代际。”

C市检察院的王检察官说：“‘事实孤儿’和孤儿们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也更容易因无所依靠、没有约束而走上犯罪道路。他们是最需要关心帮助的边缘群体，也是儿童福利兜底工作中最难修补的短板。”

“隐秘的角落”

2019年，民政部对“事实孤儿”进行专项调查。据不完全统计，“事实孤儿”在全国约有50万名。他们有的是服刑人员子女，有的父母重病或残疾、死亡或失踪，有的父母弃养并失联，少部分孩子母亲甚至是被打拐行动解救的妇女。

实际上，即便在广泛应用大数据的当下，各地“事实孤儿”人数及具体情况，仍然难以精准掌控。

C市某街道的幼童小九，她不明白母亲为何常常“状若两人”。在母亲某次发疯一般殴打她时，警察们冲进来制服了母亲，将小九送往医院。刑警告诉我：“说来唏嘘，有些父母即使深深伤害着孩子，幼儿也不愿和父母分开，会自我催眠和自我安慰，隐瞒自己的真实处境。”

发现难，是“事实孤儿”有别于孤儿及留守儿童的一大特点，也是救助工作的第一重难关。

实际上，早在2011年，民政部便发布了《关于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数据统计的通知》。各地有关部门多次开展调查走访，但摸排结果依旧不准确：

一方面，实际抚养人多为孩子血亲，因“家丑不外扬”而故意隐瞒；另一方面，“事实孤儿”们通常没有得到充足的关爱与教育，既不知道国家的援助政策，也不愿意对外人敞开心扉，无法积极开展自救或配合援助。

认证难，是救助过程中面临的第二重考验。

首先，从户籍状况看，85.3%的儿童为农业户口。而在他们广泛分布的地区，很多代抚养人并不了解政策或没有申请救助的能力。

四川Y县某村的小阿龙，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再也没见过母亲。

“叔叔阿姨在努力找你妈妈，你想她吗？”

“不想。”

“为什么呢？”

“人早晚都要独立的，十多岁了还在向父母撒娇的，那些是娇气。”

小阿龙的故作坚强让人心疼。与小阿龙的相处时，救助人员最担心年近古稀的爷爷奶奶也离孩子而去。同样，在此次江西的惨剧中，孩子们暂由奶奶抚养。奶奶年事已高，伯父伯母帮忙照看也非长久之计。

这些孩子，未来何去何从？

小阿龙是农村大量“事实孤儿”的一个缩影。属于“父母一方死亡/重残/被限制人身自由，另外一方失踪/弃养”的典型。这与某些地区经济条件及风俗有关：青壮年男子外出务工，在工作地结婚后将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或情侣未婚先孕、将孩子丢给老人。

在沿海极个别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女方需产下男婴，男方才会同意领取结婚证。这些畸形的婚恋状态，如果遭遇感情异变或一方重大疾病、意外，另一方便会弃子再婚或失联离去。  

Y县司法人员解释：“村两委知道后，告知老人去民政局办理孩子的孤儿申请。这需要父亲死亡证明，和母亲失踪的法律文书。但很多事实孤儿的父母并没结婚，或者在外地结婚后很少回村，加上一些老人文化水平不高，整理资料和应诉的能力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其次，“事实孤儿”救助涉及民政、教育、医疗、扶贫和公检法等诸多部门，此前，各部门所适用的政策不一致、对“事实孤儿”认定条件及标准不统一，在实施救助中没有形成合力、事倍功半。

最后，取证认定过程也需一一甄别。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往往“防君子难防小人”，与“家丑不外扬”形成对比的另一个极端，是利用孩子骗取国家福利或民众爱心。

在网友热议江西8名孩子的福利政策及如何为孩子捐款时，也有不少网友担忧孩子们福利金和捐款的使用：

“国家是他们在父母之外的监护人”

目前，59%的“事实孤儿”由隔代血亲抚养，由于老人的经济收入及身体状况，大多数孩子面临着养育困境。

“我认为首要问题，是做好生活保障和监护兜底。”检察官说。

从2014年“精准扶贫”摸底阶段开始，全国各地不断发现不同情况的事实孤儿。小阿龙所在县，检察院在2016年督查民政、扶贫工作时获悉了孩子们的情况。司法救助随即展开，公检法人员及扶贫干部上门讲解政策，司法局为小阿龙等家庭免费提供援助律师，解决了一批批事实孤儿认证难的问题，至今已是第4个年头。

工作人员介绍：“小阿龙几年前就纳入孤儿保障了。各种救助加上今年国家新增拨款，每个月拿到2000元以上。同时，学校减免了他读书期间的所有费用，如果成绩优秀，每年还有1000-4000元的助学金。一些民间组织也在积极帮助他们。”

在此次“江西夫妻意外身亡留下8个孩子”舆情中，竹亭镇民政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政府部门已去看望家属，已将慰问金给到8个孩子的奶奶。同时，8个孩子每个月每人均有1200元的孤儿补助，直到18岁为止。

让孩子们从“无人抚养”变为“有效监护”，或许是破解症结的关键所在。

2018年冬，王检察官来到小九所在的街道党办，和工作人员一同对小九父母监护资格进行考察。

事情回到警察破门而入救走小九的那一天。

“调查得知，孩子爸爸在服刑。妈妈得了精神疾病，发作时虐待她。因为她妈妈的病时好时坏，不发作时很疼爱小九，小九也会配合妈妈故意隐瞒。”

电影《无人知晓》剧照

直到小九母亲疾病加重，发作时拿菜刀劈砍了邻居的门，社区及公检法才得知了真实情况。

区检察院牵头，召开了救助小九的联席会议。很快，社区收集整理群众线索和证据，代小九报警；警察依法出警将孩子和母亲进行强制分离、将孩子保护起来；医院会诊母亲身心状况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

“我们将她纳入孤儿保障中，现在孩子由市福利院代养，各项救助也全部落实了。小九爸爸不久将刑满释放，经医院评估，她妈妈的疾病也可以控制和治愈。考虑孩子利益最大化，法院没有剥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

小九并不是王检察官办理的第一起“事实孤儿”救助。“小知他爸爸在沿海贩毒已经伏法了，妈妈和他生活在我们辖区。经协商，她愿意配合调查深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政府解决孩子幼升小和生活问题。”

刑事案件办结了，孩子的监护权又该如何？

虽有案例在前，但王检察官介绍，事实孤儿案件不能简单效仿了之，必须“发现一例、启动一例、一事一议”。“教育局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综合案情和多方情况，公检法最终对小知妈妈采取了监外执行。”若小知母亲再触红线，孩子将由市SOS儿童村代养。“孩子得到很好照顾，反过来又利于服刑人员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而杨警官那边，姗姗对于被认定为孤儿十分排斥、不愿意前往福利院，警队便轮流照顾她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杨警官“三顾茅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外婆及舅舅舅妈同意抚养姗姗。

对于此次民政部门对江西8个孩子的救助，一些网友质疑“为什么要守法公民给超生游击队买单？”、“浪费纳税人的钱，不如用在其他地方”。

对于此类发言，王检察官说：“交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我们都是国家的公民，这些孩子也是。对于他们来说，国家是他们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国家照顾他们、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合法合理合情，这也是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该做的。”

“爱的奉献”

江西8个孩子未来面临的抚养问题，是大众关注的要点。很多牵挂孩子的网友称希望收养，但以目前的政策法规，并不符合收养条件。也有网友建议将孩子们送至福利院。但不管是何种抚养方式，让孩子衣食无忧并感受到爱和温暖才是关键。

今年6月，当我问及援藏3年、重回M市的王副院长近况如何时，他给我发来了M市儿童福利院里，他和孩子们进行文娱活动的视频及照片。

孩子们看起来体格强健、活泼好动，似乎与大众心目中“孤儿院”的印象大相径庭。他迫不及待把一份政策链接发给我，“政策提到的，都是实打实兑现了的，大众不要老觉得这些孩子们天天苦兮兮的！”

王副院长的剖白，使我想起已接触过3年的C市SOS儿童村，那里的园长曾说：“外界的歧视对心灵的戕害像钝刀磨肉。误解带来的廉价同情，也请社会收一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相关救助不再限于物质，心理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统计显示，56.8%的事实孤儿“经常想念父母却讳莫如深”，18.9%“愿意自己待着而不是和同学交往”，35.1%的孩子有负面情绪时会对别人倾诉，部分孩子时而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心理创伤治愈难，是救助过程中面临的第三重考验。

“生活困难是临时的，可以通过政策和制度保障来解决。但最深的伤害，归根结底还是父母缺位。这种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但就因此不管了吗？相反，更应该让孩子感受到大爱，相信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爱他关心他。”工作人员强调，“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有人相信他通过学习和奋斗，也会有光明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2019年《意见》中提出，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事实孤儿”等民政特困团体提供心理、精神方面的关爱等专业服务。对此，C市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的刘老师告诉我：“要打开他们的心扉很难，但也许某一天，他们画的画中就有你，原本波澜不惊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这比金子还珍贵。”

某市SOS儿童村介绍：“今年，咱们村有3个孩子参加高考，其中2位考上了重点大学。自开村以来，我们儿童村已经养育了300多名孩子，目前半数已长大成人、独立生活。”

SOS儿童村中，一群特殊的“妈妈”让人敬佩。她们每人养育着3-5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共同组成多子女家庭。SOS妈妈都是自愿加入并长期在此工作的女性，且承诺不生育自己的孩子，愿意为事实孤儿们提供安全、爱和稳定。

“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各个部门坚守的第一宗旨。”谈及SOS村抚育模式，王检察官认为，对于确实找不到合适抚养人的孩子，也可以尝试“送养”、“家庭长期寄养”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孤儿领养，或许该尝试步子迈得大胆一点。”

2019年7月，民政部、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等12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专门意见，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正式纳入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2019年7月至2021年5月，全国50万名“事实孤儿”中已有27.4万名被纳入政府保障范围。一场场关于他们的保护行动，在全国各地进行着。

此次江西惨剧中的8个孩子，无论父母此前如何，孩子已经降生。他们的成长之路，需要政府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救助孩子，是对脆弱生命的呵护，也是造福国家及人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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