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专门教育如何挽救罪错未成年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22-10-26 08:11

左玮

左玮作者

真写稿,写真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罪错未成年人及家庭教育困境,已成为社会之痛。涉嫌违法犯罪但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抓了之后怎么办?孩子未触及法律红线,却有违道德底线的严重不良行为,又该怎么管?

本文采写的“专门教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答案。

“警察管不到我们”

“这种案子,除了牵制众多警力,抓到嫌疑人也只有挫败感。”说到罪错未成年人,J省的民警小刘回忆起了2018年的一个盗窃案。

凌晨5点,小刘接到了一位商铺老板的报警电话。“我心想他怎么那么倒霉,一周内被偷两次?”涉案金额高达20多万,小刘在分局警力支援下,很快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居然又是两个14、15岁的孩子,赵某准确地弄坏步行街的监控和商铺的卷帘门,一口气偷了几十部手机。”更让小刘瞠目惊舌的还在后面:赵某两人竟是不久前,才被放走的另外几个“低龄小偷”的“小伙伴”。

原来,此前因盗窃被警方抓住的未成年人周某,在被放走后立即将街道和店铺信息,以及“警察管不到我们”等“情报”告诉了赵某。

“当时,不满14周岁的不处罚,不满16周岁实行治安处罚但不予执行,即使触及刑事或治安处罚标准的,也要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作教育释放处理。”刘警官叹了口气,“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各地流动的打工者或者离异夫妻。2018年时也没有《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惩戒他们,你督促他们尽到抚育义务、承担责任,他们就诉苦或摆烂。”

这起连环盗窃案令步行街个体户们愤怒委屈,民警无力又心累。时至今日,刘警官仍常常想起那几个少年。

“算算时间,他们现在刚成年,不知道如何了?”

多年来来,“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使得部分罪错未成年人视年龄为保护伞,即便在各地派出所留有“案底”也毫无顾忌。极个别的孩子甚至失去了对法律及国家暴力机关的畏惧之心,成为了“职业犯罪人”。

“此前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责任主要在监护人和学校。指望父母幡然醒悟并严加管教,或者学校付出数倍的成本管理监督,并不现实。”未检民警小斐说,“抓捕之后的程序,才是真正的关键。”

杨警官为我补充了另一种情况:有一位小路,父母在服刑,他就由姥姥代为抚养。因家庭原因,同住的舅舅舅妈很抗拒小路,学校也无力事无巨细地关照他。孩子在家中感到压抑,每逢学校家长会及亲子运动会也很痛苦,渐渐游离在学校和家庭之外,变成了城市中的“流浪儿童”。

杨警官感叹:“原生家庭很差劲,孩子破罐子破摔。有时候,一些办案人员看不下去了,会担着风险私下帮扶这些孩子,但这是杯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隐秘的角落》剧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科的文检察官,更是痛心疾首:“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感到着急又无奈!明明发现他们了,大家也很努力,但还是看着部分孩子的不良行为逐渐升级。除了家庭教育的缺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很多地区缺乏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专门学校。”

专门学校是什么?

专门学校原称工读学校。早在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已经存在。“工读”意为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劳动改造。2012年,“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沿用了该名称。

Q校是一所警师共育的专门学校。校内目前有学生百余人,小宇是其中的一名。这些大多12至17岁的学生,此前都有一些严重不良行为。

小宇的几次转变,令父母心里五味杂陈。但他们更庆幸的是,当初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听取了专门教育委员会的意见。

记不得征兆何时出现,孩子忽然“爆雷”了——从看似安静内敛的老实孩子,变成学校要求父母陪读的问题学生,再到休学、混迹社会并频繁偷窃,小宇让父母“愁得头发大把大把掉”,“无计可施、感到绝望”。

“未成年人的成长和蜕变,关键在于无论如何都不能中断学习。”专家告诉我,最初出现不良行为后,部分孩子会被学校及周边人“标签化”处理,这使得他们更加游离于学校及社会管理体系之外,成为不稳定因素。专家强调,不能中断学习不仅包含适龄的义务教育,更要有针对性的法治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矫正。

因为小宇处于升学的关键节点,检察院对他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随后,小宇进入了专门教育学校Q。他们在此接受专门教育,以实现继续学习及“无害社会人化”。可以说,专门教育是一种既有别于普通学校教育,又有别于司法监所的特殊教育形式。

专门教育,专在哪里?

最初,小宇的父母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专门学校是不是“少管所”换了个名字?会不会像“电击疗法”、“豫章水牢”一般虐待孩子?别人看到孩子去过专门学校,会不会歧视他?

“抗拒?刚入学时,没有哪个不抗拒。”Q校的一位老师说。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3至45条规定,适用专门教育的入学程序有强制入学和申请入学两种。曾经有个孩子是被“五花大绑”送进来的;还有一个孩子,父母送他入学的前几天,他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但半年后,很多父母放下了疑虑。有家长曾戏称,孩子的蜕变让自己“斑秃都好了不少”。

这里的学习生活离不开军事化管理。

清晨起床,分级分班晨跑。早饭后,根据课表来到配备有多功能教室、心理辅导中心、法治教育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科技创客中心的教学楼学习。

这里一切都得自理,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洗漱用品要摆得整整齐齐。9点半准时熄灯睡觉,要是以前,小宇还在网络世界里研究“五杀”呢……

除了老师,校内还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军警作为教员,以应对突发情况。教员面对的通常是“刺头”,虽不会采取暴力,但也有严格的惩罚,比如增加体训难度或时间。

专门学校不同于“感化教育”,它突出的是“惩教并重”,首先“惩罚”,其次才是“教育”。通过闭环军事化的严格管理进行“惩恶”,让孩子为自己的罪错买单,其后才是给予机会回归正道的“扬善”。惩恶和扬善并不矛盾,比起一味强调“人权”的理论,专业教育更为科学。

小马曾因欺凌同学被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并强制入学,来这里几个月后,小马背直了,身姿挺拔了,眼界也变得不太一样。此前,他常年窝在被子里上网,习惯佝偻着腰耸着脖子。多次将同学堵在厕所里殴打并索要钱财,也是为了“买件装备”。

军事化管理改变着学生的精气神和行为纪律,“情境化”、“问诊式”的教学方法,则注重培养同理心和三观。同时,作为双主体共同管理的学校,比起通识教育,更注重爱国主义、法治和品德教育。

模拟的校园欺凌情境里,立场的转换、身份的代入让小马深受触动。

模拟法庭上,学习法律知识后,扮演“法官”的小宇“审判”了自己——如果持续犯罪,未来没有了“年龄保护伞”会面临何种制裁。

除了严训,也有奖励措施。入学后,小马积极弥补过错并争取到了受害人的谅解,获得了“综合进步奖”,教员还给他买了礼物。

专门学校严格控制了学员数量和教学规模,并配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督导协助,根据学生的经历“一人一案”对症下药。因此,学生配合度都很高。比如,小宇便认为,写信这种方式就很好。

在学校,小宇开始给父母写信,从每两周一次逐渐变成了隔几天一封。像小宇一样,很多来自“无法沟通的家庭”的孩子,以前不敢说或刚出口就被父母打断的话,现在可以一个一个字写给父母。

小马给父母的第一封信,只有一句话“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种儿子,不要管我”。后来,他写得内容也越来越多。

虽说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们也可以外出。有时候是去山上拉练、有时候是去农场打打谷子,有条件的地方,还会带他们去红色教育基地研学。在另一所专门学校S,部分学生每周末都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

中考时,小宇考上了理想的高中,从专门教育学校毕业了。和小宇一样,符合条件的学生的学籍会被保留在原校,由学校和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因此,他们可以报名参加中考、高考,继续深造。

最出名的专门学校,在H省某个县级市,目前在校师生1100多人,生源遍布全国。在办学的18年里,这所学校共接收了“特殊学生”1.2万余名。这些年,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上万名学生中,截至2022年6月,没有出现一名违法犯罪人员。

“教育一个,影响一片。新建的专门学校落地的地区,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治安明显好转,普通学校及家庭反馈良好。”未检专家告诉我。例如,F县专门学校2021年9月正式开学后,不仅入学的40多名学生有了质的转变,更惊人的是,该县未成年犯罪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71.43%,未成年犯罪案件与上季度环比下降57.5%。

困境和方向

或许有人会问,专门学校既然这么好,存在60多年了,怎么我感觉“熊孩子”越来越多?

原因错综复杂,难以简要评析。但就专业教育方面,多年来“福利主义”把“教惩并重主义”打得节节败退,使得专门学校不管是在办学规模还是教育方式上,都呈现出“阵地萎缩”的态势。例如,2010年12月时,全中国仅剩67所工读学校。再如,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2018年的调研报告:“多年未有关于工读教育工作开展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2004年至2016年)。

甚至,一些曾经吸取了专门学校优点、注重劳动生活能力和体能培养的普通学校,也迫于压力改变了教育模式。一名退休教师,以自己曾任职的国家某重点中学为我举例:“学校以前采用半军事化管理,师生坚持晨跑晨训、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老师对学生不良行为可以惩戒和适度体罚。”他说,这为的是培养学生的体魄和精气神,以更好面对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但渐渐变成‘说不得、管不得’,越来越娇气,说实话,一届比一届差”。

不过,转机出现在十八大召开后的2013年。从2014年开始,工读学校数量总体出现了上增趋势。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2019年,中办国办公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9年底,收容教养制度被废除,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养”措施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确定了专门教育的法律地位,并明确指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

2022年,“办好专门教育”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但重新确立专门教育的地位,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多年的阵地萎缩使得如今“僧多粥少”的现象极为严重。根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调研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全国仅有110余所专门学校,目前在建或进入选址阶段的专门学校也只有11所,仍有部分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人口大省仅有1所专门学校。

在2019年至2022年的司法实践中,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涉罪未成年人,在最高检“应收尽收”的指导下,一些“问题学生”本该送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但由于现有学校数量太少,导致落地基层时根本“无校可去”。各地专门学校为了卡住“生源”,也不得不设置招生范围及门槛,例如小宇曾就读的Q校,便对户籍及在本市作案次数提出了要求。

专门学校还存在“无人知晓”、“旱涝不均”等难题。例如,用G市未检干警的话说:“我们可是下了很大功夫,才能争取到一个名额啊!”但在C市,停办了15年后“复活”的专门学校X,2017年就读的学生仅25人,甚至低于在校教职工数量。

在采写中,某市有关部门人员向笔者透露,该市虽按照要求设置了一所专门学校,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学校,无法真正矫治罪错未成年人。“没法落实闭环管理,使得校方不愿接收、能推一个是一个;另一个原因就是专门学校落地,周边群众认为会影响片区房价和治安,因此不停闹事上访,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管束和教育。”

除此之外,“应收尽收”也未能落实。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罪错未成年人父母的一意孤行、恶意阻挠。例如,有优质专门教育资源的J省某地,2022年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的罪错未成年人有70余名,但这些家长均不愿意将孩子送往专门学校。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高级警长魏春曾建议,“对于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由检察院、法院直接决定是否送专门学校,而不是程序倒流,再交回专门教育委员会和公安机关处理。如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予以配合,由公安机关予以强制执行。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议复核。”

“1999年以前,进入工读学校多为经学校报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报教育部门批准后,即可强制实行。后来慢慢变成了罪错少年本人、监护人及学校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法定程序。”一位未检专家告诉我,“和西方接轨兜兜转转20年,还是得回归国情。”

除了存在“入”的障碍,还有“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专门学校矫治成功后,原生家庭带来的再犯罪。

2020年6月,z市14岁的小陈等4人多次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式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后经检察机关起诉被法院适用缓刑。

检察官办案中发现,4名少年长期处于脱管状态,家长文化程度均较低,法治意识淡薄。在审查逮捕期间,4人的监护人均不愿到场配合讯问。检察官与多位监护人前后沟通20余次,并会同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通力协作15次,终于说服少年及家长,依照法定程序于同年将4人送入z市一所专门学校。然而,最后除小余一人回归正途外,小陈等3人虽在学校进步很大,但在回归家庭后,因教养严重失职、受到不良朋辈影响再度涉案。

作为民政部门的专业心理督导师,小沈令余老师印象深刻:“他进入专门学校后,他父母从来没有管过他。但老师对他很好,周末或者逢年过节都是老师陪伴他。孩子在专门学校里,反而感受到了亲情和关爱,为了让‘朱妈妈’高兴,在学校表现得特别好。后经评估让他返回普通学校后,他却故意‘变坏’想回来。”

这种孩子并非孤例。“归根结底,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啊。”王检察官说。事实上,家庭教育的“立德树人”永远优于学校通识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

《隐秘的角落》片段

尽管难题不少,罪错未成年人不能“一放了之”已成为社会共识,政法机关由“感化宽容”到“不放纵不抛弃”的理念转变,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关注的增加、舆论对司法实践派的支持,也有利于我们回归国情,拯救更多迷途的孩子。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积极建立与专门学校工作衔接机制,协同有关部门共将2159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据悉,目前教育部正在加紧制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加快专门学校的建设步伐。

愿迷途的花朵,早日重回阳光之下。

参考资料:

1.《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理事长林炎志,2018.3

2.全国检察机关加强政治建设暨深化检察改革与理论研究工作推进会,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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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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