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她就是矫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吗?

来源:观察者网

2024-02-02 08:08

左玮

左玮作者

真写稿,写真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作业写完了吗?”“今年成绩怎么样啊?”

在经历了期末考之后,虽然学生们已经进入寒假,但亲戚们的灵魂之问也让不少孩子对即将到来的春节“瑟瑟发抖”。

亲戚们可能只是好言相问,但孩子们的“成绩焦虑”却不容忽视。根据笔者的调查,各大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经常人满为患,而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大城市儿童精神科或心理门诊一号难求,一些未成年患者只能暂时被收进成人科室;同时,亦有大量孩子和家长陷入自我怀疑,焦虑得手足无措。

“一方面是未成年人心理问题增多,抑郁筛出率增高;另一方面,是抑郁情绪被泛化,大家愈发重视情绪问题而导致求诊者激增。”目前,能够帮助问题家庭实现危机干预的儿少精神科医生远远不够,同时,大量迷茫无措的孩子及家长分不清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无法有效疏导或积极自救。

在去年11月12日的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参会的某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理事张老师曾对我说:“很感动。这一次大家都是以‘家长’的身份,希望孩子身边的环境好起来。守住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媒体宣传。”

01“扭曲的关心”和“草木皆兵”

“孩子手腕上有经年累月、多次自残造成的陈旧伤痕。在学校、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及社会服务中心多次催促下,孩子母亲极不情愿的来见我们。她说她工作很忙,请我们搞快点。”某市心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很无奈。他们告知家长,孩子目前心理危机高风险。孩子母亲却回答:“她就是矫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

“但倘若孩子没法跨过青春期呢?”张理事告诉我,以前青少年的抑郁筛出率集中在14-20岁,初三及高三特别明显。但近些年研究发现,青少年群体呈现一高一低趋势——自杀率增高,自伤自残低龄化。“自杀年龄阶段分布变成了初中高发,12岁开始成为部分孩子人生能否继续的一个坎。”

全国各地,精神科医生和未成年人保护社工们见过太多树苗扭曲的悲剧。

“部分家庭对孩子的爱和关心,表现得极度扭曲。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人品不太在意,不重视孩子屡次出现的情绪崩溃和自残,却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特长过度关注。”甚至此类家庭开始意识到问题,到精神专科医院求助,通常也是因为孩子出现上学困难、休学宅家等状况。最初,“看病”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希望医生能帮助孩子“赶快复学”。

“这种情况,该关注的是孩子社会功能已经受损,而社会功能缺失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大城市的心理门诊案例里,“关注点错误”的家庭不胜枚举。这些家庭通常有着良好的经济状态,很多父母靠着年轻时的积累,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跨越。他们大多无法接受孩子不如自己,用当年的经验“刻舟求剑”的要求着孩子,也对孩子成绩或情绪上的“反馈”难以理解——“他现在条件比我当时好太多了,他有什么不知足的?”

“也有一些通情达理的温和父母,他们一边说着对孩子没什么要求,一边用隐秘的期待将孩子内化了。”何为内化?父母怎么看待孩子,变成孩子怎么认知自己。父母感觉很无辜,现在教育环境就是如此卷,不随大流卷,以后孩子埋怨自己怎么办?甚至很多孩子表现出来的,是“父母越说体谅自己,孩子越逼自己”。所以近些年,大家发现越来越多“优等生”抑郁了,而事实孤儿(父母健在但事实无人认真教养儿童)的心理障碍更多表现为暴力行为。

同时,与上诉“漠不关心”或“鸵鸟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院精神科和少儿情绪科,同样充斥着大量“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家庭。

“我看了网络自评,感觉孩子浑身都是毛病,赶紧带孩子去检查心理问题。”8岁儿童小娜的家长说,“挂到华西医院专家号。专家和孩子单独聊了一小会儿,专家就让孩子去玩耍,换我单独进去被专家‘骂’了近半小时。专家说,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我。”

小娜家长的“求医”经历令人哭笑不得。实际上,她不仅该庆幸“虚惊一场”,更该庆幸她所在城市有全国顶尖心理医疗资源,接诊的也是货真价实的心理专家。

近些年,不断攀升的未成年人心理问题数据以及被网络放大的个例,引发了社会尤其是学生及家长群体的焦虑和思考。过度地关注抑郁,特别是学校的过度防御和家长的敏感恐惧,让青少年更易掉入困境。越来越多并不符合抑郁症病理的孩子给自己“套上标签”,引发网络对抑郁症的嘲讽和误解,亦有大量家长如小娜母亲一般手足无措、病急乱投医。

02孩子们怎么了?

在2023年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心理分会场上,多位教育学专家、心理学专家、临床医师公布了前沿数据,很多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表示:“青少年的抑郁症筛出率达到了24.6%,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17.5%,15-20岁青少年自杀率3.34/10万。”他的团队还对23409名中小学生进行自杀危险性评估(2020年至2022年),中小学生危险性远高于大学生,整体达到19.3%。

“家长生病,孩子发烧。”无数事实证明,病态由孩子表现,实际却是家长出了问题。但心理专家们表示,我们不能就此将责任只归咎于父母。很多家长也在痛苦中挣扎困惑、恐惧后悔。他们青少年时期根本没有听过何为“抑郁症”,而在当今信息爆炸、鱼龙混杂的环境中,他们也不知道孩子出现疑似状况时究竟该怎么做。实际上,面对物质发展带来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社会转型,不仅是家庭,教育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大众认知方面,我们乃至全球都没有做好准备。

那为什么病症和危机集中体现在孩子身上?

因为未成年人本是社会最脆弱的一环,但层层传递的压力,却最终落在了他们身上。同时,未成年人支撑自我的心理力量太小,这“一大一小”撕扯着紊乱的身心,进而表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情况。

例如,近些年越来越多家校摒弃了立德树人的品行教育,学生成败唯成绩论,导致未成年人评价自我价值的标准极为单一。再如,不断增加的学业压力使青少年最需要的玩耍和睡眠时间被大幅压榨,孩子的整个世界高度紧绷,没有给他心灵成长的试错空间和时间。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交孤立”。他强调,事实上,群体玩耍的过程非常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素养培养。比如在你追我打中建立规则,比如为了完成某个游戏必须协同配合,比如很多孩子通过游戏认识到99%的人拿不到第一,发现自己某方面个人能力虽不突出但善于沟通配合,利于自我肯定及未来职业规划。

“为什么成年人觉得现在的孩子脆弱?仅看群体表现,目前青少年表现出的抗压和耐挫能力,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薄弱。但一个人、十个人如此,可能是个体原因。群体如此,那有问题的就是孩子们的环境。”张理事告诉我,现在孩子都成了单一个体,很多本该在群体玩耍甚至摩擦中摸索出来的道理和行为规范都消失了。“所以各个都只看得到自己,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少了与他人的健康连接。”

“只看得到自己”的社交孤立,加上唯成绩论的单一评价体系,使一些孩子和家庭出现了中国多年未曾有过的情况:学生群体间自伤和极端互伤行为增多,同窗情谊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一些学生当不了第一就无法与自己和解,甚至当不了第一就物理意义上的干掉第一。

03困境与前景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如今已出现的问题,会成为家庭和社会走向成长的一个契机。”专家们多次强调——公布最前沿的相关数据和调查报告以表明形式严峻,不是为了制造焦虑恐慌,是为了“起而行之”——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漠不关心,也不要过分解读。同时,中国青少年心理危机得到了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恰恰是干预的最好时刻。

但目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境。

第一是真正患病家庭的不自知或鸵鸟心态。

全国各地的心理服务中心,在为各个学校开展心理健康团体活动时,都曾遇到孩子求助:我爸妈的病比我更严重,但他们自己不承认。

CPS临床专家告诉我,“一个家庭能否干预或者自救成功,关键在于家长愿不愿意改变。遇到有抗拒心理的父母,一切都很难展开。他们接受不了孩子有精神障碍,更接受不了自己有。”

因为深深的病耻感,父母不愿跨过那个门。如此,部分大城市的顶级医院开始尝试,不以心理问题为切入点,而以“儿童学力评价”、“儿童专注力测试”来降低家长抗拒心理。简单来说,由儿童神经科、心理病科等专家共同组成的儿童神经心理门诊,通过临床评估来诊断和治疗儿童失调行为(如ADHD)和家庭心理问题。

在这个门诊科室中,专业的医生将进行一系列的病情评估、检查和诊断:部分通过非药物干预、药物干预和行为矫正来解决单纯注意力问题。部分心理问题的家庭,则转由精神科和心理医生治疗。“不止是未成年人,部分有心理疾病的中老年人,子女劝导从‘神经内科’挂号检查,发现心理问题再转至精神科。”

第二,是社会尤其是网络对抑郁情绪的过度解读,集中体现在“辨别抑郁情绪、抑郁体征和抑郁症”和“两代人的认知矛盾”。

以《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为例,全国范围内超过3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很多人没有能力或时间精细阅读,只通过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短视频解读信息,很容易悲观的将抑郁风险检出率等同于确诊抑郁,甚至将短期抑郁情绪盖章为抑郁症。”受访专家指出,首先,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孩子的抑郁风险检出更不是确诊抑郁症。“实际上,抑郁作为人七情六欲中的一种情绪,大多数人都是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更不能拿着网上一些自评表,往自己和孩子身上套。”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联合好心情、灵北中国)

其次,抑郁情绪更谈不上一些人谈之色变的极端后果——不吃药便会自杀。“很多家长,前期对孩子抑郁情绪或抑郁症不甚了解,孩子短期出现抑郁情绪又大为无措恐慌,甚至参考小红书等自行买药。”。随着信息爆炸及传播的便捷,很多人将自杀案例与抑郁高度关联。诚然,世卫组织发布报告中,称抑郁系15-29岁人群死亡第二大原因,但实际上,中国总体自杀死亡仍为小概率事件,自杀死亡发生率约为每年7/10万。而根据2023年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多位专家的最新数据,我国15-20岁少年自杀率为3.34/10万,把年龄拓展到中小学生,整体来看,也不会超过5/10万,远低于发达国家。

当然,小概率不意味着情况不严重。每一个宝贵生命的逝去都让人痛心遗憾,但自杀不应被放大并在社会中持续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关注心理健康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关注重点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放大负面情绪本身,甚至在舆论上刻意共情“自杀理由”、引发效仿。

这在社会发生极端事件时显得尤为明显(诸如“连跳”):政府部门能否制止网络上对此事件的极端情绪渲染及极端行为传播,立竿见影地影响着未来一段时间的青少年积极或消极行为。

而对于“两代人的认知矛盾”,网络上时有对立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一些言论认为现在的孩子太娇气脆弱、不体谅父母,一些言论则认为孩子出现极端行为,都是原生家庭的“罪过”甚至“父母皆祸害”。

对此,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苟萍教授告诉我:“这种互相甩锅式的‘归罪’解读,放大了个例、宣泄了情绪,却不利于事件‘归因’,不利于家庭修复和解决问题,将亲子越推越远。”实际上,孩子极端行为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或事件的结果,不应简单地解读或定论。而某些报道中父母“逼死”孩子或者孩子灭绝人伦的情况,正因为“稀缺性”而被互联网放大传播。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由此,不得不提到青少年互联网阵地的失守。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室的王检察官对我说:“在我们网络还未真正实现分级的当下,我希望媒体遇到争议事件不要只追求流量,有时候请把镜头上抬一点点。”互联网的负能量、负面价值观,极大污染着孩子们未成熟的心智。

第三,是“僧多粥少”的现状和短期难以改变的困局。

不管是真正需要治疗的困境家庭,还是想要摆脱自我怀疑的普通家庭,他们常常感到求医无门。

因为目前得到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实属凤毛麟角的稀缺人才。以国家心理咨询师为例,在真正权威的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中,截至2021年11月1日,注册系统仅有注册人员3670人,且大多集中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即便全国心理专家连轴转,也难以改变局面。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我:“有个月,我连上了28天班,感觉自己都快得病了。”同时,也有患者抱怨,自己挂上了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号,却被告知排到一年以后。

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本和腐败见缝插针地盯上了这片引起亿万家庭高度关注、配套设置及监管机制却难以着力的新天地。近几年,诸多博取流量的“抑郁自测诊断”、“抑郁症病人用药分享”和“心理辅导师/家庭教育促进师骗局”正在祸害无数家庭。

为解决人才缺口问题,国家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具备条件的城市设置CPS督导点,进行人才培养和实践;再如在多个城市试点,由妇联、民政局、社工办联合高校免费提供“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和现代服务业高级研修班”等;各地未保中心也以政府购买形势,聘用专业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为民政特困群体和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甚至个别地区因缺乏稳定的外聘人才,公检法人员和社工不得不在本职工作之外,考取相关资质证书、身兼数职。

但是,在缺乏相关标准的探索期,多地“赶鸭子上架”的心理服务人员还在使用西方心理学科的陈旧内容,甚至粗暴复刻西方心理发展“发现抑郁就确诊,确诊抑郁就开药”的老路。甚至一些学校为了方便管理或迫于家长群体压力,鼓励出现抑郁情绪的学生或抑郁症状检出的学生休学,推给机构开药治疗。此类效果通常并不理想,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更加重了学生群体间的负面情绪。

会上,徐凯文提出,实际上西方心理学研究和应用实际已停滞多年,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应该走本土化的中国道路——主动管理和干预潜在危机。正如雾霾导致呼吸道疾病增多,关键在于治理污染;学生心理健康是社会和教育问题,也无法通过医疗系统化解。

04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2023年5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

国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及举措,将在未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会上,四大行动应运而生(“点亮者乡村教师成长计划”、“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危机干预师注册标准,伦理标准制定工作”、“构建城市学生心理健康与危机预防体系的安心工程”、“社会治理群体赋能”),旨在进一步呼吁社会各界加入,汇聚更多的力量。

大量实践证明,家庭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第一环境。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出现大小问题,父母不必悲观和焦虑,有一个常识很重要:生命过程本身曲折,同时又极富韧性。在家庭教育对孩子影响越发突出的当下,父母怎么把积极的心态和生命韧性传递给孩子,直观体现在家庭出现问题时,亲子能够自我调解修复和共同成长。正如飞机遭遇不稳定气流,呼吸器从头顶弹出时,成人也得先给自己戴上,才能辅助孩子。

而“未雨绸缪”比“亡羊补牢”更加重要,教育环境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本源,而不是重演西方教育中那些过度开发、极度功利和虚无的“空心病”。学校及家庭短期内的关键,在于构建孩子健康的生活环境。正如徐凯文在会上所说“希望有勇气的教育家,有勇气的家长敢于从自身做起,调整自己去影响这个功利的教育场。”

例如,为孩子筑起网络心理防火墙——一是尽量隔绝负能量给孩子造成的精神污染,第二是“孩子与现实世界连接越紧密,他/她的根系越扎根于土地,便不会轻易为了虚拟的世界而放弃现实的自己”。同时,阳光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绝不能剥夺了孩子的体育锻炼、户外游玩时间和良好的睡眠,这样才能增加生命的活力及韧性。面对青春期巨变和挑战时,那些有着健康体魄和阳光心态的孩子觉得一切均不足以为惧,因为生命真的本自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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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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