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外界对此非常关心，因为牵涉到大家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少子化、老龄化等等问题。首先能否请您谈谈整体人口数据分析，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细节或是隐含社会问题是哪些？

左学金：我看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有以下几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普查发布的人口总量比原先预测的要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我国人口总量（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是141178万人。人口总量不像原来预计的那样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大家的主要担心，已经从原来担心人口过多转向担心人口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人口数据，2019年年末我国人口总量是140005万。2020年出生1200万，死亡数还未正式公布，估计在1000万以上，所以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后的自然增长不足200万。显然2019年的年末人口总量与普查人口总量无法衔接。这个问题在网上已经引起很多质疑与讨论。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人口普查数据比年度数据更加权威，所以今后将根据普查结果来修正2019年及其之前若干年的年度人口数据。这是国家统计部门要做的工作。

第二，七人普数据进一步确认了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根据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18.70%；其中65岁及以上1.91亿，占13.50%，比2000年五普（6.96%）增加了6.54个百分点，比2010年六普（8.87%）增加了4.63个百分点。所以可以粗略地说，在过去20年增加的6.54个百分点中，第一个10年占30%，第二个10年约占70%，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非常明显。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

根据上海社科院研究团队的预测，21世纪中叶以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达30%以上，比今天的日本（约27%）更加老化。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长期与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下降从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2010年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平均每年下降400多万人。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从2012年开始的，这个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加，体现在经济学中就是劳动力价格或成本在不断上涨。这里说的劳动力包括各类人才、技工与粗工。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过去10年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率大约是其他亚洲国家的2倍，所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在逐步削弱。实际上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部分产能，如服装、鞋类、玩具等已经大规模地向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央特别强调经济转型，让创新和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宏观生产函数，经济增长可分解为各类传统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的增长加上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科技进步）。现在与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人口总量缩减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将是负数，资本投入的增长也会放缓，所以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或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人口学变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从2010年的百分10.6%线性下降到2019年的6.1%。2020年由于疫情，我国GDP增速为2.3%，今年预计增长6%，有人预测可能将达到8以上。但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仍然是增长率逐步下行，这是我们国家人口变动带来的增长驱动力的转型所决定的。

第二，人口变动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人口老龄化还会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未来我国人口总量的变动，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国内总需求和某些部门的需求。这是因为消费者对一些部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随年龄变化的。例如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少儿人口与青年人口数量下降，对各类学校教育的需求会下降。但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数量上升，会相应提升对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料服务的需求。这些部门的需求变动会通过相关的投入产出关系对宏观经济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压力会越来越大。如对于基本养老保险来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相对于缴费职工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会造成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实际上，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养老金缴费收入已经不敷养老金支出。近年来中央对各地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了中央调剂金制度，即每个地方收缴的养老金，要拿出5个百分点上交中央，中央再按统一人均定额和各省离退休人员数下拨，来调剂不同地区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十四五规划纲》再次明确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有多个相关研究预测未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将有巨额隐性债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隐忧，需要进一步高度关注。

乘客拥挤的北京地铁车厢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

第三，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和向经济机会多的城市群迁移。我国城镇化率从原来的49.68%增加到63.89%，跨省跨区域的迁移也仍在继续。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来看，东北和中部的人口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东部人口有显著上升，西部人口在成渝城市群的带动下也有所上升。普查数据揭示我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继续向沿海三大城市群、沿江城市群与部分其他城市群集聚。这种人口与劳动力向部分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不会因为人口增长率下降或人口负增长而改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尽管自2006年以来日本绝大多数年份的人口总量都在下降，但东京都的人口数量始终在上升。

实际上，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少数城市群或都市圈迁移集聚，背后起作用的是经济学客观规律，因为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聚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集聚经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下简称“规模经济”）效应（或“正外部性”）。这些经济效应不但对产业或产业集群很重要，对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对于某一产业或企业来说，如果人才与配套企业及产业集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产业链的联系会更加容易，生产与运营成本就会降低。对基础设施的利用与投资回报也是如此。

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高铁最先盈利的是京沪线。如果在人口稀疏的地区建设高铁，可能连运营成本都很难收回，更不用说投资成本了。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将规划建设高铁线路的规格与客流密度的大小挂钩。因为高铁一旦建成投入运行后，如果客流量过低将无法覆盖运营成本。

第四，七人普数据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存量）还有141178万，中国还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但是从人口变化的动态来看，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因为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的出生数1465万下降了200多万；2020年的死亡人数尚未公布，但2019年的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8万，由于人口老龄化会的影响，估计2020年死亡人数在1000万以上，也就是说2020年出生扣减死亡得到的自然增长不足200万。根据出生下降的趋势，我国出生人口在2021年或2022年将下降到1000万以下，意味着我国人口将开始负增长；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很可能持续到2100年以后。

人口负增长或人口缩减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偏远地区有大量的村落或者城镇化地区被废弃，这些地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维护将面临困难，且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投资收益将越来越低。再如5G有很多优点，但由于其基站数量是4G的4倍，所以只能首先在人口密度较高的沿海城市地区建设；人口稀疏的地区由于用户太少、运营收入少，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在这些地区就难以普及。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人口对国家和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举足轻重。

图自大公网

观察者网：确实，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七人普”数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人口达峰”的讨论。您前面谈了不少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如果对比“六人普”和“七人普”的新生人口数量和老龄人口数量，可以发现老龄人口的数量增长高过于新生人口的数量增长，所以老龄化的另一面是少子化。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小，比如“七普”公布的二孩占比、育龄妇女生育率，都有明显下降。您怎么看少子化问题，为什么鼓励生育政策收效不大？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是否需要一些弹性政策或调动社会资源进行补充？今年初国家卫健委回应在东北试行全面开放生育，很多人觉得这一步走得慢了，您怎么看我们国家在放开生育政策上的一些考虑？

左学金：目前我国对生育数量仍有限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实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后，生育三孩或以上还会面临一些问题，如需缴纳社会抚养权费，甚至还有辞退公职等其他处罚。

根据本次普查数据再次确认的人口变动趋势，我认为应该尽快取消对公民生育数量的限制，因为目前我们的生育率已经低到1.3，甚至比日本目前的1.4左右还要低。在低生育率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主要风险后，限制生育数量的政策需要尽快改变。

我个人认为，应尽快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者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妇婴保健法》合并衔接起来。我们的出生人口数量已经很低，人口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今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保家卫国的战斗部队都仰赖出生人口成长为中青年人口。所以，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是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中央已经在考虑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做出修订。

有人认为，既然放宽生育政策也不会显著提升生育率，那么修订计划生育政策也就不重要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式微，那么何必需要继续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呢？更何况大家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生育率过低，已经在讨论如何鼓励生育。

其次，我们确实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子女教育费用可在应税额中作为专项附加扣除。这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但是当前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还是比较有限的，尤其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再比如，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负担的费用还比较重，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就更重了。可见，鼓励生育政策涉及的面很大，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根据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韩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情况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非常有限。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的提高，双职工家庭，激烈的职场竞争，住房与教育成本攀升，这些都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象，促使生育率下降。这一经济社会变动的大环境使得鼓励生育政策施展空间有限。通过鼓励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率的政策思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资料图来自东方网

但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对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国家加大对下一代人力资源的公共投入，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即使政策效果有限，我们也要努力去做。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生育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光靠某个层面发力其实很难起到推动作用的，比如延长产假这件事，牵扯到资方、劳方等各方利益问题，即便上面有政策，到下面推行起来也很困难，甚至加大招工用工方面的不平等。

左学金：确实有这方面矛盾，如果产假福利非常好，那么另一方面会加大女性就业的困难度。因为有些企业可能不愿意招收尚未生育孩子的妇女。

观察者网：对于这两个问题，就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上海来看，其实都非常严重了。结合目前全国超大城市或一线城市的现况来看，现阶段在老龄化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可以落实？效果如何？

左学金：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非常低，去年已经降到0.8以下。1993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上海户籍人口都是自然变动负增长，即户籍人口的出生数少于死亡数。因此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特别严重，2019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每三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个多老年人。

但是另一方面，在上海常住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约90%都是劳动年龄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在上海的就业已经超过户籍常住人口，其中一部分人还在上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所以他们帮助上海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一些困难，冲淡了上海的老龄化，使上海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

但新的情况是，出于资源环境保护的考虑，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上海的老年人退休以后难以让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通过迁移流动进入上海，上海的老龄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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