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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中国崛起,不能简单归因于体制或文明

2017-07-05 08:11:53

6月25日下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做客观天下讲坛,带领观察者网线上线下读者揭开欧洲近代工业化历史的神秘面纱,“破解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之谜”。 本文为文一教授现场演讲内容第一部分,另一部分将于近日献上。



文一教授演讲中(图/观察者网)

中国崛起已经震撼了世界。而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在美国接触过很多从事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却觉得中国崛起仍然是一个谜。

的确,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在它特有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崛起。如果出现高增长,也是短暂的,一定会崩溃。因为中国不具备西方文明的政治基础。

这样的观点一直存在,经常出现在媒体和学者的研究中。而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中国崛起之所以成为一个谜,是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没能真正把工业化的机制解释清楚。他们就连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也没解释清楚,目前仍然在争论,因此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也就不奇怪了。我们极其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解释清楚英国工业革命,则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和未来发展。虽然每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因具体国情不同而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但很多经济发展规律应该是人类共通的,中国因此也不例外。我的书也是希望说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腾飞不是人类工业化历史的特例,它遵循了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样的历史逻辑和政治经济学规律。

中国崛起的方式与西方的“同”与“不同”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崛起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简单。从人口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已将近250年,但是目前只有10%-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享受现代工业文明;但还有85%以上的人口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而中国人口占了全球的20%,如果中国工业化能够成功,这意味着额外20%的人口进入现代工业文明。

其次,从时间来看,若从建国开始算起,距今近六十多年;若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至今三、四十年;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工业化大国,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具备后发优势。

再者,从崛起方式来看,中国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是靠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崛起的,比如日本在二战前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否则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战,但它当年的工业化也是靠侵略亚洲和霸占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市场和自然资源来维系的。而今天中国崛起,原材料是按市场价格买进来的,产品是根据国际贸易协定买出去的,其工业化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还能实现工业化,这为人类其它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开拓了新路。

另外,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英国崛起的100倍,美国崛起的20倍。它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

我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其他成功工业化的国家作比较时,比较侧重从1978改革开放谈起,虽然也会在适当地方强调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过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能够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相比大跃进时期中国需要动员举国力量也只期望能够达到1000万吨的产能,今天的仅仅过剩产能就轻而易举多出上亿吨,这个成就很了不起),60%的水泥,25%以上的汽车,也是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目前每年申请数量超过美日总和。

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只有全球6%可耕地、9%水资源,却养活世界20%人口。在这样的资源压力下,中国却能提供全球三分之一的基本农产品和接近一半的基本工业产品。

比如用世界各国1970-2014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来衡量,也可看出中国崛起非常厉害,逐渐超越全球前几大工业国,包括美国(当然,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还需要向价值链高端部分挺近和冲刺)。而从1970-2014年全球专利申请总数来看,中国的崛起也非常了不得,超越一个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一。

无论你找出其它什么样的指标,都能够显示中国奇迹般的崛起。

对中国崛起的两种流行观点和背后理论支撑

最让全世界吃惊和迷惑不解的是,中国的超常经济增长是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至今很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自己)赞同多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判断,即认为这一增长奇迹不可持续,除非采纳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变革。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靠强政府利用对资源的行政垄断力量,通过国企、政府大量的低效投资,靠牺牲环境、剥削底层民工劳动力而制造出的一个“振兴假象”。所以这种增长模式可能短期有效,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是个泡沫(虽然很多人都说中国崛起是个泡沫,但是当我和发展中国家朋友聊天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这样伟大的泡沫【笑】)。

这个流行观点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的理论中,特别具有代表性。这个“振兴假象”的提法是由我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他资历老,我也尊重他的言论,但我不同意他的这一观点。

这样一种流行观点背后是一个潜在的十分流行的理论假说,认为西方当年的崛起是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带来的结果,而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

在这种流行理论观点看来,中国只不过初步享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市场化、私有化的红利,然后就开始自满得意,其实还差得很远。(说实话,在我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认真阅读英、美、德、日这些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之前,也持这样的观点。所以对这种观点非常熟悉)。

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往增长是“振兴假象”

第二种流行观点是另外一个极端,它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增大而逐渐流行。该观点认为,中国崛起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

这个观点认为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约从公元前200年左右至1800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一旦醒来又会震撼世界。就像拿破仑当年认为的那样。

驳斥两种流行观点

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我认为他们都经不起推敲。先谈第一种观点。

如果中国制度那么糟糕,为什么中国经济比全球所有东、西方国家,无论发达与否,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菲律宾、巴基斯坦、南非、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巴西、阿根廷、利比亚等都增长更快?

若说上述这些国家有比中国更好的市场机制,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又有民主选举制,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增长?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相反地,中国的制度被说得到处都是问题,但为什么能增长这么快?

第一种流行观点下派生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过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搞点半吊子市场经济,增长就上去了。刚引入一点私有化改革,增长率就能在几十年内维持10%,若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比如将我们的国企和土地全部私有化,增长率说不定就能到20%。

但是菲律宾作为美国殖民地拥抱市场机制比中国早,为什么没中国这样的崛起?拉美国家建国的时间比中国长,搞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保护的历史比中国深入和悠久,怎么就没这样崛起?俄罗斯、乌克兰当年搞私有化经济转型比中国彻底多了,全部国企都私有化了,怎么没有中国这样的崛起?

看起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种流行观点下还有一种派生的说发是,中国崛起不过是在开放条件下利用了自己极其落后与贫困带来的后发优势,利用市场化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接轨就开始迅速增长了。就像水流高度落差越大,流速越快一样。

但是问题是,非洲、中亚、南亚那些贫穷国家为什么没发展起来?全球具备后发优势的国家多的是,为什么偏偏就中国能把后发优势发挥出来,保持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按西方标准其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远比中国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为什么?

非洲资源分布图

所以,要好好反思这些流行观点和它们背后的流行理论,他们都经不起推敲。它们要么是歪曲现实,就是挂一漏万。

工业化的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不是西方流行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只靠盲目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就能够解决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这也是我花好几年时间放弃好多手里研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

另外,第二种流行观点将中国崛起简单地归因于中国的古代文明,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很优越,早晚会醒来,重新崛起,也是经不起推敲。如果灿烂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那清朝中国为什么落后?洋务运动开始后试了50年都没有崛起,辛亥革命以后又试了40年也没有崛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重现昔日辉煌?我怎么从美国十九世纪的奴隶制度和二十世纪的牛仔和汉堡快餐文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古希腊文明传统?

破除新制度经济学的神话和西方文明中心论

因此,现成的西方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也并没有真正解释西方当年是如何崛起的。为了真正透彻地理解中国奇迹,我们必须重新解读西方工业化历史,彻底反省现有流行的经济、政治、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破除新制度经济的神话和西方优越论与中心论。

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为了解释自己的胜利,会重新改写历史。欧洲人通过几百年的战争和殖民崛起以后,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因此,你真正要读的不是西方教科书上写的历史,而是史学家揭示的历史。

西方近代史被西方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和媒体笼罩了一层面纱。只有把这个面纱掀去,你才能看到真实的欧洲崛起,也才能够理解中国的崛起。西方将自己的工业化历史一层层渲染,我们的学者却跟着他们保持一个说法。其实,真正的西方工业化历史已被西方和我国自己的教科书与高等教育体系遗忘。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就针对流行的教科书里关于西方制度优越论精辟地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著名经济史学家默克尔(Mokyr)也同样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在美国19世纪工业化过程和经济崛起中,黑人也经常被白人处以私刑,穷人经常被富人处以私刑,只因法律体制根本不健全。那些西方国家正是在这样糟糕的制度情况下一个个崛起的。这时我们就要问,这么不好的体制下他们为什么能崛起?人权宣言、大宪章的精神在哪里?其实要理解真正的事实,不要尽信书本上说的,还得看他们实际上做的。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崛起。

我觉得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先生向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林毅夫等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我看来,只有把中国做对的地方找出来,才能解释中国,才能返回去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才能为至今尚未发展的落后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发展对策。

张五常先生(图/上观)

新视角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崛起和整个西方工业化近代史。

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决”。清朝自洋务运动开始50年没找到这个秘诀,结果来了场流血革命;辛亥革命以后40年间仍没找到,又来了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建国后改革开放前30年也在摸索,还是没真正找到这个秘诀(虽然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步),因此1978年又来一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改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终于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稳住阵脚的实践精神找到了这个一直寻找的“秘诀”,引爆了一场久违的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然而我们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一发不可收拾和逆转的工业革命。

回头看中国工业化的轨迹,中国用非常短的时间复制了英、美、日的工业革命历程,中国还将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而且很快会进入世界前沿,在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开始引领全球。

我将中国的迅速工业化过程定义为一场“工业革命”。那么,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秘诀是什么?对这个关键问题,我写了一本书来回答。

简单说来,人类自英国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历史可以大致分成两次性质不同、但互为因果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用简单(甚至人工制作)的机器,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体制来规模化生产各种轻工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也即“用机器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轻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来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包括钢铁、机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和各种基础设施,也即“用机器(化工)生产机器(化工)”的“重-化工业革命”。

无论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国家和产业政策的积极介入,作为催化剂。光靠市场和私有产权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为什么虽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已将近250年,全球仍然还有85%的人口没有能够实现工业化,而且还在继续探索(比如埃及至少从1820年就开始探索却至今没有找到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发展的困境使它在2012年还又为此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如今还是无法走上工业化坦途)。

这两次工业革命的衔接点,是以满足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而产生的对原材料、物流、通讯的巨大需求所导致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瓶颈结构而进行克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即煤炭-蒸汽机-铁路“三位一体”的巨型国家投资阶段)。这个衔接点的突破会引爆一场重化工业革命(即对重型机械、能源和化工产品的规模化大生产)。

而人类目前正在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基本特征是把所有消费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服务、甚至研发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即用机器代替人脑的“人工智能革命”阶段。

任何想要进入或开启更为高级阶段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必须以完成前面的低级阶段的工业革命为市场基础。跨跃式的发展必然夭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顺利,就是因为改变了建国以后采纳的完全依靠中央计划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引进了更加灵活的实验性的小步快跑发展战略。这后一种战略表现为国家主导下依靠地方政府和市场两个元素让基层和民间率先自己探索,然后中央和各级政府加以大力扶持的发展策略。

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在1990年代末完全复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正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在具备这两场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大市场基础上,开启或引爆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的超级计算突破、量子通讯、微信和电商普及就是一个特征)。任何落后国家在当代条件下复制先进国家当年的工业革命,也应该被称为是自身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因为这是这些国家成为下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领跑者的序曲、前奏和前提条件。

因此要回答中国引爆工业革命(或一系列工业革命)的秘诀是什么,我们需要首先把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本身发生的机制搞清楚。

然而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家们目前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因此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在2012年才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Gregory Clark

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头二十年中已经成功迅速复制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成功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即将完成这场革命,并正在着手引爆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就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无法解释和理解中国崛起。而中国自1949年以后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当时采纳的跨越式经济发展战略)正是这一系列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引爆-完成-开启的保障(即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能力”)。

因此,一旦真正理解了所有“工业革命”发生和完成的机制和其背后所需要的国家能力,肯定就能解释和理解中国在特有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奇迹和爆发式增长。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和它们的理论恰恰没有理解“工业革命”本身和它所需要的国家能力。

新制度经济学无法解释工业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因为有了君主立宪制。你若认真研读历史,便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错觉。这个理论认为君主立宪更好地保护了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现在这套新制度经济学再中国也非常流行,但却是错误的。英国当年的法律和产权保护力度其实是很差的,在英国光荣革命前后根本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那就是英国政府在发动战争的能力、掠夺殖民地和全球贩卖奴隶的能力、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能力、以及用皇家海军为本国制造业开辟全球市场的能力等方面变得更加强大了。美国历史上也是一样,有了人权宣言以后对人权的保护一直很差,对奴役黑人和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能力在建国以后有增无减。因此宣言里说的和现实完全不一样。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图从市场和私有产权的保护角度去理解工业革命,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为保护工业化的成果和解决工业化出现的困难而产生的,而不是工业化的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完全不同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家们的看法。其实所谓法律、市场交换和私有产权保护并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元素。早在工业革命前的漫长农业社会,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社会在私有产权制度和保护富人的法律体制下已经度过了几千年,却并没有都产生工业革命。但是因为排除制度因素以后,历史学家们也不知道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最后好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英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即煤炭)。

这是因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新能源的革命,即人类从烧木柴变成烧煤炭。只有煤炭才能够驱动蒸汽机,而蒸汽机车需要铁路才能运行,因此以煤炭-铁路-蒸汽机为特征的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煤炭(那时候还不知道有石油)。这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样一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炼铁技术高度发达和产生四大发明的中国,因为中国缺煤,或者开采煤炭的成本十分高昂,所以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荷兰或中国,是因为英国的煤炭储藏量太丰富,且埋藏的地表浅,靠不太费力的挖煤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找到新的能源,就能推动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比如蒸汽机和铁路。这是现在一些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包括彭慕兰和罗伯特·艾伦,他们也知道制度不能解释英国工业革命。

但是,这个观点太容易反驳了。

如果中国清朝因为缺煤而没能够产生工业革命,但中国的煤炭储备和开采难度一直如此,一百多年也没变化,为什么现在就突然产生工业革命了?而且中国很多开采煤炭的企业是个体户和小煤窑,用的是原始工具,他们也很赚钱。

其实,英国工业革命最早根本不是从新能源开始的,而是从纺织业开始。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英国工业革命最早的主导和旗舰产业是纺织业,而纺织机开始都是由人力、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然后才带动了能源革命。而且后来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甚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是从纺织业的爆发式增长起家的。

然而纺织业的原材料是棉花,但是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不产棉花。如果原材料或自然资源是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英国和欧洲不应该首先产生工业革命。美国南部、印度、非洲盛产棉花,应该是他们首先产生工业革命才对,但是却没有。

所以,制度和原材料都不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发生在缺少原材料的纺织业?这些都需要作出解释。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要寻找工业革命的“秘诀”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如果秘诀存在,而且英国人首先发现了它,为什么中国过去不停地寻找却一直没找到?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国家还没找到?模仿英国工业革命就真的那么难吗?

事实上,非洲好多国家多次尝试工业化都没有成功。比如埃及尝试工业化比中国还要早,次数比中国还要多,但一直没有成功。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因国门被打开,才开始搞工业化;而埃及在19世纪初就尝试工业化,比洋务运动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当时,埃及被欧洲列强作为向欧洲尤其是英国提供棉花的原材料基地,被剥削和殖民,觉得自己要工业化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那是埃及第一次尝试工业化,但是没有成功。此后,又不断尝试。今天埃及还在尝试,希望早日工业化,掀起了一场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仍然未能成功引爆自身的工业革命。真不容易呀。为什么?

埃及尝试工业化一直未成功

简单回顾工业革命

历史学家克拉克把人类历史上的数据收集起来,做了一个图。在大约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不管是处于什么王朝、信奉什么宗教,因为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均生活水平一直很低——天气好,粮食丰收,大家高兴,养儿育女,人口增长;天气不好,粮食歉收,然后到处逃荒要饭。人类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了几千年。

到了1800年前后,人类迎来一次大分流,少数国家生活的水平突然急剧提高,不可逆地提高,剩下的国家还是原地波动,处于马尔萨斯陷阱。

因此,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量化,简单地定义为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是一个测量标志。但是这个测量无法帮助理解工业革命的机制,这是我前面提出自己对工业革命的结构性和历史演化性定义的原因,因为用人均GDP很难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程度,而我更愿意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来刻画工业革命。

简单回顾一下我对工业革命的刻画。自英国开启工业革命以来,个别国家已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现在正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很简单,基本是用手工制造的机器代替肌肉来量化生产轻工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当年欧洲黑死病传染得很厉害,但只要有一个人死掉,民众就会排很长的长龙,等着抢他的衣服,哪怕知道穿他的衣服自己会染病。因为,衣服在那时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

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衣服能够被大量地量化生产,成了白菜价商品。之前一辈子穿一件,现在一天能换好几件。这就是第一次工业化革命的特征,即量化生产小商品。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量化生产所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即用机器生产机器、钢铁等产品。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你看到的不管是终端产品还是中间产品还是物流基础设施,都能被规模化和量化生产。

我们正在面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把所有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当然,必须先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才有经济实力和社会结构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简单说下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看起来虽然简单——用手工做的纺织机量化生产纺织品,但当年可是不容易。美国人为了“剽窃”英国人的纺织技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断派遣间谍深入英国纺织厂去观察、学习、记录,才能把他们的机器复制过来。

英国从1760年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已经完成两场工业革命,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了成功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欧和美国大概花了100多年,日本起步大概晚了半个世纪,也在二战前夕基本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亚洲四小龙起步更晚,二战以后才开始崛起,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所花的时间短得多。但是要说明,亚洲四小龙中个别国家或地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如台湾地区,虽然已经算得上是高收入经济体,但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放弃了重工业产业政策,没有完全工业化,因为不知道还有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完成。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完成工业化?刚才我讲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和历史史实不符,与当代实践也不符。当代实践中把西方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也不起作用。

比如当年孙中山先生到美国求学后,也试着移植了美国制度到中国。但是不管是清王朝还是民国时期,都没有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因为没有能够触及引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广大草根群众,也就是农村劳动力。尽管政治制度不同,清朝和民国时期长期忽视农民草根大众,只知道在大城市建现代工厂,误以为有了一些大工厂,工业化就可以实现了。

晚清在大城市建了160多个现代工厂,没有去农村发动农民致富。民国时期也只管在大城市搞工业化,孙中山去世之前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但是来不及了。毛泽东则是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首先把农民解放出来和动员起来,同时从农村开始。

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崛起、韩国二战以后的崛起、新加坡的崛起都不是在西方式民主体制的推动下实现的。

而且在同样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或街区,在同样的政治、法律、和私有财产保护下,比如在美国所有城市都有同样的私有产权和法律条款,但是却同时存在贫民窟和富得流油的富人区,这难道是因为这些不同街区的制度不同的原因吗?显然不是。

意大利全国只有一部宪法,私有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到处都一样,但南部意大利比北部意大利穷多了——同样的制度,同样的产权,同样的法律,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存在大量问题。这不是说制度与经济发展一点都不相关。而是说制度是内生的,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演化,是为保护工业化的成果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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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

文一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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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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