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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民族崛起时，当代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本该由其执行的使命。相反，大量能思的头脑在“告别崇高”与“告别宏大叙事”的口号下，纷纷从民族整体返回到自身，忙于谋划自身的利益，处心积虑于社会地位高低的竞比。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在今天，当“反思西方理论和话语”、“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号召和主张已不再新鲜时，我们确实已经有必要走出为中国经验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自我肯定式的话语宣扬阶段。
世界有一个古希腊文明圈，但却没有一个对应这个文明圈的统一古希腊国家，存在的只有雅典、斯巴达等不同的国家。而华夏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国家就是华夏文明，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仍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政治引向政治分肥的陷阱。特朗普否定前政府当年签署《巴黎协定》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政治事件，这预示着美国从未绝迹的分赃政治正在从暗处公开走到前台。美国的政治腐败可能会急剧恶化。
特朗普和里根的减税政策，都是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但二者面临的危机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今天美元的地位、高通胀和高失业率都不是构成美国危机的主要因素，唯有产业空心化正在瓦解美国的根基，这一点，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看得很透彻。
要解决叙朝危机就需要有负责任的行动方案，以替代竞争性的边缘政策博弈。要用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情感因素的结构来解决叙利亚问题。针对朝鲜问题，要有一套阶段性解决方案，同时也要启动一个长期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大家有一个印象，香港人买不起房子。梁振英五年前提到一个数据，香港已发展土地26%，但是住人的只有7%，700万人居住在7%的土地上，由此可以推算出我们每多开发1%的土地，就可以多容纳100万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多开发土地？
“一国两制”是香港社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一直有两种力量博弈：“一国”和“两制”。有的时候人们强调“两制”多一些，有的时候强调“一国”多一些，二者不可能绝对平衡。此次林郑月娥当选说明香港政治态势正在发生变化。
较之西方，中国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和幅度空前，不仅人口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只有30多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快速下保持了相对平稳。而中国要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攀升，当然会触动西方的奶酪，也因此会面临西方以所谓知识产权或其他手段实施的封锁。
在特朗普掌权后，新自由主义将会再度复活，美国政治将会出现类似于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的转向。从历史上看，新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跟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里根和撒切尔已经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将在所难免。
过去选举过程和权力交接是美国展示其软实力的机会。但今年特朗普的获胜令这一切变成皇帝的新装：明明知道是个错误的选择，但还要在全球的关注下硬着头皮表演下去。尤其是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向着这个体制、民主党、各利益集团炮火轰鸣，再次将他的民粹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
还在竞选期间，中国学界就有人根据特朗普的一些竞选言论提出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到此终结，这个判断过于武断和片面。考虑到美国的政治钟摆在经历了奥巴马政府八年时间的中间偏左倾向后，未来四年或八年极有可能向新自由主义重新摆回，中国应当对美国的这种政治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真正的“黄祸”是什么？西方人一直没搞清楚，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才是西方真正的“黄祸”。中国有这么多勤劳的、廉价的、聪明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一旦与西方的技术相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那让西方的工业阶级吃什么去？
特朗普上台后，作为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信徒，他和他的团队在意识形态上，要比职业政治家组成的前几届美国政府更加狂热，在政策上更加具有挑衅性。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推出更加单边主义，更加进攻性的政策。这种进攻性政策除了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外，将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
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是这次美国大选前所未有的特点。不同政治立场的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凝聚在希拉里周围，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特朗普联盟”，而特朗普则依托大众的力量。但是，特朗普背后的大众，并不是美国的劳工阶级，特朗普的当选也不是美国劳工的胜利。
当今的流动社会，是城市中国的一个表征。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适，从过去组织静态小农的经验，转变成组织流动的农民工与白领，将成为长期的新课题。我们在当下的变革中潜意识里仍保留着农业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对“流民”的恐惧惯性，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限制人口流动，并希望恢复到一个静态社会进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