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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但美英主流媒体总是不遗余力地在这一议题上做文章，对我指责、质疑甚至抹黑和攻击。不过，近期，一些美英主流媒体不再执着于一味的负面报道，而是多了一些思考。
人人担忧“假新闻”或是“另类事实”已经有些时候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令人不快的现象为什么会日益突出，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假新闻是热衷甚至渴望透明和绝对言论自由的结果。我知道这个观点违反直觉。我想要从一件趣闻开始证明我的观点。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功跨过五周年，正式迈入了“新五年”。德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初期的“疏离旁观”到近期的“喜忧参半”。 2017年以来，不同报道主题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立场。
教科书受到政治格局与政治需要的支配，和历史实际有或多或少的出入；特别是当教科书已彻底沦为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支配工具时，大陆影视剧便成为历史教育和中国认同的辅助教材，但这或许不包括《延禧攻略》和《如懿传》。
世界杯期间，多名记者尤其是女记者遭到强吻。这类外景记者遭到强吻、强抱等恶作剧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在体育赛事中最为常见。越来越多的女记者站出来指责这些看似友好的互动是“性骚扰”，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些“礼貌性亲吻”无伤大雅。这场论战谁是谁非？
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再推两部重磅电视作品——全国首档大型院前急救纪实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全国首档大型医院院长深度访谈节目《听·院长说》，传递满满的正能量，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不知何时何故，“公知”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此一来，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然而，知识分子都有“忍不住的关怀”，我们确实也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中国总编辑凯丽·格雷西因为抗议自己所在单位的“秘密且不合法的薪资结构”，宣布“不能再和他们合谋”，从而辞去了在北京的职务。经常把某位中国异见人士塑造为“英雄”的格雷西，这一次自己化身成了“异见人士”。
保罗宣称自己的目的是探索日本“自杀圣地”的灵异事件，却意外发现了一位自杀者的遗体，因此特意制作一期视频分享这个难忘的经历。油管审查团队成员爆料，保罗的视频曾被网友举报，但仍然在1月1日被批准发布，“甚至都没有对观看者的年龄进行限制”。
好些年来，我都没有像昨晚那样被不同电视台激烈争夺注意力了。遥控器在东南、深圳、浙江三台知识跨年晚会之间不停切换。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你不得不承认，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意识到，这是个需要中国来输出思想的新时代了。
笔者使用上外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分析系统对CGTN一年来的国际媒体反馈进行分析，发现CGTN播出的内容2017年提及最多关键词是“联合国”（中性词）。快速的反应、客观中立的报道成为吸引受众的为CGTN在脸书平台上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受众。
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但改变了美国政治结构和生态，更是改变了欧美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主流媒体改变了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一贯的追捧，开始口诛笔伐。社交媒体似乎一夜之间从宠儿变成了坏分子，原因是多层次的。
时代集团完成收购后，依然无法同谷歌、脸书分庭抗礼，越来越庞大的组织使得其不断地重组、裁员。同时，时代集团尝试推出的数字付费订阅模式，也受到新兴媒体的挑战，年轻人多数会选择更为新潮、便捷的新型媒介，愿意为线上内容买单的则少之又少。
有个名词成为了新的关注点——塔西佗陷阱。放眼全球，“塔西佗陷阱”也并非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强调危机公关，并不是为了通过这些来息事宁人和掩盖问题。
面对“红黄蓝虐童案”舆情发酵，“老虎团”政委及时发声回应，有效化解并平复了涉军传闻。在公共事件处置中，应当充分认识“后真相”与“假新闻”可能对网民构成的传播杀伤力。
西方媒体和学者捕风捉影鼓噪了半天的“中国影响西方”，症结最后都集中在了“政治献金制度”上，很神奇的是，却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敢站出来哪怕喊一嗓子：“我们来把政治献金制度取消了吧！”看来西方学者们根本不傻，知道这句话会惹怒的肯定不是中国，丢的也肯定不是“中国代理人”的饭碗。
最新一期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罕见地没有配图，只有“Xing lai!”赫然两个红底黄字。BBC也从五个方面解读了中国如何成为“最后赢家”。西方媒体虽然都有政党、机构背景，但也要生存，如果不想自己打自己的脸，对中国的报道，也许会越来越客观。
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嘲笑、被轻视、被妖魔化的东方熊猫国了。龙的图腾，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的语境中中国的象征符号。中西方之间的融合和合作越来越深，而中西方之间的隔膜和疑虑也越来越重。
中国作为当下最具活力和发展动能的网络大国，自然地承载起了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良性变革的历史重任。此次网络安全周中参展企业提供的技术、产品和应用，可以看做是一个阶段性的汇报，部分展示了中国面对复杂的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和挑战所做的准备。
“中秘的话语权小、认可度低、责任却重大”。在一家国际通讯社供职了十年的记者伊女士这样总结中秘的特质。薪酬不对等、上升空间小、没有成就感、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成为了中秘们最常见的考虑，也常常导致外媒记者与中秘之间紧张的工作关系。
信息爆炸对思想生活的影响在1968年时就被人预测到了。媒体将把人类带回到部落主义状态，因为我们不能吸收每个数据点或者认识这么多人。在2017年，我们不是没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了。
我去过伦敦、华盛顿、纽约、迪拜、巴黎……可北京仍是迄今为止最美丽的地方。在有计划有目标的领导人方面，中国北京是一个典范和榜样。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给国家设定的目标，然后精心打造了一辆能够带他们前往那一目标的车。
几年前，我随一个代表团去俄罗斯参加雅罗斯拉夫尔论坛。论坛上多位政治家，都谈到了当今自媒体传播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的政治家甚至认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人类“文明的衰败”，在我看来，政治家们所忧虑的“文明的衰败”大致包含三重意思。
21世纪，互联网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信息技术不仅在全面改造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也在深刻变革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互联网革命如何对生产形态、分配形态、消费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颠覆，面对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的治理难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2005年至2015年，中国入境游客数量年均仅增长1%，且其中八成来自港澳台地区。中国怎么了，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四通八达的高铁网，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这些都不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吗？
在西方媒体的宣传攻势下，很多人都误以为“西方媒体不受政府管制”，从而以为西方媒体是自由媒体，进而再得出“西方媒体报道理性、中立、客观、真实”的结论。然而，事实是……
文化精英们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们无法主导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闻”，而是不要他们反感的“假新闻”。我想恐怕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说明他们前后矛盾的态度。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欧美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建制派”的社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