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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在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应该负起宏观调控的主要职责。私人投资只有在看到公共投资为企业赢了创造了强烈的外部效益之后才会跟进，加大投资力度。
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推行的结果却跟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这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库克及相关媒体有意回避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问题——苹果手机技术停滞甚至落后，中国竞争对手大幅赶上。更为糟糕的是，面对此种情形，苹果并未重视，反而一再提价玩弄市场，引发中国用户强烈不满，于是纷纷用脚投票，这才是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销量崩盘的根本原因。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偏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中美贸易局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但资金流出压力仍不容忽视。
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普遍停留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而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要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
两方面合力的结果就是个税纳税人数奇低，但一涨起征点就有大量人员工资超过原起征点达到现在起征点的边缘。如果哪天有报道说我国仅有数百万人缴纳个税，这个信息可能不是骇人听闻而是确有其事……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搞了四个经济特区，政策是不是有偏？偏大了。相对其他地区，特区的经济政策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通过“有偏的政策”带动特区和周边地区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全国发展。只有中性的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因为它是中性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虽然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该到“影子银行”去融资，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不去这里融资没钱用。如今，资管新政“一刀切下来”，“影子银行”基本全部停掉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全部回归到表内。这时候即便银行再有钱，也流不到需要钱的企业。
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尽管完成了年初预设的6.5%左右增长目标，但实际上，2018年的宏观政策并未非常妥善地实现经济稳定目标。可能还需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甚至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合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
近日美联储不顾金融市场的危险信号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继续加息缩表。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国内面对2019年将采取的经济对策。 很多自媒体解读为央行即将大“放水”，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央行在“补水”。
当年新大都饭店的18层新楼盖到13层，通货膨胀来了，项目就被砍掉，成了烂尾楼。当时我想写一篇文章或内部报道，指出行政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没有效率。但是，想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道理后，让我开始思考，原来我学的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否有差距。
美联储逐步改变货币政策却引来美股大跌，反映美股股价脱离了基本面。存在着泡沫，加息才会对股市产生那么大的冲击；有了泡沫，自然会有破灭的时候。未来一段时间，美股最可能的变化要么是逐步下调，要么是崩盘，抹去“特朗普升市”的机会是存在的。
俄罗斯的远东问题专家们非常关注“俄罗斯精英中很大一部分是欧洲中心主义者”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俄罗斯是时候作为欧亚大陆的一股强大力量受益于“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多文明融合”；俄罗斯不再仅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或欧亚大陆的一个连接点，俄罗斯更是“文明的桥梁”。
没有现代财产认证，中央政府很难真正具备向统计意义上的大多数人征税的能力，汲取能力难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也难以有效运用增减税政策工具，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处于被动状态。
我们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来那些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调整的问题。
诚然，由于发展模式带来的失衡，中国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与美国政府的说辞相反，特别是包括中美贸易顺差在内的这些失衡，并不是通过中国政府控制汇率或是扭曲政策刻意制造出来的。毕竟，这样的措施对于中国自身伤害更大。
盛宝银行股票策略主管彼得·加恩里认为，2019年其中一只“黑天鹅”可能出自公司债务问题和大公司违约。通用电气的大规模违约可能成为主角，该公司未来几年内无法再融资1000亿美元，通用电气将被迫诉诸美国破产法第11章进行破产重组。
在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四十年之际，中国已然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重回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的路上。但是这条路的前方还有四个主要的陷阱。好消息是中国的治理体制已被证明能够很好地适应在危机中的快速决策。
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金融压抑造成国企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而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比如2015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7%，日本是4.2，OECD国家平均不到10%，而中国则为47%。
经济学家讲中国的通货膨胀要来了，因为中国的货币发行的多，好像怪中国银行。他们的参照系就只看美国。我今天给大家破了迷信，一定要知彼知己，要观天下，看世界大势，你看世界大势以后就会发现美国不是正常国家。
实体经济、民营企业需要获得融资，而融资的供给方在银行业，企业需要融资没有错，肯定是银行在提供融资方面存在问题。我认为就是银行业的体系和结构跟整个融资的需求，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匹配。
现在离2020年大选则还有两年，特朗普采取的许多经济民粹主义政策在经济现实中有明显的缺陷，可以预期，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采取较平稳而不太偏激取悦选民的政策。
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但却起到了市场经济的一个支点作用。设想国家每修建一片电网、一座大桥、一条运河、高速公路、高铁和地铁线路，立马会在沿线和两头吸引和创造多少商机、民企和它们间接拉动的生产与就业？更何况涉及很多工业部门和基础科学的技术创新？
中美贸易争端是一场双边争端，虽然它具有全球影响力，但这些影响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事实上正如真正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往往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的赢家不是争端双方而是第三方。
有人说，现在民企发展遭遇瓶颈，资金短缺，都希望政府给予援手，不知是否有数据支撑？有多少民企在伸手向政府求援，尚并不清楚，但民企要求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却有很多事例。仅以企业的融资贷款为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便是一个世界性、长期性难题。
各国经常将公共资金用于促进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但投入资源以促进进口——正如中国刚刚在上海开幕的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所做的那样——确实很罕见。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早从她的摇篮时期就开始了。此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白区，是为了打破封锁，因此没有关税，就是到了延安时期也还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口商”就没有优惠措施。没有关税，优惠可以从营业税上入手。
总有一些人说我们对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摩擦准备不足，没有认识到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和意志，但其实回顾我们在贸易摩擦之前的一系列战略选择，中国绝不是没有战略预判，而是早早地就做足了准备。
贬值会进一步动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如果人民币出现快速、大幅贬值，外界会认为中国政府把调整汇率当作了救命稻草。如果不贬值，就无法面对贸易摩擦升级。同时，贬值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直接投资，对今后经济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美国企业可以通过这次进博会判断它们的政府如果限制对华输出中国所需的产品，中国能否从其他国家买到替代品；或美国是否应该通过提高关税还是增加对华出口来改善它的逆差。与进博会相关而且涉及中美关系的场外活动则是另一个看点。
为什么党和政府的文件一再阐述，民营经济却始终被认为是个问题，以至需要不断喊话来稳定人心呢？我觉得这恐怕主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没有回答，实际做法上与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还有较大距离。
中国所应对的条件和环境与当年的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萧条”。因体制不同，只要不发生大的判断失误，中国有足够工具和手段抑制经济的断崖式下跌。
我倾向于人民币走贬，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化解人民币高估风险是有利的，但并不是刻意的贬值。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经济总量都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汇率走低有助于保护资源，保护企业利润。
美国对华态度，特别是对华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两党的精英层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美国商会明言，原来商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会主动为中国说话，今天的美国商会当然也能为中国说话，但是他们愿意和政府一致而承担一部分损失。这就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虽说各国贸易既有出口也有进口，有出口博览会就应该有进口博览会，但这种大型国家级进博会毕竟是世界首个，前后都是无人区，对于过去一直习惯于追随先进国家的有些人来说，难免心里不太踏实：这么多国家，怎么就轮到中国挑这个头？
企业不能把所有风险都推给国家，也就是说，出口企业的风险不能转嫁给老百姓。企业应该花点钱，做套期保值，自己努力做到收益稳定。对出口企业来说，这是企业应该要做的事。否则央行就成了保姆，什么风险都承担，企业没有积极性去做套期保值，金融机构也没法发展这种金融产品。
“7”更多地是代表一种市场信号，对市场参与者更具有象征意义，担心人民币汇率破7，人民币会继续贬值下去。美联储不断上调利率，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人民币汇率是双向波动的，即使波动大一点，短期内也可能再被调回来。
1993年后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和政府在配置资源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吴敬琏先生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对在此基础上成型的这个经济体制显然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可就是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像涅磐重生那样，迅速从前几年的极其困难时期摆脱出来。
去年9月，詹姆斯·瑞卡兹曾发表文章称：“43年过去了，车轮正在脱落，世界对美元又失去了信心。”石油、黄金、美元三者间关系逐渐疏离，中国版原油期货秉运而生，在这个石油政治色彩依旧弥漫的环境下，中国版原油期货将会搅动怎样的风云？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形势下，对市场预期的管理尤为重要，预期恶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影响不在于刺激国内的资金外逃，而是令本应流入的资金站在门外观望，导致外汇储备的进水口堵塞，进而加剧外汇储备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动摇投资者信心。
美国总统的有限任期使他们往往较重视眼前的经济增长，而忽视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见利息上升使经济增长放缓，因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美股牛市能有力推动美国就业、消费和整体经济。
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在那些存在着巨大风险、民营企业不可为的情况下，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焦虑：在与美国的竞争当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必将起到关键性的加分作用。
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尽管降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但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全世界已经到了不应再过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数字，而是转而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时候了，这两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要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特朗普之前的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包括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女士。前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特朗普当选后还表示，试图挽救煤矿等落后产能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决策。
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
世行前行长佐利克对中国有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2025及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实在无法确定他是为中国利益考虑，还是希望维持美国在全球的老大地位长期不变。
立足于打贸易“持久战”的同时，中美关系发展却有另一种可能性。在美朝新加坡峰会前夕，美国正、副总统也曾演过那样一台“双簧”；那是有特朗普风格的。以那种方式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较低，却也是存在的。
影视公司的纳税额，加上财政返还和优惠政策，可能仅为正常纳税的16.93%。将其他地区的税收引入本地区后，再将部分返还给企业，造成全国的税收总量减少，企业只是更换注册地就大量减少纳税，本质上是一种多损人少利己，以邻为壑，饮鸩止渴的行为。
相比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和对实体经济的好处似乎既不直观也不直接，社会公众看得模模糊糊，雾里看花，需要转弯抹角才能想清楚、弄明白。
无论特朗普是想遏制中国，还是仅仅因贸易行为而惩罚中国，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正在为迎接一个充满政治和经济挑战的新时代而自我武装。
大家都有点焦虑时，聚会就会增多。这不，又要参加一场沙龙，头脑风暴，抱团取暖。与会者来自经济、证券、实业、研究、媒体等方方面面。中国经济有其独特的形态、结构与制度特征，把“国”与“民”对立起来，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出口，还是有竞争力的，加了关税也不见得完全丧失竞争力。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贸易摩擦，中国经济也已产生了下行压力，贸易摩擦会让经济前景更加不确定。保证国内企业的信心，也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题中之意。
在德国公司内部，重大决策的形成机制与安排与其它国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根据共同决策法，雇员以在监事会中获得席位的形式合法地分配到所有的公司决策的控制权；二是根据公司法，许多重要的管理决策必须征得工人委员会的正式同意。
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一直认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对具体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而言，还是比较好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幻觉，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人的悲剧。
世界经济面临需求问题，但目前的应对方式完全是错误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问题百出的政策面前，中国不可被动承受伤害，而必须充分发挥其政策试点、长期规划和务实决策等优势，勉力创造内需。
一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化水平，最终将会决定人均收入的高低。既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超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提升就会在未来成为大概率事件。
加征关税本质上是对美国内部危机的回应，其内部危机的严重性不可低估。特朗普正试图通过其保护主义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抑制美国资本被重新配置到境外生产当中，但却无法限制美国金融资本，或更准确地说，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即使是资本密集度和自动化程度高的服务行业，中国商业银行职员的生产力也并不很高。那制约了员工工资水平及其增长，也折射中国当前平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持续发展，避免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高质增长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高位平衡”就是当前管理层对楼市的基本态度。楼市在高位能够平衡，不仅能稳投资、稳预期，还能为经济转型、财税改革等腾出空间。棚改最后的“三年攻坚”、农村危房改造等都是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宝贵的增量，也是基建的一部分。
如果就业和财富是“赢得贸易摩擦”的标准，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会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确实有助于中国缓解由贸易摩擦带来的紧张危机，但一党制并不是中国将获胜的首要原因。中国能赢，是因为它在更巧妙地玩这场游戏。
7月，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国内，中央去杠杆态度坚决，P2P、信用债、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等风险有所暴露；国外，美元强势周期叠加贸易摩擦，全球市场动荡。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全球贸易摩擦，新兴市场普遍出现汇率贬值和股市下跌。
美国各界空前一致地指责中国作弊，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占了美国便宜，所以要靠关税讨回来。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作弊，那这个弊非做不可。因为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否则永远积贫积弱。美国与其讳疾忌医地指责中国作弊，不如和中国一起改变这场扭曲的博弈。
由于中国正通过技术创新、知识提升、制度改革等内源因素来维持发展的量和提升发展的质，贸易摩擦让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极低；个别地方和行业增加的失业属于摩擦性失业的可能性较高。
虽然撰写这份“301条款报告”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进行了多项调查，但所有调查对象都是匿名的，而且这些人的证词与道听途说几乎没有区别——那些话在法庭上是不可能获得采信的。即便他们的证词得到了采信，也不能明确证明外国企业被迫转让技术的情况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在马斯克看来，无论是5月初怒怼分析师股价大跌，还是8月初给分析师道歉股价大涨，一双双盯着特斯拉和他本人的眼睛，都是他眼下发展事业的阻碍。马斯克信心满满地拍胸脯保证自己资金充足，除了有沙特主权基金的支持，会不会也想在中国身上打主意？
2018年11月，量化宽松政策（QE）实施1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量化宽松堪称现代央行历史上最大胆的政策实验。美联储用量化宽松政策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是个全新的举措。因此，此举从最初开始就是未经验证的。
目前，房地产限购正在不断强化，商品房供给在整个房产供给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一些城市还在通过限价政策将房价人为地设定在调控目标上。这些都是走回计划经济的征兆。没有了房地产市场，房价可能不再是问题，但房地产和住房的问题只会更加激化。
悲哀的是，国内大量的经济学者，包括普通民众，对于清洁能源，对于光伏，有一种顽固的成见。以至于像高善文博士这种金融专家，因为只对光伏产业一知半解，就可以轻易武断地认定我国光伏企业是靠中国政府补贴才打败欧美国家的。
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拥有相对完整的先进的工业体系；特别在关键的技术环节必须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小国靠卖资源、发展旅游或集中发展一两个产业就可以实现发展，但大国不能。
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只会转移；中国高科技发展也不会停步，只会加速。中国正好借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反而是美国的就业、通胀、经济增长将受到不利影响。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贸组织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美国的“232条款”和“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显然都属严重犯规。
目前国内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紧缩过度造成的断崖式下跌风险，在紧缩大背景下适度宽松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措施。 表面看，每个季度的GDP波动都是0.1到0.2个百分点，但是和其他经济数据结合起来看，往往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问题。
思考汇率问题的起点，是要回答：汇率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这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国家整体战略上来说，强美元不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弱人民币也不符合中国的整体战略。
为什么说在节流方面，我国零售业的“数字化管理”才刚刚起步？因为我们总是把“数量化”与“数字化”混为一团。也就是说，用先进“数字化”科技，对商品进行传统的“数量化管理”。这就好比，用“精确制导炸弹”进行地毯式轰炸一样。
奥勒特根据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验，认识到要想实现可口可乐公司的目标，必须向政府证明：增加可口可乐的蔗糖配额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再次拿出公司一战的宣传口号，也就是将可口可乐定位成一个一心为战争中的国家做贡献的公民。
只要这个世界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那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保护的国家根本利益，是要守住的，这是底线。其他领域，该开放、创新、吸纳、包容、鼓励的，那是越开放越活跃。
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消费市场，但是生产还是割裂的，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某个地方的环保标准比较宽松，使得产品的价格更便宜，从而占据了更多的市场，这会吸引更多地方放宽环保标准。
中国经济结构回应宏观调整和技术进步而出现快变向好的局面，随着结构调整后的经济发力，随着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企业和新产业稳健成长，一个崭新的中国经济体将会屹立在世界面前。中国的复兴梦正在走出中等收入最后阶段的结构变迁高速期，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已经认识到了特朗普政府执着于强迫其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荒谬性。但中国也知道，贸易战的爆发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与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不同，中国领导人承诺增加进口并开放国内市场，在未来5年内中国商品进口总值将达到8万亿美元。
美联储在加息缩表，欧洲央行刚刚结束的利息会议表示要在9月份结束他们目前的扩表政策，意味着这一轮信贷紧缩周期和贸易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吸取被美联储加息“拉爆”的阿根廷的教训，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当前整个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危机，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替代性的独立的区域系统的可能建构打开空间，而后者，又将为一种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上海成为了全国首块土地批租的试点城市。作为这段历史的推动者、亲历者之一，梁振英对此有何回忆？当时设想的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状态该是什么样的？在处理住房问题时，个人和政府该分别担当怎样的责任？
一年半以来 ，许多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纷纷出台，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历程之后，我国的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确实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金融业的新一轮开放已经启动了，拉开了新的大幕。
这并非是一两次磋商就能彻底解决的。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决定了在具体细节上还会进行非常激烈的博弈。从方向性共识到真正实现稳定健康的双边经贸关系，需要两国不偏离此番共识，尽可能弥合彼此就中美经贸关系定位和目标的差异，这仍然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欧洲央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他们可能担心再次陷入192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
大多数美国人坚信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认为美国当务之急是通过关税填补贸易逆差，但其实美国无需借助关税削减逆差，造成逆差的不是中国，更何况中国产品帮美国家庭省了一大笔开销。失去理智的美国没有意识到，遵循经济理性的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
股东福利和市场价值并不完全相同，企业应促使前者最大化，而不是后者。关于管理层产生重大社会后果的决策，企业应该征询股东的意见，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资产管理机构。
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推动移动支付发展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发展缓慢，一直将利益视为第一位，而不是客户服务体验，这就阻止了信用卡使用习惯的发展。但恰恰是西方银行一直将盈利放在第一位，让许多人掉进了信用卡债务陷阱。
无视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无视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的绝对主导地位，认为特定社会能否成为或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取决于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这应该跟马克思理论的本意相去甚远吧。
今天，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争，更是全盘战略布局的比拼。中国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许多热点挑战，比如印度、朝鲜等等。我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盘战略考量的基础上，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有效管控在目前这种世界格局下金融开放必将带来的巨大风险，拒绝美国在金融开放上的过分和无理的要求，因为，金融，从来都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金融抑制政策和特殊的金融市场结构，为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除了金融与实体的循环，金融机构内部形成了另一个循环，且后者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在抽实体经济的“血”，各种违规操作只是资本的游戏，对增加社会福利并无多少直接或间接作用。
《资本论》所包含的学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可能的理论基础。它的深远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
在外需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我国宏观政策已经向扩内需的方向有所调整。但国内对地方政府融资的清查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融资向实体经济的流动，使得金融市场资产荒的情形再度浮现。在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和抑制金融市场加杠杆的双重目标下，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中期，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开始处于持续逆差状态，而中国那时还未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占世界GDP与世界贸易的比重极低。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极低，而当时美国货物贸易陷入巨额逆差。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5月2日的行情再一次说明，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境内投资者的总体情绪是相当稳定的。投资者已经能够非常理智地看待美元走强导致的人民币被动贬值，在交易中共同采取了“盯着美元走”的策略，似乎谁都不愿意冒险主动做空人民币。
若美元指数继续上攻，人民币对美元虽然会继续跟随走弱，但贬值幅度将远小于美元指数的升值幅度，达到美指升幅的一半几乎就是上限；反过来，一旦美元指数上行遇阻，人民币快速回升的概率较高。
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的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有较低层级的职位，拥有的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利较少，掌握的劳动技能较低，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也有限。所以，伴随着年轻人数量的减少，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都会遭到削弱。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最近增加85亿美元，总量则达到了1.18万亿美元，目前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有专家学者提起国债可以作为金融战中的“核武器”加以运用，我们不不妨先看看科幻大片的一些基本套路，其中的很多桥段和金融战很像。
“我本身是个中国人，我很难让全世界相信我是中立的，我也不会说那样的话。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如果我不能将各国同事、同行的各种观点、评价、忧虑和观察到的现象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那么我在亚投行的工作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金立群在接受《彭博市场杂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随着近期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逐步放松，非市场化的调控政策将逐步退出，房产税能否成为调控住房市场的长效机制必将被纳入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为了引导住房向着消费品属性方向发展，房产税减免政策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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