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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货币制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大幅增加了无担保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凭空创造了数万亿美元，而日本、瑞士和瑞典等少数国家的央行实行了一种不正常的负利率政策。
美国居民家庭支出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增长率都是刚刚从高点回落，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居民家庭相对较低的债务负担和相对高的储蓄率的对冲下，这些私人部门经济活动未来的增长率将会继续缓慢下跌。未来在达到某个临界点时，沉重负债导致的企业信用危机就有可能被引发。
这样一个群体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系统中失去了一切，自然会成为一个极端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对社会现状高度不满，但是由于自身缺少明确的社会地位以及同社会其他人的联系，只会倒向一个松散、去中心化、反建制的社会运动。
高管出售股票潮从2018年就开始，当下很多人担心目前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牛市难以持续。相对地，投资者经常将高管买卖股票视为内幕人士信心的信号。最近很多高管的加速退出确实表明对未来挑战的担忧，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我记得在一、二十年以前，我们能坐个马桶，已经感到很幸福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搞智能马桶了，但是中国还有五亿人没有坐上马桶。中国在这个阶段，落后就是潜能，所以这十亿人的收入增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增长潜能。
有很多人谈到收入陷阱，其实经济学上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就好像有一个暗物质拉着你，怎么都上不去，其实不然。这还是要看技术含量、劳动生产率、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是一个收入标准，不是陷阱。我们要往前走，第一要可持续，第二要再攀高，可以借助科技的进步来推动发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以及从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得好来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政策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忽视了我前面讲的内生性问题，结果经常是好心干坏事。
监管部门很难找到有序的方法去处理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当初就主张拯救雷曼兄弟，但最终无法实现。因为这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通常在多国开展业务，处置它们需要各国监管部门合作。当时英国财长认为，美方的要求是要把一家破产的美国银行的负担转嫁给英国纳税人，绝不能接受。
7与6.99或者7.01之间的差别其实微乎其微。汇率下跌的确对于出口厂商有一定帮助，但是更大的作用则是尽早打破了这个整数关口的心理魔咒。从长期看实际上央行的政策空间大大扩展了，提高了采取宏观调控的能力。
美国想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中屈服，推动人民币升值，打垮中国外贸。但关键是今非昔比，人民币能不能升值、会不会升值，还得看中方态度而不是听美国指挥。时至今日，美国不可能再主导类似日本广场会议的多边机制来迫使人民币升值。
逆周期因子是我国央行平稳市场的工具，老美难道不知道市场有“羊群效应”吗，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光被他们用来割羊毛了吗？怎么让我们的金融与汇率市场更加平稳是我们内部管理与政策问题，他们也要来管，这事儿只能说老美强词夺理。
美国刚刚给中国正式贴上了“货币操纵国”的标签，美国的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不过这预示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仅增长了6.2%。美国总统特朗普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态，他在7月15日发推嘲讽中国经济，特朗普在社交网络上的这番言论，再次说明他对中国的经济判断依然是非常短视的。
三个改造优先级必须完成的是优先级一的部分，即小区、楼道照明设施、维修更换水、电、燃气管道等，涉及投资约1.2万亿，多为政府财政开支。加装电梯，目前同样有无需居民先期参与的“北京模式”，以及完全无需居民介入的“上海6+1模式”，预计至少1.2万亿投资。
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
Libra计划公布后，很多人想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者有相似的地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了支付效率，便利了消费者，可以说Facebook设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但Libra似乎野心更大，Libra依附于一篮子货币，一旦成功将是一个新的全球性货币。
这就提炼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职能，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介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必须有能力率领自己国家的主力部队、金融集团参与全球的合理定价，保证本国的战略性、基础性要素的供给数量和价格。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国家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
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是无与伦比的，要理解这个成长就离不开理解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谈到中国的成功，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但我觉得，如果不谈中国共产党，想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美国不但对中国进行贸易和科技封锁，无端指责操纵汇率，而且已经在资本市场限制中国企业。香港市场无法满足中国企业的境外融资需求。衰落的大英帝国，虽然坐拥世界第一大金融市场，但面临脱欧压力，也迫切需要跟世界第二大国联合，以维持其国际金融霸权。
要理解数字货币的作用，首要问题是理解货币。经济学有两大学派，商品货币论和国家货币论。我认同后者的逻辑，所以我不认为比特币是货币。最近国际上又有稳定币的概念，比如脸书的想法，但现在还没看到稳定币的落实机制，怎么维护和法定货币的持续等值？
过去香港提供了中国大陆连接世界市场的桥梁，而今天，在这座桥梁已经日益变成危桥的现实下，我们为什么不跳过这座危桥，与世界市场直接联系呢？人才、资金、经济活力、经验和知识储备，这些我们都不缺乏，是时候跳过中间商直接参与国际市场了。
有人会问，中国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呢？潜力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完全释放的、潜在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发达国家、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在很多指标上，特别是在人均指标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正是我们的潜力所在。
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根据最新的数据，预测第二季度美国GDP将跌至1.3%。而且，比起2000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当前美国企业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依照这个模式，下一次美国经济危机大概率不会重复2008年，而是更接近2000年危机。
去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凯迪拉克汽车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消费者，提升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增长。尽管这些豪车的设计环节可能是在美国底特律进行的，但它们基本都是通用汽车在中国靠将近6万名中国工人组装完成的。
为什么管理部门及很多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资本管制措施？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汇率基本不动。要维持汇率稳定，潜台词是不能突破7，7是一个心理关口，只要到7就要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干预，让它不要突破7。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目前，美国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人民币大幅贬值也是美方所不希望的。更何况，我们无法持续地依靠低廉的价格获取竞争优势。
我国对外投资是以稳健的储备资产运用为主，利用的外资主要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使我国利用外资成本远高于对外投资收益，也是导致我国对外净债权但投资收益为负的主要原因。
美国国债数据是公开的，美国内部一些有识之士都公开说巨额国债迟早要出事，经常发出警示。特朗普也只有走着看了，因果其实早就种下。这事其实挺严重的， 美国经济面临这么大的远期危机，为什么国际上好象动静不大，还是觉得美国很强大呢？
观察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个企业的前四十名，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第一，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第二，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行业。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
在国际会议上，有西方经济学家问我，中国的廉价产品是不是由劳改犯人生产的。我说，中国政府有那么笨吗？如果你当政府的首脑，你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还是解决囚犯的就业问题？
20年来，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从10.98%下降到了6.17%。即使在经济危机之前最后的“繁荣”阶段，峰值也不过14.34%。这似乎反应了现今美国政府的施政理念：再穷不能穷企业。企业有活力了，才有足够的就业。至于税收，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补，如果补得回来的话。
特朗普很有意思，找了个鹰派领头谈判。他的算盘是，贸易协定是要谈成的，但莱特希泽是个好的谈判者，他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会要的更多。我觉得双方都是想谈成，谈成对国内经济也好。如果今年中美贸易谈判能够顺利签署，中国经济增长率还可以再达到7%。
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长超乎预期的达到了3.2%的高速增长，表面数据一片亮丽的美国实际上也不小的隐患：目前的消费完全是建立在信贷负债增加的基础上。一路高歌美国金融市场上，正在发生一个大家都不能忽视的现象：“独角兽”的集体冲锋上市。
美国国务卿授权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务院宣布，5月2日起将取消针对部分伊朗石油买家的进口豁免权，22日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就跳涨2美元至74美元/桶。油价上行对原油产出国来讲应该是有利的，美国也是产油大国，何以特朗普屡屡要影响油价上行呢？
根据精确分析，理论上当前的人口趋势有可能维持劳动力投入，比如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力教育和技能等方法实现。但这些方法要么涉及到重大的社会变化，比如延迟退休年龄在所有国家都非常敏感；要么需要非常庞大的支出，比如在加强教育和培训体系方面。
中国没有根据当时主流的转型理论，也就是新结构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结论来改革，中国是渐进的、双轨制发展，不是一下子市场化，一下子双轨化，一下子宏观稳定化。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实现了40年更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从3月份制造业PMI数据看，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PMI生产指数、PMI原材料库存指数，回升幅度要明显大于大型企业便是例证。如果说一季度主要是市场信心的提振，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对宏观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将在二季度进一步显现，二季度制造业PMI有望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产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持续上行，有可能持续影响国内通胀上行。但从原油供需整体形势来看，易下难上的概率还是会高一些。OPEC的“囚徒博弈”中，大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最优方案。非OPEC国家的勘探不断取得突破，也会增大石油供应。
在猪肉和蔬菜的涨价推动下，三月份国内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有所回升。而三月份国内社会融资增量也大大超过预期，达到了2.86万亿人民币。有不少人开始担忧国内的通货膨胀是否将开始抬头的问题。其实工业品涨价反而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
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目前扣除外债后的对外净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认为中国这么一个高储蓄、少外债的国家债务太多了，要发生债务危机了，就是在犯小马过河的错误。
传统的GDP指标已经无法反映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但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把精力花在研究这种转型上，而是专心致志给中国的增长叙事挑毛病。与其试图证明中国的成绩没那么亮眼，倒不如花功夫去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型，这样做对世界的意义要大得多。
洪晃曾发微博感叹，“德意志银行的私人理财是全世界最坏的服务，我都快被他们理成无产阶级了。”她买的理财产品2008年亏损46%时，德银的人还安慰她：“跟其他银行投资产品相比，我们银行的产品已经算坚挺了。”
我们可以说：是的，中国经济增长率10%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量变转向质变，这才是故事真正的精彩之处。
吸引外资当然也会伴随种种风险，比如占据中国民族企业的出口份额，破坏中国产业体系的自主性及窃夺中国的技术等等，这些危害也为人所共知。但在总体上，只要中国加强风险意识和国家安全保障，可以在整体上做到利远大于弊。
在考虑未来股市是否还有上行空间前，首先需要问一下自己“你真的适合炒股吗？”千万别以为笔者接下来要扯上一大堆关于经济学理论基础、基本面分析能力、投资者性格特征、技术指标运用熟练程度等等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字就够了。
中国经济最耀眼的增长期或许已经过去了，但未来十年即便只有6%的增长率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照这种的速度，中国的经济体量到2030年还会翻一番。届时以名义美元计算，中国也会是世界头号经济体。
财政部门真正具有巨大债务能力的应该是中央政府，不能在民营企业。中央那一层的财政，过分地关心所谓的遵守财政纪律，把这些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或让企业家去承担，自己尽量不负债。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的。
过去确实存在一些名义上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制定标准的技术委员会，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给予外资话语权，或名义上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参与政府采购，但实际上只采购国产产品的情况。这种做法的心理根源还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心态……
我国以增值税为第一大税种的情况，导致低收入者的实际税负高于高收入者，严重违法了税收对收入进行二次调节的功能。所以我国近几年开始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加强了以所得税为主的间接税比例。
中国的宏观调控，凭借其强大的国家能力对经济的积极介入，能够将“危”转化为“机”。这具体表现为利用经济下行的机会，将项目库中成熟的项目推向社会。项目一般都存放在发改委，之前也进行过论证，大多为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成熟项目之前为何不启用呢？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必须全面革新，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整合现有各派经济学的知识，构建新的经济学范式，才能把握当代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并探讨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挑战。
其实，沪深股市在之前一周似乎已经体现了对减税政策的期待，而本周消息公布以后，市场并未出现所谓的卖出下跌走势。经济学家们总是呼吁改革税制，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援引相关案例支持他们的论点时，总是对所得税和增值税不加区分。
美国误以为经济增速放缓会严重挫伤中国，并使其迫切想要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但只要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基本面就会发现占上风的究竟是谁。
不光今天不用担心外资会在华扩张以及带来安全问题，即便是在十余年前，这一担忧就大致不存在了，因为那时候中国电网的实力在全球就已经非常强大了，外资已经无力在华与中国展开竞争，更不用说中国电网技术与规模已经在全球占据不容置疑地领先地位的今天了。
“中国崩溃论”在过去30年里一再落空，不过中国最近公布的2018年GDP数据似乎使他们感觉自己的确是“掌握真理的一方”了。中国经济在2018年仅增长了6.6%，这是28年来中国经济的最慢增速。那些拥护“中国崩溃论”的评论人士迫不及待地说道：“我早就说过吧？”
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这些产业是中低端产业，中国还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我们基础设施还可以继续完善，我们环境绿色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在城镇化的过程。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将财政部官员有关国债“准货币”的提议理解为人民币“换锚”是缺乏货币金融学常识的说法，没有必要把它当真。不过，换锚的说法倒折射出了市场对人民币价值的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只能有一个自由度——决定一个，另一个就被动地被决定了，谁来主导呢？
比如说我们在外企建立党支部。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的公司治理教材里面没这个，但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规范。在中国你很难想象工会脱离党能发挥作用，工会必须和党结合才可能有力量。
高成长经济的上一程通常都是追赶模式，也就是超常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出口驱动的工业化模式，所有的东亚经济都是这样的。而下一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朝前沿的国家或地区收敛，增长进入收敛的模式。
下行压力是近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种宏观表现，这种表现的背后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要看到，我国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带来结构优化升级。
在金融市场经历了2018年底的恐慌和2019年新年伊始的紧张之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开始对“2019年的危机”以及随后很可能会发生的“2020年大衰退”发出警告。发出这种警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们感觉世界早该再次陷入衰退。
纵观过去四十年的国际经济历史，每次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收紧市场上美元流动性的时候，受到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急需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美元紧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内人民币债券市场的逐步开放，更是给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便利。
《世界发展报告》早就断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是整体经济的负累，虽则它们的效率是在改进中。”这实质上是否定了国企本质上无可救药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一直以来严肃的学术研究文献大都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确实是国企效率在改革过程中持续改进。
现行宏观经济学已经严重脱离经济现实，当代美国经济的二元化，即实体产品经济与虚拟金融经济两大板块的叠加，形成虚实二元经济。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发展针对当代虚实二元经济的新的宏观经济学。
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做出打贸易战的决定。特朗普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可能被吓倒。在特朗普争取连任的暗淡的路途上，加征关税和制造其他贸易壁垒会把他引入一条死胡同。因此，美国应尽快与中国结束这场贸易纷争。
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在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应该负起宏观调控的主要职责。私人投资只有在看到公共投资为企业赢了创造了强烈的外部效益之后才会跟进，加大投资力度。
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推行的结果却跟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这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库克及相关媒体有意回避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问题——苹果手机技术停滞甚至落后，中国竞争对手大幅赶上。更为糟糕的是，面对此种情形，苹果并未重视，反而一再提价玩弄市场，引发中国用户强烈不满，于是纷纷用脚投票，这才是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销量崩盘的根本原因。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偏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中美贸易局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但资金流出压力仍不容忽视。
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普遍停留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而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要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
两方面合力的结果就是个税纳税人数奇低，但一涨起征点就有大量人员工资超过原起征点达到现在起征点的边缘。如果哪天有报道说我国仅有数百万人缴纳个税，这个信息可能不是骇人听闻而是确有其事……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搞了四个经济特区，政策是不是有偏？偏大了。相对其他地区，特区的经济政策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通过“有偏的政策”带动特区和周边地区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全国发展。只有中性的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因为它是中性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虽然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该到“影子银行”去融资，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不去这里融资没钱用。如今，资管新政“一刀切下来”，“影子银行”基本全部停掉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全部回归到表内。这时候即便银行再有钱，也流不到需要钱的企业。
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尽管完成了年初预设的6.5%左右增长目标，但实际上，2018年的宏观政策并未非常妥善地实现经济稳定目标。可能还需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甚至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合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
近日美联储不顾金融市场的危险信号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继续加息缩表。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国内面对2019年将采取的经济对策。 很多自媒体解读为央行即将大“放水”，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央行在“补水”。
当年新大都饭店的18层新楼盖到13层，通货膨胀来了，项目就被砍掉，成了烂尾楼。当时我想写一篇文章或内部报道，指出行政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没有效率。但是，想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道理后，让我开始思考，原来我学的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否有差距。
美联储逐步改变货币政策却引来美股大跌，反映美股股价脱离了基本面。存在着泡沫，加息才会对股市产生那么大的冲击；有了泡沫，自然会有破灭的时候。未来一段时间，美股最可能的变化要么是逐步下调，要么是崩盘，抹去“特朗普升市”的机会是存在的。
俄罗斯的远东问题专家们非常关注“俄罗斯精英中很大一部分是欧洲中心主义者”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俄罗斯是时候作为欧亚大陆的一股强大力量受益于“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多文明融合”；俄罗斯不再仅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或欧亚大陆的一个连接点，俄罗斯更是“文明的桥梁”。
没有现代财产认证，中央政府很难真正具备向统计意义上的大多数人征税的能力，汲取能力难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也难以有效运用增减税政策工具，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处于被动状态。
我们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来那些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调整的问题。
诚然，由于发展模式带来的失衡，中国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与美国政府的说辞相反，特别是包括中美贸易顺差在内的这些失衡，并不是通过中国政府控制汇率或是扭曲政策刻意制造出来的。毕竟，这样的措施对于中国自身伤害更大。
盛宝银行股票策略主管彼得·加恩里认为，2019年其中一只“黑天鹅”可能出自公司债务问题和大公司违约。通用电气的大规模违约可能成为主角，该公司未来几年内无法再融资1000亿美元，通用电气将被迫诉诸美国破产法第11章进行破产重组。
在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四十年之际，中国已然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重回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的路上。但是这条路的前方还有四个主要的陷阱。好消息是中国的治理体制已被证明能够很好地适应在危机中的快速决策。
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金融压抑造成国企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而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比如2015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7%，日本是4.2，OECD国家平均不到10%，而中国则为47%。
经济学家讲中国的通货膨胀要来了，因为中国的货币发行的多，好像怪中国银行。他们的参照系就只看美国。我今天给大家破了迷信，一定要知彼知己，要观天下，看世界大势，你看世界大势以后就会发现美国不是正常国家。
实体经济、民营企业需要获得融资，而融资的供给方在银行业，企业需要融资没有错，肯定是银行在提供融资方面存在问题。我认为就是银行业的体系和结构跟整个融资的需求，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匹配。
现在离2020年大选则还有两年，特朗普采取的许多经济民粹主义政策在经济现实中有明显的缺陷，可以预期，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采取较平稳而不太偏激取悦选民的政策。
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但却起到了市场经济的一个支点作用。设想国家每修建一片电网、一座大桥、一条运河、高速公路、高铁和地铁线路，立马会在沿线和两头吸引和创造多少商机、民企和它们间接拉动的生产与就业？更何况涉及很多工业部门和基础科学的技术创新？
中美贸易争端是一场双边争端，虽然它具有全球影响力，但这些影响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事实上正如真正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往往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的赢家不是争端双方而是第三方。
有人说，现在民企发展遭遇瓶颈，资金短缺，都希望政府给予援手，不知是否有数据支撑？有多少民企在伸手向政府求援，尚并不清楚，但民企要求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却有很多事例。仅以企业的融资贷款为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便是一个世界性、长期性难题。
各国经常将公共资金用于促进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但投入资源以促进进口——正如中国刚刚在上海开幕的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所做的那样——确实很罕见。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早从她的摇篮时期就开始了。此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白区，是为了打破封锁，因此没有关税，就是到了延安时期也还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口商”就没有优惠措施。没有关税，优惠可以从营业税上入手。
总有一些人说我们对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摩擦准备不足，没有认识到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和意志，但其实回顾我们在贸易摩擦之前的一系列战略选择，中国绝不是没有战略预判，而是早早地就做足了准备。
贬值会进一步动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如果人民币出现快速、大幅贬值，外界会认为中国政府把调整汇率当作了救命稻草。如果不贬值，就无法面对贸易摩擦升级。同时，贬值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直接投资，对今后经济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美国企业可以通过这次进博会判断它们的政府如果限制对华输出中国所需的产品，中国能否从其他国家买到替代品；或美国是否应该通过提高关税还是增加对华出口来改善它的逆差。与进博会相关而且涉及中美关系的场外活动则是另一个看点。
为什么党和政府的文件一再阐述，民营经济却始终被认为是个问题，以至需要不断喊话来稳定人心呢？我觉得这恐怕主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没有回答，实际做法上与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还有较大距离。
中国所应对的条件和环境与当年的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萧条”。因体制不同，只要不发生大的判断失误，中国有足够工具和手段抑制经济的断崖式下跌。
我倾向于人民币走贬，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化解人民币高估风险是有利的，但并不是刻意的贬值。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经济总量都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汇率走低有助于保护资源，保护企业利润。
美国对华态度，特别是对华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两党的精英层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美国商会明言，原来商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会主动为中国说话，今天的美国商会当然也能为中国说话，但是他们愿意和政府一致而承担一部分损失。这就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