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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化水平，最终将会决定人均收入的高低。既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超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提升就会在未来成为大概率事件。
加征关税本质上是对美国内部危机的回应，其内部危机的严重性不可低估。特朗普正试图通过其保护主义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抑制美国资本被重新配置到境外生产当中，但却无法限制美国金融资本，或更准确地说，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即使是资本密集度和自动化程度高的服务行业，中国商业银行职员的生产力也并不很高。那制约了员工工资水平及其增长，也折射中国当前平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持续发展，避免堕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高质增长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高位平衡”就是当前管理层对楼市的基本态度。楼市在高位能够平衡，不仅能稳投资、稳预期，还能为经济转型、财税改革等腾出空间。棚改最后的“三年攻坚”、农村危房改造等都是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宝贵的增量，也是基建的一部分。
如果就业和财富是“赢得贸易摩擦”的标准，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会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确实有助于中国缓解由贸易摩擦带来的紧张危机，但一党制并不是中国将获胜的首要原因。中国能赢，是因为它在更巧妙地玩这场游戏。
7月，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国内，中央去杠杆态度坚决，P2P、信用债、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等风险有所暴露；国外，美元强势周期叠加贸易摩擦，全球市场动荡。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全球贸易摩擦，新兴市场普遍出现汇率贬值和股市下跌。
美国各界空前一致地指责中国作弊，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占了美国便宜，所以要靠关税讨回来。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作弊，那这个弊非做不可。因为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否则永远积贫积弱。美国与其讳疾忌医地指责中国作弊，不如和中国一起改变这场扭曲的博弈。
由于中国正通过技术创新、知识提升、制度改革等内源因素来维持发展的量和提升发展的质，贸易摩擦让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极低；个别地方和行业增加的失业属于摩擦性失业的可能性较高。
虽然撰写这份“301条款报告”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进行了多项调查，但所有调查对象都是匿名的，而且这些人的证词与道听途说几乎没有区别——那些话在法庭上是不可能获得采信的。即便他们的证词得到了采信，也不能明确证明外国企业被迫转让技术的情况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在马斯克看来，无论是5月初怒怼分析师股价大跌，还是8月初给分析师道歉股价大涨，一双双盯着特斯拉和他本人的眼睛，都是他眼下发展事业的阻碍。马斯克信心满满地拍胸脯保证自己资金充足，除了有沙特主权基金的支持，会不会也想在中国身上打主意？
2018年11月，量化宽松政策（QE）实施1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量化宽松堪称现代央行历史上最大胆的政策实验。美联储用量化宽松政策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是个全新的举措。因此，此举从最初开始就是未经验证的。
目前，房地产限购正在不断强化，商品房供给在整个房产供给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一些城市还在通过限价政策将房价人为地设定在调控目标上。这些都是走回计划经济的征兆。没有了房地产市场，房价可能不再是问题，但房地产和住房的问题只会更加激化。
悲哀的是，国内大量的经济学者，包括普通民众，对于清洁能源，对于光伏，有一种顽固的成见。以至于像高善文博士这种金融专家，因为只对光伏产业一知半解，就可以轻易武断地认定我国光伏企业是靠中国政府补贴才打败欧美国家的。
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拥有相对完整的先进的工业体系；特别在关键的技术环节必须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小国靠卖资源、发展旅游或集中发展一两个产业就可以实现发展，但大国不能。
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只会转移；中国高科技发展也不会停步，只会加速。中国正好借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反而是美国的就业、通胀、经济增长将受到不利影响。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贸组织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美国的“232条款”和“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显然都属严重犯规。
目前国内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紧缩过度造成的断崖式下跌风险，在紧缩大背景下适度宽松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措施。 表面看，每个季度的GDP波动都是0.1到0.2个百分点，但是和其他经济数据结合起来看，往往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问题。
思考汇率问题的起点，是要回答：汇率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这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国家整体战略上来说，强美元不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弱人民币也不符合中国的整体战略。
为什么说在节流方面，我国零售业的“数字化管理”才刚刚起步？因为我们总是把“数量化”与“数字化”混为一团。也就是说，用先进“数字化”科技，对商品进行传统的“数量化管理”。这就好比，用“精确制导炸弹”进行地毯式轰炸一样。
奥勒特根据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验，认识到要想实现可口可乐公司的目标，必须向政府证明：增加可口可乐的蔗糖配额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再次拿出公司一战的宣传口号，也就是将可口可乐定位成一个一心为战争中的国家做贡献的公民。
只要这个世界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那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保护的国家根本利益，是要守住的，这是底线。其他领域，该开放、创新、吸纳、包容、鼓励的，那是越开放越活跃。
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消费市场，但是生产还是割裂的，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某个地方的环保标准比较宽松，使得产品的价格更便宜，从而占据了更多的市场，这会吸引更多地方放宽环保标准。
中国经济结构回应宏观调整和技术进步而出现快变向好的局面，随着结构调整后的经济发力，随着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企业和新产业稳健成长，一个崭新的中国经济体将会屹立在世界面前。中国的复兴梦正在走出中等收入最后阶段的结构变迁高速期，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已经认识到了特朗普政府执着于强迫其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荒谬性。但中国也知道，贸易战的爆发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与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不同，中国领导人承诺增加进口并开放国内市场，在未来5年内中国商品进口总值将达到8万亿美元。
美联储在加息缩表，欧洲央行刚刚结束的利息会议表示要在9月份结束他们目前的扩表政策，意味着这一轮信贷紧缩周期和贸易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吸取被美联储加息“拉爆”的阿根廷的教训，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当前整个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危机，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替代性的独立的区域系统的可能建构打开空间，而后者，又将为一种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上海成为了全国首块土地批租的试点城市。作为这段历史的推动者、亲历者之一，梁振英对此有何回忆？当时设想的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状态该是什么样的？在处理住房问题时，个人和政府该分别担当怎样的责任？
一年半以来 ，许多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纷纷出台，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历程之后，我国的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确实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金融业的新一轮开放已经启动了，拉开了新的大幕。
这并非是一两次磋商就能彻底解决的。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决定了在具体细节上还会进行非常激烈的博弈。从方向性共识到真正实现稳定健康的双边经贸关系，需要两国不偏离此番共识，尽可能弥合彼此就中美经贸关系定位和目标的差异，这仍然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欧洲央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他们可能担心再次陷入192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
大多数美国人坚信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认为美国当务之急是通过关税填补贸易逆差，但其实美国无需借助关税削减逆差，造成逆差的不是中国，更何况中国产品帮美国家庭省了一大笔开销。失去理智的美国没有意识到，遵循经济理性的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
股东福利和市场价值并不完全相同，企业应促使前者最大化，而不是后者。关于管理层产生重大社会后果的决策，企业应该征询股东的意见，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资产管理机构。
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推动移动支付发展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发展缓慢，一直将利益视为第一位，而不是客户服务体验，这就阻止了信用卡使用习惯的发展。但恰恰是西方银行一直将盈利放在第一位，让许多人掉进了信用卡债务陷阱。
无视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无视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的绝对主导地位，认为特定社会能否成为或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取决于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这应该跟马克思理论的本意相去甚远吧。
今天，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争，更是全盘战略布局的比拼。中国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许多热点挑战，比如印度、朝鲜等等。我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盘战略考量的基础上，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有效管控在目前这种世界格局下金融开放必将带来的巨大风险，拒绝美国在金融开放上的过分和无理的要求，因为，金融，从来都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金融抑制政策和特殊的金融市场结构，为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除了金融与实体的循环，金融机构内部形成了另一个循环，且后者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在抽实体经济的“血”，各种违规操作只是资本的游戏，对增加社会福利并无多少直接或间接作用。
《资本论》所包含的学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可能的理论基础。它的深远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
在外需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我国宏观政策已经向扩内需的方向有所调整。但国内对地方政府融资的清查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融资向实体经济的流动，使得金融市场资产荒的情形再度浮现。在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和抑制金融市场加杠杆的双重目标下，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中期，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开始处于持续逆差状态，而中国那时还未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占世界GDP与世界贸易的比重极低。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极低，而当时美国货物贸易陷入巨额逆差。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5月2日的行情再一次说明，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境内投资者的总体情绪是相当稳定的。投资者已经能够非常理智地看待美元走强导致的人民币被动贬值，在交易中共同采取了“盯着美元走”的策略，似乎谁都不愿意冒险主动做空人民币。
若美元指数继续上攻，人民币对美元虽然会继续跟随走弱，但贬值幅度将远小于美元指数的升值幅度，达到美指升幅的一半几乎就是上限；反过来，一旦美元指数上行遇阻，人民币快速回升的概率较高。
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的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有较低层级的职位，拥有的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利较少，掌握的劳动技能较低，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也有限。所以，伴随着年轻人数量的减少，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都会遭到削弱。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最近增加85亿美元，总量则达到了1.18万亿美元，目前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有专家学者提起国债可以作为金融战中的“核武器”加以运用，我们不不妨先看看科幻大片的一些基本套路，其中的很多桥段和金融战很像。
“我本身是个中国人，我很难让全世界相信我是中立的，我也不会说那样的话。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如果我不能将各国同事、同行的各种观点、评价、忧虑和观察到的现象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那么我在亚投行的工作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金立群在接受《彭博市场杂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随着近期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逐步放松，非市场化的调控政策将逐步退出，房产税能否成为调控住房市场的长效机制必将被纳入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为了引导住房向着消费品属性方向发展，房产税减免政策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到建国百年时，支撑中国成为全球高科技制造业领军者，这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因此中国不会屈从于美国主导的高科技经济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国不会退让。因此世界经济重心将在2025年之前发生自西向东的根本性转向。
胡萝卜与大棒都没能使中国变成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美国要打的不只是贸易战，贸易战只是手段，主要目的是尽力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全面开放。打开中国市场，这也是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共识，他们都在等待美国打开中国的市场，使他们可以同等受益。
如果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并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更好的进入中国的机会，那么目前的战略是完全不可行的。更有可能的是，他意在兑现早已做出的竞选承诺，以维持其基本盘选民的忠诚度，直到11月的中期选举。
中国既没有条件像美国一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
中央的产业升级计划，如《中国制造2025》，是否会改变中央—地方的分工关系，产业政策模式是否会从多层级模式转型到两层级？中央试图直接掌控产业政策，然而中国庞大的规模必然带来的协调与监督的问题，向来不易解决，此次也未必能有所不同。
当特朗普正在极力威胁发动一场很多人认为是不必要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时，他可能正在给自己打造一个更危险、更强大的贸易竞争对手。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家们说，特朗普的行为将适得其反，他其实正在加快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经济体的步伐。
贸易冲突对人民币汇率方向上的影响其实是高度不确定的，人民币是否升值过度也十分值得商榷。我们不能以个体投资者的心态来揣摩监管当局的立场，所以企业在做结售汇决策时需十分慎重。
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将严重冲击高度依赖贸易的德国，更会严重破坏全球贸易，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崩溃、西方阵营瓦解。因此欧洲可能必须倒向中国，以向东看的亚洲政策取代跨大西洋主义。
现代政府处理经济危机使用的很多看起来高大上的措施，比如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工程建设提供就业机会等，在三千年前的《周礼》和记载春秋时期管仲思想和实践的《管子》中都有很多记录，所推行的政策措施比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以民为本，也更加有效。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观目的是打击中国，但在客观上却可能给中国一个推力。借助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契机，中国可能摆脱对美依赖，推动国家更加深刻的变革，在产业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及文明发展等深层次领域实现全面超越。
随着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逐步重视，中欧贸易量再翻三番应该都不是问题。默克尔在这个时候，却想着携手美国抗衡中国，应该是大选时把脑子选坏了吧。她还想代表欧盟表态，其他国家应该会说，先管好你们自己的企业吧。
中国应如何应对唐纳德·特朗普近日宣布的那些极具侵略性的贸易政策？答案是：以战略取胜。中国应当制定长远的策略以应对美国日益高涨的敌意。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当下国际关系中极度不稳定的因素，但中国应当为自己和世界的利益着想，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下。
特朗普指责中国关税过高，这一指责也得到诸多国人的赞同，很多人直觉地认为关税越低越好，最好是降到零，让自己可以更加便宜地购买外国商品。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关税并非越低越好！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的爆发性增长往往发生在美国经济出大问题的前夜。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自己人肯定最清楚自己的情况。但至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估计经济学家们很难达成一致，但从资本流动数据看，似乎不少人已经嗅出了风险的味道。
应该把上海石油期货的推出，理解成中国走向世界市场的宏观规划中的一个小动作。这个动作本身不会有神奇效果，中短期成效也不能寄望过高。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运行，这相当于在市场上扎了个钉，就钉在这了，会好好发展它。
虽然“石油人民币”短期内不可能撼动美国的“石油美元”，可只要随着我们国力的增长，一步步确立区域性的“石油人民币”模式，也会使得我们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并享受到铸币税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市场。
现在所谓“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总是认为“放”得还不到位。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简单理解的“市场化”。
这份报告真正重点讨论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从报告内容看，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主要在于中国在产业和技术实力上快赶上美国了。
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中央很清楚，仅靠财政一只手无法充分控制地方政府的财力，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金融体系获取资金，但背后透支的却是中央的信用，不可任其发展。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国地税机构合并，是继“营改增”在税种上中央上收财权之后，在征管体制上进一步上收财权。
在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中国对美一直展现出真诚合作的建设性态度，但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却看起来有些反复无常。如果仅从贸易视角出发，特朗普的很多行为难以理解，但如果从产业竞争的视角出发，特朗普的行为就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对于具有一定对外开放水平的大经济体而言，始终会面临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基本都会对资本流动和市场情绪产生影响，进而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所以货币当局想将汇率维持在某一个近乎固定的水平是十分困难的。
两会期间，消费话题是与老百姓生活最息息相关的领域之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务新模式”。商务部部长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要“搭建平台，促进消费……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这两年，最火的“消费新模式”就是“新零售”。
特朗普在上周四突然宣布了加征关税的新闻后，紧接着周六就在佛罗里达自己的庄园举行了首次为总统连任作准备的募捐宴会。这是巧合吗？特朗普邀请那些给自己竞选捐款数额巨大的VIP们共进晚餐，这种权钱交易，在美国很大程度上被合法化了。
西方人经常问我，“中国善于模仿，但是有创新能力吗？”数年前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把握，但我现在有信心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大家都承认经济转型非常困难，但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的创新经济已有了巨大发展。
目前几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在可控范围内，包括就业、赤字、物价等，没有大的起伏，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拔高目标的实际价值就不大了，也即，加快增长已经不是最优先的发展目标了。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进口国，最大的进口伙伴是加拿大、巴西和韩国，因为钢材作为大型贸易品，有一个最优运输半径。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决策机制最可能是对各国无差别地征收关税，不仅打击中俄，也打击盟友。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财政预算和执行出现了偏离，而且呈现偏离扩大的趋势。同时，各个地方财政预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文以真实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数据为我们展示了2017年财政预算的全貌。
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论据之一是中国政府债务严重。由于中国没有官方统计，境外一些机构评估中国政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中国政府组织了两次了全面、深入地审计，实际情况与境外机构的评估大相径庭！此后，中国政府债务问题严重的忽悠劲就小多了。
笔者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一线交易员看到了明显的央行入市干预的证据，所以人民币的调整可能主要就是一次市场情绪的调整，和央行的关系不大。当然，对于央行来说，出现这种调整肯定不算坏事，这种自发的双向波动也是其一直希望看到的。
亚投行首先必须做工作队，不做清谈馆。如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在日常的机构运营和项目管理中，离不开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引。 观察亚投行从2013年倡议筹建到开业运营已满两年的全过程，亚投行的发展和理论研究需要把握好三条思路。
兵法是一种处于高度对抗状态下，急需灵活反应，判断胜于认知，行动胜于言语的思维方式。行动者的所有认知，都是“知之”加“不知”，千疮百孔，充满怀疑、猜测、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朝好了讲是“艺术”，朝坏了讲是“赌博”，特别不像“科学”。
一线从事结售汇业务的人，包括银行的总行交易员和分支行的客户经理，普遍感觉2017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购汇，基本回到了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状态，只要能够提供真实的贸易单据等证明材料，购汇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中方一个可行的博弈出路是做好打赢贸易战的准备。中国能打赢贸易战，贸易战就打不起来。在当前中国服务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可针对美国企业设定差别化的市场准入政策，而这将是威慑美国的有效策略。
我认为，牛市远没有结束，因为宏观因子还未发生反转。但是，的确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市场的情绪无法得到迅速恢复的话，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如果产生了负面冲击，宏观经济和公司盈利都会出现负面增长，如果是那样，牛市就真的可能结束了。
如果说2017年通过打击贬值预期重新树立了市场对监管的敬畏，那么2018年则是令市场对人民币的定价规则建立信心的关键年份。在此过程中，监管当局可能要承受相当沉重的舆论压力，但一旦中长期基本稳定真的被公众相信，其长远好处值得付出暂时的代价。
我1987年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出现第一次高通货膨胀。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通过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以压低总需求。从主流理论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明政府不理性。既然如此，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如何实现每年10%的增长呢？
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中国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并将以其经验，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它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
如果说2017年银行业的主旋律是“监管”和“瘦身”的话，那么站在2018年年初，银行业已经有了一丝“再起航”的意味，只不过此时的银行，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同业嵌套模式和资金内部循环，更加注重支持实体。
我之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复盘1987年崩盘，主要是为了2018或者2019年美股再现崩盘做准备。越能深入细节，越能感悟市场的脉络和当事人的心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交易，尤其如此。当你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你就会在某些历史关头展现出神一般的操作。
最近，大妈大爷们据说有了新的生财之道，举报某某银行的理财“刚性兑付”。事实并非如此。按照目前的规定，保本型理财不仅合规，而且合法。不过，即便没有大爷大妈监督，银行有一天也会兜不住，都在拼命把居民财富吸收成商业银行的理财资金，成了金融菜市场。
市场交易是个动态博弈过程，将汇率固定在某一个点位或者某一个较窄的区间，从而为资本流动创造条件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但难度很大。即使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有能力通过舆论造势和市场运作在一定时间内压低美元汇率，但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美元回流，反弹很快就会出现。
不是任何失败者都会受到硅谷创投业者的另眼相看，你失败不要紧，但若人格特质上不够自省与积极正面，那再宽容的投资者都不可能贸然给你资金。对追逐利益的商业世界来说，失败者所在多有，但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取得了宝贵经验的“领悟者”，而这就是值得投资的商机。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
2017年人民币的走势并非否定了趋势的存在，但却生动地提醒我们：趋势可遇不可求，长期趋势更是如此，所以除非你是职业赌徒，否则最好不要试图把握所谓的长期趋势的脉搏。
林毅夫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时曾强调，基于韩国或新加坡的历史经验，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中国将花费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从当前的人均GDP水平，跻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能运用后来者优势。
众所周知，在过去2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能源消费大国。根据国际能源署2017年11月14日最新发布的能源长期展望报告预测，中国的这一地位至少还能保持约30年之久。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中国这个巨头未来会表现怎样？不仅是中国将如何使用能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如何在能源领域展开投资？
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的1.0；以凯恩斯、以及更早的李斯特为代表的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2.0；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们看来则属于市场经济3.0。市场经济理论3.0是对2.0的继承和发展，并与市场经济理论1.0根本对立。
雁默对两岸5位青年进行了采访，以了解他们衣食住行的各类消费水平，还请他们估算身边朋友的消费情况，由于租房、房贷的情况每个人差别很大，只能聚焦于生活开支略作比较。来自各地的读者朋友们，这些估算和你们的情况是否接近呢？
由于近期国际市场美元跌跌不休，人民币对美元强势上涨，上周五已经升穿6.50，最高触及6.4580。虽然笔者在此前文章中多次谈到，人民币升贬值和中国的外贸规模的变化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最近还是有朋友担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伤及中国贸易，其实这大可不必。
一般而言，监管的严格程度，与监管的颗粒度粗细息息相关。近期金融领域密集的监管新政，就是在不断细化金融监管的颗粒度。而精细化管理的背后，是中央对金融领域的全面收权。这第一步，就是把金融领域洗一洗晒一晒，就像晒被子一样，拿到阳光下拾掇拾掇，主要目的是清理过去的不当得利群体。
当市场情绪已经基本稳定的时候，逆周期因子的使命其实就基本完成了，这时令其暂时退出舞台是十分正常的选择，谈不上太多的政策暗示。这和8.11汇改之后的市场波动是一个道理。
1月9日和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会见首次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其中，10日，两国元首举行的是正式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秉承友好传统，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自2017年12月中下旬开始，人民币又迎来一波比较迅速的升值，于是监管当局又一次旁敲侧击，给市场适当降温。2018年，人民币有较强的升值动力，未来，我们有可能会多次看到监管当局的降温手段，当然现在会更加市场化。每一次降温，都会提供较好的客盘结汇窗口机会。
汇改之前的数年间，大量资金，既有实需资金，也有投机资金，借助境外低利率环境，在进行境外融资、境内回流的操作，享受境外利率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双套利。笔者感觉，汇改之前的这种境外融资、境内回流的模式，近期似有重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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